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后新的市场土壤、基金公司为其“量身定做”的制度安排，共同成就了“最赚钱基金经理”王亚伟。但数次冲击原有体制结构无果之后，王亚伟和他的上司都选择了离开。

“一个时代的落幕”，这是对“最牛基金经理”王亚伟离职的普遍评价。

2012年5月7日下午，王亚伟神色平静地参加了在华夏基金的最后一次媒体见面会。此时距他的离职公告发布不到18个小时，公告称他“因个人原因”正式离开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及相应基金经理之职。

从1995年进入华夏证券，到1998年掌控第一只封闭式基金，此后的14年中，王亚伟亲身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风起云涌和基金业的迅速崛起，也见证了公募基金经理们一个个离开。

2007年之后，这位早期基金经理中硕果仅存的“元老”之一突然大放异彩，在夺取了当年“最赚钱基金经理”殊荣之后，旗下基金连续多年收益率夺冠，更以极具争议色彩的“王亚伟概念股”成为了基金行业娱乐化的“形象代言人”。

与此同时，由于华夏基金自身的股权变动等问题，身为基金经理的王亚伟与公司总经理范勇宏早在2009年之后，便多次传出离职消息。

在数次冲击原有的体制结构无果之后，对现有市场机制的失望，决定了王亚伟今天的选择。这也折射了过去十余年里，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在市场结构和制度变化中，始终难以回避的某些深层矛盾与冲突。

身为基金经理的王亚伟，始终就是这些矛盾与冲突的聚焦点。

娱乐化的明星基金经理

在基金持有人整体亏损的十多年经营期间，各基金公司却为其股东们创造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投资回报。

在最后一次的媒体见面会中，40岁的王亚伟一改“惜字如金”的沉默习惯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喝完了三瓶矿泉水。

这位“被娱乐”的基金经理严肃而温和地强调着自己的角色与职责：一名基金经理要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这意味着在其职业生涯内，首先要为投资者“创造绝对收益”。

对于整个基金行业而言，这是一句很不客气的批评。

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到2011年的11年内，投资者在股票基金上累计投入6.3万亿元，为此而支付了近1645亿元的管理费用，而最终收益仅 为754亿元，平均年收益率仅为1%-2%，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从投资角度而言，不如银行利率的投资回报即可视为亏损，中国基金业的十年投资业绩可 视为“整体亏损”。

而在这一堪称微薄的收益中，包括华夏基金在内的四五家基金公司就贡献了行业利润的一半。其余六十余家基金公司中，又有超过一半以上陷于真正的亏损。

从某种意义而言，王亚伟以这句话划清了自己与传统基金经理的“角色界限”。

私募基金追求“绝对收益”，公募基金追求“跑赢指数”，这是过去数十年中基金业内公认的“游戏规则”。

在王亚伟看来，“跑赢指数”是公募基金经理的基本价值所在。更以私募基金的“绝对收益”理念公然与行业规则“决裂”，其背后的变化令人深思。

在媒体见面会中，王亚伟为自己的投资生涯算了一笔账：在14年基金经理期间，他为其管理的基金投资者将1元钱变成了28元钱；而与此同时，华夏基金以2.38亿的投资成本，在14年中为历任股东创造的复合回报率却高达两百多倍，远远超出了王亚伟自身的投资业绩。

这并非华夏基金所创造的“奇迹”，而是整个基金行业的共同现实：在基金持有人整体亏损的十多年经营期间，各基金公司却为其股东们创造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投资回报。

这才是中国基金行业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大“奇迹”，相比之下“最牛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只能算作“浮云”。对此王亚伟选择了更加坚定地说“不”，那就是退出市场，“王亚伟模式”亦成江湖绝响。

无迹可寻的“迷踪拳”

在2005年的市场变化中，股权分置改革启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股市“同股不同权”的双轨制结构，也创造了近20年来最大的“制度机会”。

作为市场关注焦点的王亚伟，被认为2005年是其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在2005年之前，他所掌管的基金虽然业绩不凡，但远未成为市场焦点；而在2005年之后，他所掌管的华夏大盘精选及华夏策略混合两只基金，成为了屡屡夺冠的“最牛基金”。

这一转变如此清晰，以至于业内传出他到美国捡了本“投资秘籍”之类的八卦消息。

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王亚伟表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跳出基金经理的局限，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寻找企业和市场中的投资机会。

一位曾供职于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即使对于像他们这样接近王亚伟的人来说，王的投资风格也“像一个谜”。走进王亚伟的办公室，没有堆积如山的研究报告，也看不到日程紧凑的企业调研计划，只有琳琅满目的报刊杂志。

