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黑了，我降落在桃园国际机场。下飞机，乘坐大巴前往台北车站。

约一小时后，我在台北市中心下车，朝着政府机关集中地区的方向走了两步，眼前忽然出现了从未想象过的、颇有冲击力的大广告：“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在台湾，人们把近期引发中日争端的钓鱼岛（日本人称尖阁列岛）叫做“钓鱼台”。

在这个广告牌的旁边，我又看到了“向国旗致敬”的大广告。两者均由台北市政府制作和推广。

这是我第三次访台。与前两次相比，我直观感到不同的，是马路边上的“国旗”增多了。

怎么这么多呢？简直无处不在。这股爱国潮与钓鱼岛纷争有关，是吗？

我打了计程车，向司机先生询问，为何国旗如此之多。

先生以带着台湾腔的“国语”回答说，“刚过完国庆，到处都是政府的宣传啊，没什么。”

原来，在台湾，政府这样打广告的。我脑子里浮现出北京的情景，深有亲切感。

第二天上午，我又走到这两个广告附近，想了解台北市民们是如何看待这样充满煽动力的，自上而下的官方广告。

我向看起来没那么匆忙的行人提问：“不好意思，您怎么看待那张台北市政府制作的广告呢？”

如果在东京的话，我早就被认为是疯子。但台湾显然有着特殊的人情味儿，台北市民们都很友好地回答了我。

一名中年妇女说，“没什么啊，政府作秀嘛，跟我们无关。”

我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子啊，我是日本人，来台湾开钓鱼台会议的。”

她回应说，“哦，你是日本人啊，你好你好！国语讲得不错嘛。祝你在台湾开心哦！”

一名本省出身的老先生说，“国内经济不好，政府是想通过这样方式转移老百姓视线的。但我们没那么笨哦。”

我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子啊，我是日本人，来台湾开钓鱼台会议的。”

他回应说，“哦，你是日本人？国语讲得不错啊。来台湾几天了？你那边地震还好吗？”

一名男大学生回答说，“我很生气啊，政府在骗我们，有钱打这样毫无意义的广告，不如好好降低物价，提高收入，否则我们没法生存下去了。”

我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子啊，我是日本人，来台湾开钓鱼台会议的。”

他回应说，“是吗？我也在学日语呢，天天看日剧，你也知道，台湾很亲日的哦。”

我在街头花三个小时，一共采访了17人。上面三位朋友的回答基本可以代表这十几人对这张广告的看法。

下午，我接受了《联合报》记者的采访，主题就是台湾方面所说的“钓鱼台问题”。我详细回答了他问题——“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将岛国有化？”后，接着问他：“你们读者关心这个问题吗？”他说：“台湾人不关心这些，只关心身边的故事，车祸啊，劳保啊……”

我这次访台，是为了参加台湾外交部和中兴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钓鱼台问题学术研讨会——区域战略情势与推动东海和平倡议之可行性”。会议在位于台中的中兴大学举行，参会者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美国、香港、以及中国大陆。

台湾当局派出高官出席，会场发言气氛较为严肃，但各方还是比较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毕竟是牵涉到主权的敏感问题，基本上各自表达各自的立场，难以达成 妥协和共识，但这样的学术交流无疑有利于各方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困境。通过讨论，我也察觉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对于钓鱼岛问题的一些矛盾。

除了分析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领土危机之外，我也对马英九总统前阵子高调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表示支持。我说：“马总统的精神本身是值得各方共享 的，毕竟对‘和平’两字，无人能反对。它也符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5月访问日本之际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携手呼吁的‘使得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 好之海’之精神。”

我真切感觉到，台湾当局对于推动钓鱼岛问题的二轨对话姿态很积极，也大概了解到台北方面想如何处理这一纷争。

回到台北，使我感到“别扭”的，还是市民们对上述问题的消极态度。政府与民间态度的如此不同，让我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的渴望。

于是，我决定与台湾大学的学生们交流。

出乎意料，台湾最高学府的学生们的看法，与我在街头采访过的行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不仅不关心，还厌烦政府的宣传。用一名男生的话来说，“政府没资格 那样打广告，不要浪费百姓缴纳的税金。以为那样做能赢得我们的支持啊？只是转移注意力，试图利用领土问题提高自己的公信力而已。我们要政府解决劳保、邮电 双涨等问题后，若有精力再提钓鱼台吧。”

我在台湾呆了一周时间。在逗留期间，为了考察市民对日本的态度，我始终主动介绍“我是日本人”。坦率说，所有人都对我非常友好，这让我十分意外。他们很多提到“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友谊很深厚啊。”不少人还主动向我介绍他们与日本的联系，包括旅行、动漫、语言等。

最后一天晚上，我在去往桃园机场的路上，与在台北生活的一名上班族聊天。我直接问他，“目前围绕领土问题的危机感在升级呢，台湾当局也向日本表示过抗议。对你来说，钓鱼台问题和对日本的情感之间不会相互影响吗？”

他微笑着回答说，“都什么时代了？再说，这是公民社会啊。我下个月还要去日本旅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