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先生的这本《剑拔弩张的盟友》如其副题所示，就是要利用中外文献讨论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中的合作，当然也牵涉很多政治领域 的合作。根据齐先生的看法，太平洋战争爆发不止是中日战争的转折，不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对于中国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军事合 作，中美两国构建的军事同盟，不但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和西方强国形成实质性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而且在战争的最后四年，帮助中国从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 国家跃升为世界四强之一。

 

　　中国古代圣贤早就告诫后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原本辉煌灿烂夸耀于世的中国进入近代一度跌入低谷，成为东亚病夫，成为世界孤儿，成为 世界嘲弄的对象，成为野蛮、愚昧、粗野的代名词。中国人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也曾自惭过抗争过发奋过，也曾向东西方宪政各国学了不少，但中国进入二十世纪，甚 至在进入共和民主的民国时代之后依然如旧，四分五裂、强人割据、民不聊生，因此等到日本人制造九一八事变，制造七七事变，固然有许多中国人起而抗争，但也 必须说，中国人中倾向于接受日本人的也不算少。满洲国的情形不必说了，即便在华北在华东，所谓汉奸，所谓伪政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中国过往政治的不 信任，是中国人对自身前途的深度迷惑。中国找不到出路，因而中国尽管奋起抵抗，也只能一败再败，一篑千里，直奔大后方。

 

　　战争进入我们过去所说的“战略相持”阶段，谁也不知道这个“相持”需要多少时间，因为中国刚刚走出满洲人的“殖民统治”（孙中山语）仅仅二 十多年，日本人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入主中原的满洲人。满洲人统治中原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所以那时的中国人大都满足于“四分天下”，相安无事，各人过着各人的 日子：延安的中共建立自己的政权形态，开荒种地大生产，一派局部和平景象；东三省在日本军部间接统治下，中国人也不再大规模反抗；至于华北、华东和华中汪 精卫一派的政权，夹在日本和重庆、延安多层中间，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形态，但大致上说，也是要继续过着尽量安定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有时可能显得很屈辱。 我们今天怀念民国，欣赏“民国范儿”，其模特，其底色，大约都以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摹本。即便到了大后方，到了重庆，灯红酒绿依然如旧，官员的贪腐、商人 的狡诈，人民的辛苦，战时和平时没有多大区别。人们看不到中国抵抗的希望，于是许多人索性不再抵抗。这就是“战略相持”。

 

　　在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指望着中国自身力量的团结实现民族解放，实现中日对决的胜利，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怎样打破这个僵局，怎样为中国 带来一点希望，那时的中国人中具有国际视野的，都将眼光放在世界格局的改变上。说句比较残忍的话，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能否卷入这场 战争。只要美国卷入了，世界格局方才有机会变化，中国方才有机会在新的格局中重整一切，搭个顺风车。

 

　　齐先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研究的就是这一段，作者通过大量中英文原始资料为依据，全面检讨过去历史论著的客观性，进而提出与既有研究成果迥 然不同的叙述、分析和诠释，促使人们对这段历史进行思考。齐先生的这部书是非常专门的学术著作，其精义、价值还需要更加专门的研究者给予阐释，我只是通过 对这部著作的阅读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怎样重绘“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

 

　　之所以由齐先生的著作想起“大国崛起”，是因为几年前一部《大国崛起》电视政论剧，还有最近若干年盛行一时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中国仿佛已经重现“大国崛起”的梦想，中国的实力仿佛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老二。许多中国人认为，实力决定地位，既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了，那么中国就应该享有世界第二的地位，于是什么“中美共治”，什么“黄金十年”，什么“盛世修志”之类的言辞不断充斥着报纸的版面、电视的 画面。其实，仔细想想，这些看法不止是一种有害的虚骄，与中国不卑不亢不骄不躁的大国传统不符，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不合乎历史，忽视了、抹煞了自己 民族已经走过的路，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

 