“我们天天在外边跑才能搞定一单投资项目，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家里看看报纸就能发现那么多投资机会。”王亚伟的前同事将其投资风格形象地比喻为“迷踪拳”。

就在王亚伟“迷踪拳”风格大成的2005年，在这一年6月6日，上证指数跌至998点的十年底部，包括王亚伟在内的早期基金管理者大多陷入了失去方向的茫然之中。

在2005年的市场变化中，股权分置改革启动，这从根本上改变以中国股市“同股不同权”的双轨制结构，也创造了近20年来最大的“制度机会”。在这场变革中，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作为流通股东的“天然代表”，在制度博弈中获得了空前巨大的话语权与丰厚收益。

这让开始跳出原有的市场思维局限，开始从系统和制度层面把握投资机会的王亚伟找到了新的机会。此后多年中形成市场口碑的股改与重组“王亚伟概念股”，也正是发端于此。

王亚伟没像“券商时代”那样把某只重组概念股进行“庄股”式的重仓操作，而是严守分散投资的逻辑，以大量的股票种类来对冲单只股票的波动风险。

媒体统计数据显示，在2005年前所管理的两只基金里，王亚伟先后投资了近500只股票；而在2005年之后的两只基金里，他所投资的股票却高达九百余只，接近前者的两倍。

海量的分散投资加上灵活的换仓操作，使王亚伟形成了不依赖于任何重仓股的飘逸风格，在市场周期转换时能更加迅速地把握机会和规避风险；同时他从系统和制度层面寻找投资机会的思路，也因大大有别于传统基金经理“看研报、跑现场”的调研方式而被视为“无迹可寻”。

但在“庄股时代”思维惯性下，王亚伟在某些个股上的成功投资，却被市场解读为“押重组”、“找题材”甚至暗箱操作。

谁的基金经理？

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这是一个只有市场冠军才有资格玩的“游戏规则”：具备品牌效应的基金公司“赢家通吃”，并将其竞争对手逼入死角，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王亚伟游学归来的2005年，正值华夏证券破产重组，华夏基金股东和管理层波折不断之际。原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推出一套为王亚伟“量身订造”的制度设计，并以其独特的投资理念和制度安排，令王亚伟所管理的基金在过去几年中成为了“行业标杆”。

范勇宏独出蹊径，改造了原有的市场发展思路：不再走“靠天吃饭”，在市场高峰争夺发行份额的道路，而是投资业绩为品牌，依靠“品牌效应”在市场低潮期扩大发行规模。

但风险也显而易见，如果基金公司的业绩品牌不能打响，那么市场低谷期发行无异于“自寻死路”。

为王亚伟量身订制的基金管理制度便是这股“东风”：在吸收了封闭式和开放式基金各自的经验教训后，王亚伟在2005年之后接掌和创立的华夏大盘与华夏策略两只基金选择了“半封闭”模式。

在这一管理制度下，投资者可以赎回基金份额，但是不能申购。由此形成了一个简洁明了的激励机制：由于可以赎回，基金经理便无时不处于业绩压力之下；由于不能申购，基金便不必因规模迅速扩大而陷入投资窘境。

正是在这一制度设计下，王亚伟迅速打造出了华夏基金的业绩品牌：2006年华夏大盘仅冲到了行业前12名；而在2007年按照自己的思路创立华夏策略后，王亚伟便一举创造了基金业的新“传奇”。

在业内人士看来，王亚伟的传奇之所以不可复制，并不在于其业绩的出色，更在于其奇特的制度设计——按照这一制度设计，他所掌管的两只基金规模只能越做越小，而这恰恰跟基金公司“冲规模”的要求有着本质冲突。

但在范勇宏设计的发行体系中，由于王亚伟基金的“明星效应”，大量慕名而来的基金投资者被“分流”到了其他不限购的开放基金之中，因此基金公司的整体管理规模依然不断扩张，并连续多年保持基金管理规模之首。

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这是一个只有市场冠军才有资格玩的“游戏规则”：具备品牌效应的基金公司“赢家通吃”，并将其竞争对手逼入死角，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然而，这是“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当大量的基金公司在亏损之余，却凭着规模冲刺获取不逊于华夏的管理费用时；当基金行业像当年的券商一样，凭借 着“牌照垄断”而非市场业绩赚取超额利润时；当大量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厌倦了制度保护下的“为股东服务”，纷纷投身私募以自己的投资能力“为投资者服务” 时。

最后艰苦维系着这一理念的市场冠军华夏基金，及其旗下的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也终于到了退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