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萨哈罗夫应该感到庆幸，如果他生活在微博时代，恐怕也难逃“公知”的帽子而被网络水军的唾沫彻底淹没。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这个变化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两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头衔，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人格的力量和理性的声音；两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被缩写成了“公知”，与此同时，被矮化的还有他们的人格力量、道德操守以及知识水准。

　　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博文里，“公知”的形象被简化成几个漫画式的特征，比方说“初级公知”需要熟练掌握的概念有七个：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 政、选票和普世价值；“中级公知”需要天天扫射专制、极权和暴政；而“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义务代言 人。

　　此文结论是：“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

　　这篇博文的宗旨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为“破除迷信”。

　　什么叫做“迷信”？迷信就是“错误地相信某物是高贵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而破除迷信的方式就是把“看似高等的东西”还原成“低等事物的一个特例”，具体来说，就是“在崇高中发现寻常，把神圣还原到平凡，或者证明高贵者并不值得尊敬”。

　　以“公知”为例，这篇博文试图传达的基本讯息是，你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错！你只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满嘴自由民主实则蝇营狗苟，一心只想 攫取公共资源。你是理性声音的传播者？错！“公知”的门槛很低，只要你活学活用“公知”速成手册，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知”。

　　这种剥落金身、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目的就是制造某种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实大众所预期的“事实真相”。

　　但是另一方面，这通大棒也并非全无章法，不管是否歪打正着，它的确击中了一些要害，也正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才会让“被公知者”一方面有对号入座的忐忑和心虚，另一方面又有被污名化的愤懑与苦恼。

　　毋庸讳言，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公知”的污名化承担部分责任。

　　随着专业分工的日趋精细，必然导致“知识的深度以牺牲其广度为代价”。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又没有深入事实细节的耐心，让某些公共知识分子 习惯于停留在价值和规范的表面进行抗议，久而久之，这种被掏空了实质内容的老生常谈就会堕落成陈词滥调。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义愤和同情方向仅仅是由他 们的意识形态所决定，那么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发现，除了掌握“对”和“错”的差别，他们对这个世界其实一无所知。

　　但是另一方面，被冠以“公知”的多为自由派知识分子，而那些举着“公知”帽子四处乱扣的则是非自由派或草根大众。如果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某些 “非公知”绝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从自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来看，“非公知”更是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观、公正、理性与良知。由此看来，把自由派公共 知识分子污名化为“公知”的隐微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统地位：我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你只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

　　随着“公知”成为烫手的山芋，“公知”已然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指称功能、只具有骂战和污名化作用的伪概念：非自由派骂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反 骂非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内部互骂“公知”，非自由派内部也互骂“公知”，草根则说你们全家都是“公知”……这场乱战至今尘埃未定，但是穿过硝烟弥漫 的战场，我们已经隐然可见那座地基尚未打成就已成废墟的公共空间。

三

　　数年前，媒体披露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当时广州地铁负责人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有好事者则为此重新诠释淮南王刘安的鸡犬升天说—— “为了防止拉登发动恐怖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 专门把成仙作为福利。”

　　以上论证看似荒诞不羁，但是换个角度想想，刘安们可是在煞费苦心地实践协商民主的核心理想：在公共问题上诉诸公共理由。

　　在某种意义上，对“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处利益冲突时代的“刘安”，却要故作清高地扮演社会的守夜人！如果单从利益分化的角度看，我 不晓得谁是真正活在真空里？利益分化也许是一个分析的角度，但是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

　　但问题在于，在一个利益博弈公开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利益代言人从幕后操盘手变成了台前主唱。各方都在变着法子，试图让公众相信自己是为公共利益考虑。

　　理想的状况固然是在每一个公共问题上，各方都能基于公共理由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但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鼓励利益代言人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利益分化的太过度，而是利益分化的还不够明白、不够彻底、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那么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未来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理性的名义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

　　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 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他们当然也同样身处利 益纷争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漩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 我的公正。

　　常有人批评“公知”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总是认为，每个人的 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前行路上的门槛，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 我运垃圾，都是在拆除门槛，相煎何太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