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的瓮安开始，之后的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地方或者人物的名称，像是击鼓传花一样，因为群体性事件被人们记住：09年的石首、10年的钱云会、11年的乌坎。今年，这个名称轮到了什邡，四川省德阳市下辖的县级市。

7月2日，由于担心宏达集团在当地上马的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会引发环境污染，什邡市民陆续前往当地的市委、市政府门口，反对钼铜项目建设。 事件如何发展尚需要媒体的还原，但这场抗议最终酝酿成为一起警方动用催泪弹和爆震弹驱散人群的群体性事件。事件发生之后，什邡政府在网站上发表了解答质疑 的公开信，和项目环境影响的简报。然而由于信息不足，什邡政府的解释与报告并没有足够的公信力。直至7月3日微博上开始广泛传播警察使用暴力驱散人群的照 片之后，什邡市政府才最终宣布今后不会上马任何钼铜项目。

回顾文首提到的群体性事件，无一不是单一事件在群体情绪面前失控而酝酿成为的大规模对抗。而在这些事件中，媒体总是在第一时间缺失，而政府所披露的信息不是过于荒谬，就是含糊不清，无法令人采信。难道说，咱们的政府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关吗？

公关不是捂盖子和擦屁股

公共关系中最常见的反应是危机公关。由于危机公关工作的特殊性，公关行业在大众眼中也往往是掩盖事实，扭曲真相的宣传机器。但在实际上，危机公关仅仅是公关中的一种，而公关工作的本身，也绝非捂盖子和擦屁股。

简单来说，公共关系是在组织和对组织至关重要的各种群体之间建立良好关系。而公共关系的大部分传播工作都是以影响和说服他人为目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他人并不仅是组织之外的公众群体。将公众舆论和意见及时反馈给组织，并对组织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协助，也是公共关系中必要的工作。

实际上，美国公关学会对于公共关系有过更加精确的阐述：

通过促进不同群体和机构间的相互理解，公共关系……能帮助实现公众与公共政策的协调一致……机构领导者需要了解公众群体的态度和价值观以最终实现机构的目 标。这些目标本身的制定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公关从业者既是管理层的顾问，同时又是一名协调人，他们帮助把社会组织的目标转化为合理的，并为公众可接受的 政策和行动。【Public Relations: An Overview （New York: PRSA Foundation, 1991)】

而作为社会组织，政府不仅需要公关服务，甚至公共关系本身的起源也来源于政府。早在美国革命之前，波士顿茶党的创始人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就打出过“没有代表权的征税就是暴政”的口号，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者的讯息持续宣传了出去。1807年，“公共关系”作为词汇首次 出现在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国会演讲之中。而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公关工作，则是美国军方在20世纪初，为了支持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 芝加哥设立的宣传局。宣传局的设立，也代表着现代公共关系的起步。而宣传等说服性工作，也成为了早期公共关系的主要内容。

披露真相是公共关系的基础

尽管宣传的本意却在二战和冷战中，被纳粹德国和苏联扭曲，遗臭万年。但公共关系的基础，仍然是披露真相，这在现代公共关系的起点，就有过体现。

20世纪初，美国严厉的铁路管制条例迫使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向公共关系行业的开创者之一艾维·李（Ivy Ledbetter Lee）寻求更好的方法来应对新闻界和公众。李的信条，是对新闻界保持绝对的坦诚。在之后的一起脱轨事故中，李不惜一切代价为记者提供各种便利，甚至为一 些记者都没有准备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在公共关系尚不成熟的20世纪初，艾维·李的做法自然遭来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内部的非议。不过由于当时同样发生事故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回避新闻界，并压制对事故的各种报道，新闻界对其的怒火便转为了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称赞。

艾维·李的决策不仅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消解了舆论危机，同样也使美国的公关实践抛弃了对新闻报道的限制，转而向媒体和公众主动披露更多信息。同样是美国公关巨人的厄尔·纽森在将近60年后，为艾维·李冠以公共关系开创者的殊荣。他说：

（公共关系）这个事业也许始于艾维·李说服宾夕法尼亚铁路的高层，他认为新闻界应该获知所有关于铁路事故的实情——即便它们有可能会给铁路公司带来责备。

为什么艾维·李能够在新闻界留下好评，转而将这种好评延伸到自己所在的组织中去？社会组织在处理公共关系时，自然希望能够利用新闻形成持续的正面印象。但 在记者那里，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居于首位，新闻报道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是记者所考虑的问题。实际上，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下的美国新闻业，最反感的 恰恰是隐瞒信息。

尽管当事人口中取得的信息多少会有一家之言的嫌疑，但一旦证实消息来源的可靠，记者就会同公关人员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当准确、诚实、开放和完整的信息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之后，即便消息会为组织带来负面的影响，准确信息所带来的诚意也自然会赢得公众的信任。

但是，在有些事件中，即便当事方在事后为媒体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也无济于事。比方说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信息的说服力自然是一方面，但引发众怒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决策。

参与决策制定是公共关系的义务

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最令人愤怒的不是追尾事故的发生原因，而是铁道部在事故发生后的24小时内作出的停止救援和掩埋车头的决策。且不论铁道部在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保障通车的原因是否令人信服，单单停止救援就引来了一篇反对声。

相反地例子则是2000年12月，美国陶氏化学公司（the Dow Chemical Company）密歇根分部的工厂与当地的美国钢铁联合工会开始的马拉松谈判。在三个月的谈判期间，陶氏化学公司聘请了包括奥美在内的多家公关公司提供公 关服务。但由于双方紧张的对峙局面，罢工几乎不可避免。

然而多家机构组成的公关小组却与密歇根分部工厂合作，通过调查，制定的涵盖工会代表外全体员工的交流计划，确定了工厂与员工交流的最佳方式，同时清楚地表达了陶氏公司的立场。而这个交流计划也极大地影响了工会，促成了双方在谈判中达成一致。

尽管从传统意义上看，公共关系的职责更多在于传播，但建立和维护组织的长期声誉，建议组织符合公共利益等等决策行为也属于公共关系的范畴。尽管公共关系并 不会参与全部决策的制定，但公关人员掌握的大量舆论信息，常常会成为变革的先兆和指示方向。公关人员能够在问题酝酿阶段发现问题，从而通过决策制定避免不 必要的冲突和危机。

政府应该怎么做公关？

沿袭苏联的宣传体制，中国的政府公关仍然以老旧的宣传思路为主。即便面对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信息传播革命，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大环境上仍然以封堵作为主要的 公关实践。虽然封堵手段在短时间内能够起到一定效果，然而一旦压力找到宣泄的突破口，反而会令事件激化，向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

当然，如果地方政府没有作为社会组织应当与公众平等沟通的意识的话，很有可能继续走入决策时没有预估民众的反应，重大事件中没有令人信服的信息来源，进而在公信力上一损再损的怪圈。届时，这就已经不再是危机公关的问题，而是政府的公关危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