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怀特（澳大利亚作家，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机会和罗曼·罗兰、海明威促膝长谈。今天库切先生和大家都热爱的莫言先生，两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是文坛上难得的盛事。”

听到主持人李尧的话，身穿白色衬衣、黑色夹克的库切笑了。在“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两天的活动里，这是库切仅有的一次微笑，流星一样一闪而过。

2013年4月2日上午，北京现代文学馆，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开幕式，笑逐颜开的嘉宾中，库切和莫言分立铁凝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 安两边，高出别人一头的库切脸上弥漫着莫衷一是的表情。下午，73岁的库切和58岁的莫言坐到了一起，他们讨论的主题是“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

两个新郎，一群单身汉

十年前得奖的库切已经超然于得奖，他的主题演讲直言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评选标准的局限性：“至少在早些年的时候，诺贝尔奖并不是颁发给当时最伟大的作家，而是获奖作家的世界观必须和诺贝尔本人的相容。”

库切以近些年得奖的三位作家耶利内克、奈保尔和贝克特为例，表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已经开始松动。库切没说出的作家中，也许还会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作品显然也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的评奖标准。

莫言没有库切那样轻松，他依然深陷得奖后的“烦恼”：“如果自己选，我肯定不选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话题。”

莫言细数自己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纠葛：“在中国，一旦被封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来了。如果你想表达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你要小心，有人会批评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吸引瑞典学院的注意。”

得奖后，分身无术的莫言疲于招架、不胜其烦：“我希望尽快恢复日常生活，恢复写作。但人经常生活在身不由己的过程中，今天的活动我愿意来吗？我也不 愿意来。这个题目我愿意讲吗？我根本不愿意讲。不来，我愧对澳洲同行，愧对库切先生。今后大家最好不要邀请我，多光彩的事我都不参加。第一不要邀请我，第 二不要到我老家去，大家各干各的。”

库切立刻表示理解和安慰：“我非常同情莫言先生，诺奖有时颁给处于写作生涯中间状态的作家。多丽丝·莱辛几年前获奖，并没影响到她的写作，因为那已经是她写作生涯的末期。如果颁奖给一个还将持续写作的作家，确实会有影响干扰的效果。”

库切行事低调，有人甚至预测，他在论坛上的发言不会超过五句话。

这次库切作了长达15分钟的演讲，并且耐心回答了听众提问。只是在听众问库切“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国内文学界的地位是否有所改变”时，库切不置可否，最后干脆用了典型的库切式回答：这个问题我能否跳过？

第二天论坛上，库切和莫言的发言遭到作家刘震云的调侃：“他俩好比两个新婚的新郎，正对着一群单身汉大谈洞房花烛夜的得与失！一大群作家聚在一起，谈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谈文学。那就好比一群厨子走出厨房到街边谈厨艺，显得比较二。”

一个理科生笔下的“逃避”和“逃避”

库切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从开普敦大学数学系和英文系各拿到一个学士学位，库切在伦敦IBM公司做过程序员。1965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他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用计算机分析萨缪尔·贝克特的写作风格。从事文学创作之前，库切有着标准理科生的履历。

1974年，库切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昏暗的国度》，此后一直专注写作，1980年发表成名作《等待野蛮人》。

1983年，库切出版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书中显示出库切与贝克特、卡夫卡和加缪在精神上的密切联系：“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得像头野兽 一样生活，太可惜了。一个想活着的人不能生活在有光线有窗的房子里，必须生活在一个洞里，白天必须隐藏起来。他活着，就必须不留下丁点活着的痕迹。现在就 得是这样。”库切承认贝克特是自己的导师，贝克特让他懂得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节奏和句法，更应是思想的节奏和句法。

