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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札记:重温抗战建国的历史遗训

时间:2012-09-19 08:40:16  来源:新浪  作者:赵楚

1、由于中国民族自秦汉以来自身的制度和社会软弱,所以历史上国家民族的生存经常处于巨大危机之中,因此,民族大义,华夷之防历来是道德的钢鞭,因为对于 生物而言,没有比生存更严重的需求了,但是,这种现实的图存需求长期持续的存在也造成了一种心理积淀和潜意识,即任何以民族大义和爱国发出的要求都是至高 无上的,必须不假思索同意之,从而可以豁免理性检验的。换句话,任何人、任何团体,一旦自我宣布是爱国的,是为民族利益和生存而行动的,彷佛他们就成了可 以自行审判与行刑的天使法庭。这种非理性的潜意识及其爆发,在中国历史上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造成的毁灭丝毫不亚于异族的侵略和征服,同时最严重的后果 是,这种对内的堂皇的残忍造成了民族本身进一步的衰退。

 
2、明白了上述道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历史上 那么多罪行以爱国大义的名义被犯下,问题是,那种自我宣布的爱国大义旗帜其实是纸糊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这种低门槛的自造圣坛与自造断头台活动,所以我们 看到,在历史上,许多真正的爱国者被以里通外人或叛徒之名处决。他们的牺牲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道德的过错,而仅仅是因为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长期面临生存 危机的民族总会慢慢把外部的敌人在不知不觉间转变为内部的敌人,内心的永恒的敌人,这种内心的敌人总会寻找一切机会吞噬一切,包括自身。对外部世界不能理 性和正确地认知,在安全焦虑之下,必然导致对内斗争的残忍,这种持续的内部斗争结果往往丧失民族复兴的天机,此事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现实中还是不 被充分地讨论。
 
3、七七事变前,国内各军系的地方政治势力,不论其主导者作为个人的道德或政治目标 为何,其作为整体和地方政治力量,其第一政策目标都是自身利益,但当南京中央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稍有弛缓,他们无不以抗日大义进行标榜,既影响社会,巩固自 身的软力量,也对中央政府进行道义要挟,甚至作为军事对抗中央政府的政治理由。非常讽刺的是,“六一事变”中的两广军阀暗中与日本联系甚多,而后来发动 “西安事变”的张学良父子,其多年与日人合作的历史更是漫长,不过,热河事变后,汪精卫等也拿激进的抗日姿态攻击张学良。在1930年代,谁抗日喊得响, 谁正确的现象只是历史上华夷之防的现代翻版而已,与现实、严肃的中日关系对策没什么关系。抗日或抵御外侮,除了作为现实的政策思维之外,在更多的时候,也 是中国政治斗争中上对下、下对上进行攻防的杀威棒,大杀器,而且是一种低门槛核武器,人人可以方便使用。
 
4、 只要是中国人,受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熏陶,这种历史的无意识积淀就概莫能外。当918之后,北方面临日本现实的威胁时,中共并无对日激烈的抗战思想。128 之后,日本的侵略势力在南方也施展了魔爪,但在此期间,致力于乡村苏维埃和红色割据的中共几乎埋头于自身革命事业,史称第一次国内战争和土地革命,对日本 的侵华政策可谓无知无觉。原因无他,只因为指挥中共的共产国际,其实是斯大林苏联,需要中日保持冲突,担心日本在远东的威胁,希望日本侵略的祸水指向中 国。《八一声明》是王明在莫斯科炮制的,而抗日统一战线的提法也是国际的政策,因为当时日本的对华优势之下,中国很可能放弃抵抗,借中德关系的桥梁与日本 达成妥协,而保持中国抗战则成了苏联利益的需要。
 
5、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高国家任务乃是将古代 形态的亚洲帝制和专制社会转型为现代化的社会,这既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也是民族发展的需要体现。内部的革命,外侮的抵御,均不能离开这一主线。因此,三民 主义有民族一章,而中国的现代史运动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乃为中心任务。然而,现代民族并非单纯基于文化的认同所能实现,何况中国古来即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 融合诸多民族的复合民族国家,因此,要实现现代民族再兴,则必须张扬个体意识与权利,这是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互为表里的原因。有民权,能新民,然后有新 民,才能构成对民族国家的新认同,才能获致民族独立于自由,从而有安全的环境来实现发展,发展民族事业,参与世界文明,俾中国人过上无愧于先进国家人民的 生活,这是民生主义的终极目标。
 
