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中，共有八件宋元书法作品，其中元代鲜于枢《草书韩愈〈石鼓歌〉》卷、赵孟頫《行书〈羲之四事 帖〉》卷，均为美国爱尔兰裔收藏家顾洛阜（1913—1988）旧藏，今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刊印于翁万戈编《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12月，以下简称《顾洛阜藏中国书画》）一书中。

鲜于枢《草书韩愈〈石鼓歌〉》卷，纸本，44.9×459.9厘米。款署“大德辛丑夏六月”，即大德五年（1301），时年五十六岁，翌年逝世。鲜 于枢（1246—1302，字伯几、又作伯机）、赵孟頫和邓文原为“元初三大家”，元人虞集亦曾云：“大德、延祐间，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孟頫）、巴 西（邓文原）翰墨擅一代。”三人皆为书道挚友，曾同活跃于当时的杭州文化圈。赵、邓书法相近，师宗魏晋钟繇、二王；鲜于行书师宗二王、唐人虞、颜，草书师 宗孙过庭、怀素、张旭、高闲。赵孟頫在《题伯机临鹅群帖》中云：“仆与伯机同学书，伯机过仆远甚，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 处称尊耳。”（见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四）当非过情虚言。

赏观《草书韩愈〈石鼓歌〉》，行草相间，既有“二王”和《十七帖》风致，又有唐人孙过庭、怀素等人笔韵，其中第四十二行“國”字，一如怀素《自叙 帖》中之“國”字。通卷一气呵成，雄放恣肆，有“河朔伟气，奇态横生”之感。鲜于枢草书谋篇布局，章法严谨；无一笔不精熟，且循法度而有变化，能出己意， 筋骨遒劲。如无数十年之功力，当难以致之。

明人张懋修《墨卿谈乘》中尝云：“翰墨虽技，然不专工则无以诣极，不博涉则无以取裁，不精熟则无以应变。前古名士岂艺不苦习，名由浪得者乎？”因鲜 于枢早年曾为史掾吏，其尝自云：“余幼尝为吏，虽连章累牍，亦必手书。……既得小官，始留意书翰。”故元人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太常（鲜于枢）蚤年尝 作吏。故所书未能脱去旧习，不免间有俗气。”此或以其早年之书而概论其中晚年之书，失之偏颇。但后人多竟因此耳食信之。赵孟頫比鲜于枢多活了二十年，鲜于 比赵氏年长八岁。如若天假其年，两人之书法成就孰高孰低，真的不易判断也。元朝一代，能够跳出赵孟頫书风笼罩的书家极少，而能独树一帜且与之分庭抗礼者， 亦似乎唯有鲜于枢一人而已。

傅申评《草书韩愈〈石鼓歌〉》：“用笔中锋，运笔圆润有力，力透纸背，以气胜人。”又云：“在传世伯几书迹中，此本也是最晚年的作品，故可谓是绝笔 书。”（傅著《书史与书迹（二）》，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04年）翁万戈亦云：“鲜于枢写此歌多次，可见其于古迹的爱好及对韩愈的尊崇；而此卷若称为元 代草书第一杰作，则‘虽不中，不远矣’！”（翁编《顾洛阜藏中国书画》）

《草书韩愈〈石鼓歌〉》卷首小字题“唐韩昌黎石鼓歌元鲜于枢书”，右下“佐字号”（项元汴藏品《千字文》编号）三字；卷未题“明墨林山人项元汴观于 崇古斋中”。又高士奇、沈尹默两跋，道光年间项源（芝房）观款。卷中历代鉴藏印多达六十余方。先后经项元汴、王时敏、高士奇、高岱、张钧衡、张珩、蒋榖 孙、谭敬、顾洛阜等人递藏。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说：顾氏所藏《草书韩愈〈石鼓歌〉》为《故宫已佚书画目》中之物。此书卷有可能是香港收藏家王文伯售于 顾氏。

传世鲜于枢《草书韩愈〈石鼓歌〉》有两本，另一卷著录于清人孔广陶《嶽雪楼书画录》卷三，纸本，尺寸34.7×497.6厘米。卷中无鲜于枢款署， 卷末钤圆形朱文印“鲜于”，朱文方印“困学斋”。卷上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卞令之鉴定等印。有陆深、曹溶、罗天池、孔广陶题跋和伍元蕙等人鉴藏印。 1999年10月，香港苏富比公司秋拍以684万港币成交；2004年6月，北京翰海公司春拍又以4620万元成交。鲜于枢传世书法无署款者极少，《道德 经》上卷、《韩愈进学解》卷、《麻徵君透光古镜歌》册、《论草书帖》均似残本，故无署款。又陶宗仪《书史会要》中记，元末书法家边武（字伯京）：“行草专 学鲜于太常，时有乱真者。”此今人不可不知也。

赵孟頫《行书〈羲之四事帖〉》卷（又名《右军四事帖》），纸本，24.4×117厘米。全卷共二十七行，无年款，署“子昂书”。翁万戈鉴为约书于大 德（1297—1307）十年间书，不知依据何在？全卷分为四段文字，翁万戈《顾洛阜藏中国书画》中云：“按一、二、四段出于《晋书·列传五十》，三段出 于羊欣（370—442）所云。”实《羲之四事帖》文字皆出于南朝刘宋人虞龢《论书表》中（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卷后元人张雨题跋亦云：“右四则 语见《论书表》，使虞侍郎见赵魏公此迹，当复作何语耶？”不知翁先生何以会视而不见？如从赵孟頫传世书迹审鉴，《羲之四事帖》的书写年代，或可定于大德至 延祐年间，即1297年至1320年。

赏观《羲之四事帖》之书风，是以《阁帖》中王羲之书和《兰亭序》为主，兼以《十七帖》笔意，布局精严。赵孟頫学王羲之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有时甚至“比王羲之还要王羲之”。如将米芾与赵孟頫同是学王字的行书相比较，若论法度而言：“赵氏循规蹈矩如同严守戒律的苦行僧，米芾意欲自逞则像 是禅林票友。”（刘涛著《书法谈丛》，中华书局2012）赵孟頫的唯美主义书法整整影响了元、明、清三代，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曾云：“上下五百 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

法国华裔艺术史学者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说过：“书法与绘画比较起来，本是一种较理性的、远离感性之媚 的艺术。中国书法没有物象，没有悦目的彩色，和我们感官世界的现象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赵孟頫的字像雨后的兰花修竹，给人一种少女鲜美的诱力。他用最好的笔 写在最好的纸上，凡手指的敏感都通过尖利的软毫传达到纸上。”赵字是在追求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纯粹之美。赵孟頫的书画成就来自于他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气质。 后人学赵书者无以计数，但皆无法达到赵书的境界和造诣，其原因或在于此。连文徵明和董其昌都难与之雁行，矧他人乎？至于后人对赵孟頫书法的某些苛评或抨 击，其中既有特定的历史语境因素，亦似有“羡慕、嫉妒、恨”之心理。

《羲之四事帖》有赵氏自用印五方，共钤印八次。历代鉴藏印约四十方。卷后有张雨、陆继善、倪瓒、胡世安、吴宽、周天球、邵松年七人八段题跋。曾经来 复、梁清宪、梁清标、邵松年、许汉卿、周大文、程琦等人鉴藏，流传有绪，亦著录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邵松年《古缘萃录》卷三。1988年顾洛阜逝世前 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说：《羲之四事帖》（该书中曰《虞龢论书表》）为《故宫已佚书画目》外之“东北货”。或有可能是旅日 华裔收藏家程琦(1911—1988）售于顾氏，存疑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