　　如实叙述近代中国走过的路，让民众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走过的挫折，还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己民族、国家的辉煌，不论这个辉煌是由哪一个党创 造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连自己的先人创造的辉煌都不愿意提及不愿意表彰，怎么能让人相信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会崛起，会成为真正 的世界老二呢？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中国长时期领先于世界，不是世界第二，而是世界第一，是真正的世界老大。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推算，中国在近代之前很长 一段时间的GDP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远远超出美国今天在世界格局中的份量。有的经济学家根据相当充分的数据认为中国在清朝鼎盛时期在世 界GDP总量中的份额应该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且与世界第二的国家拉开了很大距离。

 

　　不止在经济上中国长时期领先世界，而且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基本文明形态上，中国长时期成为世界中心，所谓“中国”，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其 “中央帝国”、世界楷模的意思，就包括在“中国”、“上国”这样的符号中。如果翻看自利玛窦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西方传教士眼 里确实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致上说，在十八世纪之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就是西方学习的榜样，而且在那短短的两个世纪，西方也确实从中国文明中学到了许 多东西。科举制度后来在中国被视为一项恶政，承担着近代中国落后的原罪。其实，这种看法误解了科举制度设计的原初本意，科举制度只是一种人才选拔方式，是 对公职人员的选拔方式，不是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或许是恶政，但在那几个世纪传到西方，慢慢形成了西方的文官制度。这在许多研究者的作品中都有很好叙 述。

 

　　中国文明西传或者说“东学西渐”是一个客观事实，文明交往原本就不是那么功利的事情，我们回望明清之际中外文明交往，看看利玛窦那一代传教 士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优秀代表徐光启等人的交往，很容易体会那一代人的坦诚、不卑不亢不急不躁，中国面对西方并没有什么交往障碍，西方看东方，除了羡慕，也 能坦率指出其不足。文明交往的常态在那个时代体现的最为充分。如果不是中国后来发生的政治变动，中国一定能够沿着这种常态接触西方，一定能够及时回应西方 工业革命对全球的挑战。

 

　　然而不幸的是，在徐光启、利玛窦那一代人交往不久，中国内部发生了改朝换代大事变，大明王朝成为历史，一个来自周边的新兴族群建立了大清王朝。

 

　　从今天的眼光看，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序列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王朝。但在当年，这个来自周边的满洲人毕竟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文化形态。按照孔 子的说法，满洲人还有待于中原文明的熏染和教化（以夏化夷），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满洲人的汉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所以，满洲人建立了大清王朝之后，就没有 办法继续沿着大明王朝的路径往前走，没有办法与西方人和西方文明坦然交往，大清王朝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汉化，就是怎样尽快掌握中原文明，而又不被中原文明所 同化。

 

　　历史没有给大清王朝留下那么充裕的时间，正在中国改朝换代调整政策的时候，在遥远的英伦三岛发生了一场改变历史基本走向的工业革命。工业革 命其实就是全球化的起点，工业革命导致的巨大产能过剩，迫使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例外，能够避免工业革命的冲击而继续自己的文明形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说，所谓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不是什么“三座大山”，不是什么侵略与反侵略，而是中国能否顺顺当当地回应工业革命的挑战，能否引领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 向一个工业社会，用后来五四思想家的表达方式说，能否从传统走向现代，与世界同步。

 

　　人为耽搁

　　回望工业革命之后的中国历史道路，应该坦率地承认，中国并没有及时正确地回应工业革命。

 

　　随着大航路开辟，中国享受了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些好处，对外贸易有了巨大增长，中国已经成为西方人不能不觊觎的巨大市场，特别是因为中国市场 发育不够，中西贸易呈现出巨大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觉得有必要开发中国市场，让中外贸易趋于平衡。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就 是希望与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就是和平通商，资源共享，市场开放。中国如果在这个时候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那么西方工业革命向东方向中国转移，就 不会有后来如此剧痛，更不会有什么灾难或挨打。

 