库切所有的作品都与“人能否逃避历史”和“无可逃避的孤独”这两个议题有关。这在他的代表作《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耻》讲的是52岁的大学英文系教授卢里沉醉风流，引诱年轻的女学生，东窗事发后，拒绝公开悔过：“我是个旧派人，我宁愿别人把我往大墙前这么一 推，一扣扳机。一了百了。”结果卢里名誉扫地，失去教职，回到乡下，与女儿露西共同生活，并构思歌剧《拜伦在意大利》。不久，三个黑人入室抢劫，强奸露西 并致其怀孕。女儿息事宁人的态度让卢里再次深感羞耻。卢里回城，发现家里也被偷得精光，无家可归的卢里只能去照料一条弃犬。他的歌剧到最后也没完成。

当女儿露西一无所有之后，有一段父女之间的对话：

“这多让人丢脸。”他开口说道，“那么高的心气，到头来落到这个地步。”

“不错，我同意。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去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真正的一无所有开始，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

“像狗一样。”

“对，像狗一样。”

《耻》在2008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约翰·马尔科维奇扮演卢里。电影改编是库切愿意谈论的话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它相当忠实于原作。”惟一的不满，是对演员安排。

库切于1983年和1999年两次获得布克奖，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该奖的小说家。但他两次都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他曾经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 课》中，借书中人物科斯特洛之口，表明了对颁奖仪式的看法：“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

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他是第三位数 学系出身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两位是罗素和索尔仁尼琴。库切很给面子地出席了颁奖礼，并特地撰写了名为《他和他的人》的受奖词。

2002年，库切移居澳大利亚，现在是阿德莱德大学教授。2013年仍有新作《耶稣的童年》问世，讲述一位天才儿童远渡重洋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被抹除记忆，篡改身份的故事。

“阴曹地府的酷刑”VS“不幸的孩子”

莫言和库切联袂主持了此次论坛的作家朗读和闭幕式。中国作家铁凝、徐小斌、刘震云，澳大利亚作家尼古拉斯·周思、布莱恩·卡斯特罗、盖尔·琼斯先后朗读了自己的作品。最后朗读的是莫言和库切。

作家朗读前，莫言已被听众团团围住要签名，向库切要签名的要少些。

眼看人越来越多，莫言实在招架不住，连声说：我还有事。起身匆匆离去，直到朗读时才出现在公众面前。

朗读前，莫言又玩了次“消失”：“我要读的作品放在我的包里，包在舞台后面，我去拿。看不到我的观众，别以为我是逃跑了。”台下一阵哄笑。

莫言朗读的是《生死疲劳》第一章“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的开头：“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 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

库切选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片段，仍是沙哑低沉的嗓音：“约翰回想着，从他能记事起，母亲一般都是在早上把自己关起来写作。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许别人打扰她。他过去常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孤独，没人爱。当他和姐姐特别难过时，他们常常跌坐在那紧锁着的门外边，发出轻细的啜泣 声……”

4月5日晚，库切来到自己中文传记作者王敬慧家做客。王敬慧与库切相识交往多年，写作《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一书时，得到过库切很多帮助，库切还拿出很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家庭照片，供王敬慧使用。

库切对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充满好奇，他询问王敬慧的父辈是否经历过“文革”，“文革”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的性别比例等问题十分好奇。

王敬慧的学生在亚特兰大读大学三年级，选修课程里有创意写作。王敬慧为此请教库切的意见，库切不以为然：大三学生选创意写作课程并无必要，不如选个基本写作的课程来得实在。写作需要天赋，要有提炼生活感悟的能力，作家不是想当就能当。

这是库切在中国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王敬慧说：库切是周到、礼貌、谦逊的人，他的沉默寡言不是傲慢，而只是他待人接物的方式。他不愿谈论自己的作品和隐私，因为他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也不愿意被误读。

和译者文敏聊天时，库切给文敏算了下翻译一本书能有多少稿费。他算得很快，一显数学家身手。最后得出结论：翻译钱不多，不能以此为生。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库切小说文库”，想把演讲也汇编出书，库切答：我演讲很少，出书就太薄了，我以后也不会再演讲了。但对为限量版三部曲写序和提供手迹的要求，他欣然应允。

1999年再获布克奖后，库切曾表示：“在我一生中，我一直成功地做到了怎样避免成为一个名人。”库切显然要将这谨慎和低调的原则一直恪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