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七十年代生人，九六年开始从事刑侦工作，后来因故下海从商，
在网上围观朱令案已经很久了，前几周偶尔在某个老朋友群里和朋友讨论说起这个案子时，一时老职业病发作，忍不住技痒就在群里说了一串，朋友劝我：“你应该把你说的发到天涯”。我当时只回他们说：“已经晚了。”
再看了几周，发现此案在网上已经逐渐失控，大量水军使用重复的暴力语言，喊着特定的口号攻击一切还企图继续理性探讨的人。我就再叹一句“确实晚了”
但即使晚了，还是决心开始写这篇文章，就当为我国普法，刑侦手段普及做点贡献吧。

在本文中，许多提到的刑侦手段，刑侦思路，在九十年代，都属于不传之秘。因为当年各种科技，医学都不发达，或者发达而不普及，警察基本上就靠这些手段和思路来破案，但在今时今日，应该已经不属于什么秘密，所以也就敞开谈一谈。
本文中提到的线索，均来自网络。本人不保证其真实性。仅供思路探讨。

在开始正文之前，先正本清源，谈一些常识。
在之前有篇文章里的假警察（原谅我直接判断你是假警察），用极其轻佻的口吻来述说一些刑讯逼供，窃听等技巧，以暗示他是内行人。但正恰好如此，才说明他是外行。

第一个是假警察轻描淡写说的窃听器的问题。
警方通常使用的窃听手段，是电话窃听。动用到窃听器进行生活窃听，这一般是跨国案件（就是俗话说的境外势力介入），或者重大经济案件。对嫌疑人生活窃听是要申请高层审批的。一般刑事案件是批不下来的。
九十年代的窃听器有多大呢？有核桃大小。到了如今科技发达，电子元件越做越精密，无线窃听器依然有龙眼大小。因为有一个坎是迈不过去的，那就是供电问题。
龙眼大小的窃听器所能使用的电池，按目前科技，用最好的锂电材料+最小的电路板来做，一般不能超过200 mAh，单纯用作录音，能录6个小时顶天了。如果加上无线发射，能用1个小时顶天了。（这只是实验室理论值，实际上会根据环境各种缩短)如果想要继续缩小 窃听器的体积，就要减少电池的体积和容量，但这就得不偿失了，谁都不希望辛苦装个窃听器，最后只能录音几分钟，十几分钟。
如果真像那位色眯眯的假警察所说的，他能把窃听器放到嫌疑人的衣服上，甚至贴身文胸里还不被发现。对不起，先生你科幻007片看多了吧。微型核能电池还没发明呢。

刑讯逼供的问题
又比如说那位假警察提到刑讯逼供，公然说不招就直接打死，还有人以公安局长的口吻发布“直接打死孙维丢江里”的说法，这种其实是用老百姓的思路去看警察，就像农夫幻想皇帝每天下地都用金锄头一样。
在九十年代，刑讯逼供的确广泛存在，但是刑讯逼供在当年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刑讯逼供的逐渐废除，其实是因为其带来的负面作用已经胜过了其正面作用。因为刑讯逼供实际上对惯犯，心理素质强大的罪犯，是基本没有作用的。会在刑讯逼供下招供的，通常都是新手或者无辜。两者几率是50%比50%。

而且老刑警都知道两个禁忌，
第一个禁忌是：你可以动手，但是不能过度，打到一个程度不会招供的，打死也不会招供，快打死才招供的，招供也是屈打成招，事实上在九十年代因为刑讯过度打死嫌疑人的，基本都是管不住自己暴力欲望的新警察。大案要案在大城市，没有人会交给新警察负责的。

第二个禁忌是，你可以做，但是不能说，像“打死”这种词不能出口，出口的话，万一出了事，就是蓄意谋杀。即使对方没死，你也是蓄意伤人，性质就不是刑讯 手段过度这么简单了。能在京城当上公安局长的人，没有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否则早就丢官了。除非他故意这么说，但他为什么故意这么说呢？ 在什么场景下这么说呢？

如果真要刑讯逼供，作为刑警，会优先考虑逼供哪些人呢？
后文会细说，这里继续打假

首先是其他人已经提到的“犯罪嫌疑人”的问题。在97年之前，一般不使用“犯罪嫌疑人”这个说法
对于调查对象，只有2种称呼，一种是“嫌疑对象”（各种明暗排查中），一种是“犯罪分子”（抓起来先关着再说）
八九十年代时，法制并不健全，公安对一个人关押询问，就算没有定罪，对外一般也就说是“犯罪分子”。这个“罪犯”的称呼，给无数只是有嫌疑的人，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就算被查出是无辜放出来，罪犯这个词至少已经跟过你一段时间了。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会说你一辈子。
你有可能从此找不到工作，有可能因此妻离子散，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许多惨剧。
随着法制逐渐健全，现在才统一把未经法院定罪的调查对象都称为“犯罪嫌疑人”。避免了许多悲剧的诞生。（基本上是2000年之后才逐渐到位的）


