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8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描述中国科学研究尴尬的现状。文章提到的问题在中国的科学家圈子中基本上是大家都清楚的秘密。但是对于科学圈外的读者却是一个很好的介绍。

据《经济学人》的统计，中国大陆学者在 SCI 中发表文献的比率从2001年几乎微乎其微到2011年占据到了9.5%，仅次于美国。从2002年到2012年之间差不多有超过1百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术文章在 SCI 系列的学术期刊中发表。

可以说成果是喜人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喜人的数据背后却也隐藏着很多问题。

比如《经济学人》认为，在这些数据背后，存在一个很愚蠢的中国式逻辑。因为教授们被限制在一个以文章数量为主要考评标准的框架之下，这样使得论文的数量和薪资待遇划上了等号。

而这个等号的划上，就滋生了很多的问题，比较严重的就是假论文或者捏造数据等问题，近年来最有名的就是井冈山大学讲师所发论文被撤下 等多次的丑闻。《经济学人》的报道是现在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论文造假公司，而且生意红火。

《经济学人》披露的潜在漂亮的数据的背后的问题也是非常深层次的，就是“自行引用”问题。我们如何来评价一篇论文的好坏呢？对于并非这个行业中的专 家来说，最直观的一个办法就是看这篇学术论文被引用了多少次。按照正常的思路上来说，如果这篇学术论文被多次引用，就说明这篇文章在这个学术领域内的重要 性是多大。但是为了这个引用数量的提高，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在中国（其实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问题）演化成了没有名气的教授就是经常在自己其 他论文中引用自己过去的论文来提高引用次数，这种可以被归纳为显性的“自引”，而另外一种隐性的“自引”则多发生在院长或者更加高的学术职位，以至他们在 发表论文和被引用上都占有了隐性的优势。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是对，是否发表 SCI 的学术论文就是具有学术能力的唯一表现这点质疑。但是同时也必须值得肯定的是，用相对权威的 SCI 论文数量的确很大程度上冲抵了权力与学术相捆绑的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这个标准给当时还处于朦胧状态的中国学术制定了一把尺。但是随着学术质量的提 高，这把尺的负面作用就显现了出来。除了如这次《经济学人》提到的这些问题外，我个人更愿意将这是一个缺乏的大师的年代的原因归咎于这套标准。

奋斗在任何一门科学学科领域内的朋友们都能明白，要想在自己的领域内作出些进步性的东西，没有一万小时的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而1万小时还只是这个 领域内的基本入门而已。但是现代的学术体系却希望一个博士生在完成自己的学术论文之外，要发出N篇论文。而这样的才俊才能在学术领域内出人头地。但是事实 上这样的模式只是能够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领域中能够玩转，因为对于实验的观察和演化本身就能迅速成为一篇论文，出现优秀结果的然后放到学术工作者们都能 看到的专业期刊上，让大家讨论。然后几个实验的发表就能综合最后形成自己的毕业论文。但是在这样的实验科学外的领域则完全不是这样。比如一个跟踪式的社会 学研究，比如假设研究目的是看卡特琳娜飓风影响过的孩子学习能力更强（弱），那么这样类似的研究，就需要耗费上几年甚至十几年。而往往有很多社会学家一辈 子也只能成功运行几个项目。有这样特征的学科并不在少数。但凡只要偏向理论研究的领域，这样的模式的运行都很值得再审视下是否合适。

简单来说，这样以数量为高度竞争行为的模式，这样在普通科研教学人员比体力劳动者工资待遇低得多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高度竞争来直接将工资外的奖金 直接和论文数量挂钩的方式，实在是太浮躁了，根本无法使普通研究者专心长期研究一个领域。只有数量而无质量的现象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晰，因为虽然中国拥有了 庞大的 SCI 论文数量，但是他国学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比例却非常低。

中国学术体制，的确是需要重新反省一下了不是吗？

经济学人：中国的论文造假已达到产业规模

《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了中国已经形成产业的论文造假：在盗版光盘和拷贝产品设计之外，中国还有一种更具有知识性的盗版产品——伪造学术论文甚至是假冒科学期刊。

武汉大学沈阳教授领导研究的一项结果显示，中国买卖论文 2009 年的规模达到了 10 亿元人民币。

中国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在 6000 多名接受调查的研究人员中间，有三分之一承认有剽窃、篡改和捏造数据的不当行为。但该调查的细节并没有公开。

PNAS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和印度两国因为剽窃而撤回的医学论文超过了美国，而美国发表的医学论文数量要多得多。中国因为重复出版而撤回的论文数量高居第一，因为造假而撤回的论文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