　　然而那时的清廷统治者实在不太明白国际贸易的真谛，只是固守你买我的东西，你支付真金白银是天经地义，我不需要你的工业品是因为我不需要， 根本无从理解市场需要开发，消费习惯需要培养的道理。满洲统治者之所以这样想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应该与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特殊构成有关， “四民社会”的固化形态必然导致社会需求不足，农工两个阶层如果不进行引导乃至根本改造，他们无论如何没有力量去消费近代工业品。马克思曾说英国的纺织工 业资本家对中国市场寄予很高期待，他们曾设想每一个中国人一年穿一双英国纺织资本家生产的袜子，那就会给英国带来怎样巨大的财富。只是中国的数亿农民根本 不需要袜子，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的希望注定落空。

 

　　市场需要引导，消费需要养成，开放市场成了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关键。如果现在的非洲不对中国开放市场，我们今天中国巨大的产能就没有办法获得释放。由此分析满洲统治者在1793年对英国人“说不”，我们应该坦率承认这一句话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一百五十年的机会。

 

　　贸易的不平衡终究无法维持，中国的初级产品瓷器、茶叶和丝绸等已经成为西方人的日常消费，久而久之，“罪恶的鸦片贸易”成为平衡贸易赤字的手段，中国跳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终于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经过1860年之后三十多年向西方学习，为中国建构了一个非凡的近代工业基础，国家的实力也获得了长足恢复和发展。

 

　　然而，洋务三十年的发展太过于“物质化”了，满洲统治者没有注意随着经济增长培植一个新的阶层，没有注意西方进步的社会、文化、制度层面的因素，因而中国三十年的增长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的考验。《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切清零从头开始。

 

　　《马关条约》有一项重要约定，就是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投资，并且享受关税优惠。用今天的语言去表达，就是彻底放开了日本资本进入中国的 管制。根据条约体制，这项政策其实也对东西洋各国有效。这个政策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进入中国的关键。短短几年时间，数十年期待的铁路路网构建起来了，沉 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开采出来了，不仅中国的经济地图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的文化意识、生活习惯、政治信念也在变化，于是有后来的新政、预备立宪，直至 1911年的大革命，走向共和，构建民国，中国终于挣脱传统帝制的束缚，构建一个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重回世界中心。

 

　　中国原本可以很顺利地“大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重回世界领袖地位，重新担当起对世界事务引领者的角色，就像过去两千年处理亚洲问题一 样，“率有道伐无道”，维持世界秩序与和平。然而由于历史积淀，由于中国内部的党争，中国没有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主持正义，维 持人道，反而在党争中错失良机，让日本人捷足先登，对德宣战。日本人从德国人手里攫取了山东全部权益。中国虽然在后来毅然对德绝交对德宣战，加入战团，勉 强成为一个战胜国，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力量明显因其在战初的暧昧而受到削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重回世界中心一个机会，“大国崛起”虽然受挫，但中国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不可更易的目标。只是此后，中国的内部纷争继续 存在继续发酵，直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北伐成功，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不败而败，完全终结，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1927 年开始，中国确实有了一个“黄金十年”。这十年，其实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的十年。正是有了这十年的积累，中国方才有力量在卢沟桥 事变发生后对日本“说不”。

 

　　十多年前，笔者有机会追随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编写一本有关中日战争的著作，大约也是为了纪念卢沟桥事变多少周年。这部著作其实就是 1931年之后十四年中日战争的历史，比较新颖的增加部分，是过去同类著作没有触及的社会变化、思想文化方面的变迁。大年先生在主持这个项目是一直在思考 究竟用什么样的书名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的本质，后来他老人家归纳包括笔者在内各位年轻后辈的意见，定名为“中国复兴枢纽”。大年先生不愧为史学大家，尽管他 担负着意识形态管理责任，但他老人家并没有从狭隘立场去评估那场战争。“中国复兴枢纽”六个字概括了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全部意义，1945年中国在不经意 间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战后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发起人和五常之一，都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奋斗后的名至实归。那时的中国虽然还很贫穷， 但那时的中国与世界贴得最近，一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崛起就在那个时刻成为现实。

 

　　由阅读齐锡生先生《剑拔弩张的盟友》想到刘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想到重构大国崛起历史轨迹的可能性，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过去的中 国历史怀有一颗感恩的心，过去的都是中国的祖先，他们的奋斗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与其漠视，不如正视、继承，在他们奋斗基础上继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