贝志成先生曾经提到，孙维是案中的“唯一犯罪嫌疑人”，并且特别注明清华大学因此扣发了孙维的毕业证。
但事实上，如果孙维已经到达被扣押询问的阶段，那么其实按照当年的定义，她已经会被称为“犯罪分子”。
在贝的回忆中也提到，警方也曾经对他进行过一次询问。按照当年的定义，他毫无疑问也会被视为“犯罪嫌疑人”，但是为什么在贝的定义里，孙是唯一犯罪嫌疑人，贝不是呢？
要知道，北大也因为朱令案劝退了贝志成，我们可以知道北大为此劝退贝，但北大劝退贝志成的具体原因，贝至今缄口不语。甚至装作从未发生。

贝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被北大劝退这件事情呢？如果孙维被清华扣发毕业证，算是孙维是“唯一嫌疑人”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完全可以用在因此被北大劝退的贝志成身上。贝志成到底隐瞒了什么更重要的信息？

我们回顾当年国外对朱令案的描述，当年的描述是归结为“求爱未遂的男子下毒”的，为什么到了2002年开始，才开始有人暗示是孙维下毒，到了2006年，贝志成才开始公然指责是孙维？

为什么在1996年时，国外媒体会报道该案为求爱情杀？而这个观点，如今为何完全没人提起?
刑警通常的思路是——事出反常便为妖。

　　贝的事情先按下不表。
我们继续回到常识上。
在朱令案中，民众有几个常规误解，包括一些网络假警察，别有用心的律师也在炒作这个概念。
比如说“为什么案子没破，却不继续查下去了？”
首先，要好好解释悬案这个东西。
在每个城市的公安局里，都有无数无头悬案，即——找不到现场痕迹证据（或现场痕迹太多），找不到有杀人动机者，找不到作案手法场地，甚至找不到受害者……的案件
警察也是人，不是每个案件都能侦破。特别是许多临时起意杀人的。杀人前无迹可寻，杀人后线索杂乱。
这类无头案，其中不乏受害者死得极为惨烈的。但是惨烈并不是持续侦查破案的理由。持续侦查破案的可能性，取决于现有线索的多少。也取决于办案经费。
先说办案经费，每个分局都有总办案经费上限。这个办案经费由上级派发，要分配给每一宗案件具体使用。警察出去查案，吃盒饭要钱，住旅馆要钱，跟踪嫌疑人进电影院买票监视要钱。每一项都很具体，很琐碎。
通常来说，如果一个案件把办案经费都花光了，还没有找到足够的线索，那么这个案子基本就会悬停起来。至于这个案件的办案经费具体是多少，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分局都不一样。
我这里提供一个参照物，在1996年，某个一线城市的警察局，一个人命案的办案经费，上限是两万人民币。

　　我们现在回到警方视角——假设凶嫌的范围在“这几个月里，曾经和朱令接触过至少2次的人”
这是大范围，因为和朱令接触2次的人，可能有无数，根本不能确定凶嫌。
下面开始尝试缩小范围。
在遇到凶杀案，受害者已经无力阐述经过的时候，缩小范围的做法

1.凶器相关
2.动机相关
3.反常情况

我们先说凶器相关，凶器相关有很多维度，
1.拥有凶器的人
可能拥有凶器（铊）的对象列表如下
狭义——清华，清华相关导师，清华相关材料保管人。其他17个拥有相关材料的单位及相关拥有人。
广义——全中国所有接触到铊，又到过北京的人。

2.可能使用到凶器的人
狭义——孙维，孙维的导师
广义——一切能接触到铊的人，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

为什么分为狭义和广义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发生了枪杀案，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除了部分人，持枪都是犯法的。但是会持枪杀人的人，本来就不在乎是不是犯了持枪罪，而在大部分的案件里，罪犯所用的枪支都不是合法的。

所以在发生投毒案时也是同理，不能因为发生了枪杀案，就认定在清华的某个合法持枪者就是罪犯。

3.最有下手机会的人。
孙维在这个环节，嫌疑最大，因为她同时符合可能使用凶器，以及最有下手机会两个标准。

4.最早发现凶器/凶杀现场的人
举个例子，当发生了凶杀案（杀人手法不明），有人第二天拿着一把刀来交公，说这刀是他捡到的。因为他发现了凶器和凶杀现场，所以他必然手拿过凶器或者到过现场。如果他没有合适的理由证明他如何发现凶器和到现场，那他的嫌疑就无法排除。

在上述范围中缩小，1和2因为范围太大，几乎无法判断，几乎是靠运气来找线索。所以判断最初嫌疑对象时，通常会在3.4之中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