李嘉诚接受南方报业专访，报道“出口转内销”，当天就在香港引起媒体广泛转载和评论。很少接受专访的全球华人首富，为什么选择接受内地媒体而非港媒“畅所欲言”，一边解释他不会从香港“撤资”，一边驳斥“地产霸权”是笑话？

对生意遍布全球的华人首富，他愿意在哪里、跟哪家媒体接受访问，这在以前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偏偏是在李嘉诚频频出售旗下香港资产、香港社会对此疑虑重重的时候。撤资的传闻从香港而起，而香港新闻自由、言论多元，他选择不跟本地发言，难免有人猜测他的言外之意。他究竟是不喜欢香港媒体，还是不喜欢香港政府？

香港，有人说早已是“李家城”。在低税率和无反垄断法的情形下，六大地产商控制全城生意，似乎毫无难度，也是必然的结果。

从七十年代的白手起家，到现在的全球布局，香港几乎是地球上做生意最佳的地方，只要遵守永远的黄金定律“高卖低买”，因此被经济学家称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哪怕贫富悬殊到了警戒线的危险局面，仍然觉得“积极不干预”政策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贫富悬殊是普世皆然，李嘉诚所言的“世界大趋势”。

确实，从利润的角度，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从香港撤资。背靠内地大市场和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在全球做“高卖低买”的生意，再没有比香港更合适的地方了。不过，“撤资”的指控带有政治定义的成分，尤其当“爱国爱港”已被明码标签为香港未来特首的条件，情况就绝不止于生意经了。

现在的香港政府一意要“全面改革”，气魄不可谓不大，尤其是今年推出仿效内地住房限购令的“楼市双辣招”，以及“港人港地”政策：非港人购入工商和住宅物业，需要缴纳15%的额外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特定区域兴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后30年的转售对象，都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这确实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楼市调控政策。

但政府民意低迷，做起事情手忙脚乱，也让原来的游戏规则和利益格局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

“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主要看情况而定，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保护股东的利益。”显然，股东利益高于一切，就是“高卖低买”的另一种讲法，也是给自己所留出的后路。但在李嘉诚的商业帝国里，这种调整牵动的绝不是股东，也意味着大量基层劳工，牵连着社会的就业情况和经济格局。

李嘉诚斥责的显然不止是媒体的传闻，他说：“‘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矛头所指，显然不是媒体，而是他真正的担心——政府正在积极扭转“积极不干预”的长期既定政策，以“平等”为名挟民意对商界“开刀”。

没有比这句话讲得更直白的了：“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难以处理的。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和原则。这些‘社会操作系统’来之不易，需要时间孕育，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原来在神圣的“自由竞争”冠冕之下，政府的“手”和商业的“脚”灵活配合，却罔顾了社会的基础福利，导致人人都有机会的橄榄型社会，在三十年间逆转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下流社会”。地产霸权不是一个政治标签，而是生活写实。

那么，究竟香港社会是否做好了准备，接受“超人”离场，从而相信“大政府”可以更好为“小社会”谋福利？这几乎是另一个痛苦的问题。李嘉诚面临规则洗牌而有所避忌，小民百姓又凭什么相信，新规则有利于他们而非另外一群特权者？超人所担忧的，也是市民也该担忧的吗？

李嘉诚说，自己最后悔的是没有早一点建立基金会做慈善。他甚至把基金会看成第三个儿子，愿意拿出自己三分之一的资产给它注资，因为觉得做公益，是最能延续自己生命的事业。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自我反省。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