6、简单来说,中国现代史上面临日本侵略并非历史中孤立的危机,实 在是中国社会缺乏自我更新能力,中国的文化文弱而腐败,导致不能自存的历史现象的最新一章。看不到这种内发的原因,一味以对侵略者的极端仇视来认知,则很 可能使我们失去真正认识现实以及描绘未来的机会。“落后就要挨打”只是极为肤浅的表层描述,这句话往往被不假思索地理解为器物的落后,船不如人坚,炮不如 人利,所以有所谓体用分别的自欺欺人,问题是,导致船不坚,炮不利的主要原因恰恰不在船炮本身,而在文化和社会,乃至奠基于文化及社会之上的政治制度。不 对这种制度进行反思,以求根本改进,一味借虚幻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求器物进步,这是甲午到庚子,一次次迭受国耻的原因。
 
7、 如此看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战,我们会有不同的认识。对抗外部威胁的根本手段和目的是内部的目标,所以,今日说抗战的人往往忘记了,当时抗战的口号实有 四个字,而不是简单的军事战争行为:抗战建国。整个社会的精英阶级明白日本侵略的目标不仅是追求类似蒙元和满清式的军事征服,而是借日本率先完成的现代化 文明征服中国民族与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威胁,所以,在建国以复兴民族,重建民族的召感下,全民乃能奋起和达成基本团结,于是可能进行艰苦卓 绝的抗战。建国的政略高于抗战的军略,抗战之得由兴起,在建国政略的伟大成功,其颠簸则在此一政略实现的蹉跎。而建国的目标在于什么?就在辛亥所揭橥的民 主、自由、共和、宪政之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样的信念支撑了中国人走过八年血水火山之路。
 
8、 抗战以建国,考虑到国家即是民族,所以,建国也就是新民,复兴的实质是构建新民族及其认同,因此,分歧与歧见也是在所难免的。而建国同时作为政治上下结构 的重建,这包含的权力目标自然会诱发全社会沉睡的欲求,所以,今日当我们重温抗战的伟大,也不应该忽略在这一伟大进程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人性与社会的丑恶。 仁人志士奋而忘身,以求国族的生存和复兴,君子士民毁家靖难,以应国家民族光明未来的召唤,然其间也有小人借大义谋私利,在和战、中日之间依违两可,视小 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最后,以最高权力为目标。这是真实的历史。
 
9、借外部威胁和抵御外侮以推行内 部政治,几乎是世界各处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形。德意志近代革命采取了民族革命的形式,美国革命则采取了政治民族革命的形式,只有英法是以阶级战争为主要形 式。中国的抗战本富于明确的民族革命的色彩,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和美国独立相彷佛,但实际上结果却大相径庭,为世人所惋惜,为何?因为,在抗战建国以 及整个现代史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元素:阶级战争及其政党。以阶级战争求解国内问题则常见,以阶级战争求解抗战建国则不成,因为建国需要整合 国内各种力量,而非挑起内部剧烈对抗。阶级战争本是国际性的事物,故英法革命可能波及欧洲;因此,抗战之后,内战是唯一逻辑结果,因为阶级战争以国共两党 斗争形式呈现,故中国内战必然国际化,而如此,则自动丧失抗战胜利的民族独立与自由的珍贵成果,遗祸两岸数十年。
 
10、 总括而言,对于中国而言,国人须要警醒的是,抗战虽早已胜利,但建国的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无自由、民主、宪政和法治的中国,则内不能保障和声张民权,外不 能保障国权,由此不能造成政治的民族认同意识,因此,中国就还是处于半现代、半中古形态的国家和文明状况。处于此状况的国家,对外不能正确认知外部环境及 世界的变化,不能体认自身处于实际何等的国际位置,对内经常会借助外部威胁或事务进行暗箱的政治手段,这都是必然和自然的。又因此,因为不能正确认知外部 世界,所以对全球事务,多采取宁愿信其有的阴谋论看法;因为不能有内部制度化、上轨道的政治博弈平台及管道,所以,对内则往往在貌似堂皇的号召之下,从事 极为残忍的暗箱政治斗争,此种斗争,神仙打仗,殃及凡人,每每又使社会支付惨痛的代价。

11、至此大约可以明白,今日纪念 九一八,我们应该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并非由于表面上的技不如人,而实是因为文明的落后,文明落后,又不知耻以奋发,则既不能学习外部世界一日千里的进 步,又不能借助学习和消化外部文明以重建自身文明的内核,结果就是国不像国,民不像民,国将不国,民难为民,整个民族苟延残喘,仅有赖于外部威胁的暂时消 退。而当国家沉沦,奢谈个人的自由与灵性自然也是口惠而实不至。世界仍处于民族国家时代,现代国家乃保障和声张民权基本和首要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爱国 主义有其合理性,所爱者,非现实之国家,而是信念中之自由国家,待建成之现代国家,无这样的国家,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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