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周宇、黄章晋：从来没有离场的赢家
以人事观察角度来梳理新俄罗斯几届领导班子，不难发现：站在今日俄共党旗下的，是苏共在新时代失败者的集合——退休者、老党务人员、军人、军工科技人员；而站在“总统党”的党旗下的，是苏共精英在新时代赢家的集合。
那些曾经的政坛操盘手，那些构成基础的普通公职人员，则从来没有离场。尤其是苏联时代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或“纪律部队”，更成为俄罗斯历任领导人都最为倚重的力量。他们无需理会改朝换代，无论“老板”是谁，他们都是骨干。
从“卫队帮”到“圣彼得堡帮”
在普京正式表态将参选总统，并明确表示若他当选将请梅德韦杰夫为总理前，不少评论认为，或许梅德韦杰夫将参加总统竞选，并能对普京构成威胁。这种猜测是基于这种认识：梅德韦杰夫明显要比普京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但它显然忽视了普京政权的“圣彼得堡帮”特色。
梅德韦杰夫只是“圣彼得堡自由派”的代表，而“圣彼得堡强力派”的代表则是伊万诺夫。普京为规避宪法的连任限制，选择了梅德韦杰夫，也许仅仅是梅德韦杰夫的自由派形象与普京的冷硬更为相得益彰。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伊万诺夫，都是圣彼得堡出生、圣彼得堡大学毕业，普京、梅德韦杰夫还同为法学院索布恰克教授的弟子。而1968年出生的司法部长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更是梅德韦杰夫的学生。
2008年5月普京任总理的俄联邦政府中，出生于圣彼得堡，或在圣彼得堡有教育和工作经历者比例极高。7位副总理有4位是“圣彼得堡帮”， 分别为副总理兼政府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科扎克、库德林、谢钦，18位部长中有5位是“圣彼得堡帮”，分别是财政部长库德林、司法部长科诺瓦洛夫、交通部 长列维京、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教育和科学部长富尔先科。
普京时代总共有五人先后担任总理（包括早已预定的梅德韦杰夫），分别是卡西亚诺夫、弗拉德科夫、祖布科夫、普京、梅德韦杰夫。首任卡西亚诺 夫系叶利钦政府“遗产”，后四人皆普京嫡系，唯有弗拉德科夫不是圣彼得堡人。但弗拉德科夫人生履历中有一年空白，俄分析家认为，他极可能与普京同样有情报 人员背景，人生中的一年空白期是在秘密受训。
“圣彼得帮”中的核心人物，多有几个最重要岗位轮换经历：纳雷什金曾历任俄联邦政府办公厅主任、副总理、国家杜马主席，谢尔久科夫历任过联 邦税务局局长、国防部长，格雷兹洛夫历任内务部长、统一俄罗斯党党首、国家杜马主席，伊万诺夫历任国防部长、副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等职。
尽管“圣彼得堡帮”也未必团结一心，但只要有普京这个老大在，所有不和谐因素都能被摆平。普京并不回避“圣彼得堡帮”这个事实，何况“圣彼得堡帮”普遍有较好口碑，很少有人公开指控他们与腐败有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带头公开申报个人财产。
之二 周宇、黄章晋：被遗忘的力量
普京再度就任总统，两支分别以白、红为识别色的力量，用各自的方式表现其在新俄罗斯的存在。
5月6日，莫斯科反对派在普京就职前一天组织了“百万人行进”的示威，手持白色缎带、气球和标语的游行者试图行进到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博洛特 纳亚广场，被严阵以待的武装力量阻止。反对派的领导人没有出现，他们被堵在自己家中。反对派声称，当天的示威有2万人参加，而俄官方宣称只有约8000 人。
5月9日，普京出席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仪式结束不久，大约400名俄共支持者在普希金广场聚集，打着巨大红色横幅和标语参与庆祝游行。这次，年轻人被排在最前列。俄共显然希望展示他们对年轻人也有一定号召力。
今天的俄罗斯，街头政治活动的参加者，无论是来自民主阵营自带干粮的反对派、阵容整齐被称为“普京近卫军”的“纳希”组织，还是打着红色镰刀斧头标志的俄共，几乎都以年轻人为主；但真正在背后最起作用的，无一例外都是当年苏共精英中不同派别的力量。
只是与国企出资直接赞助“纳希”组织不同，另外两者都是被边缘化而不甘被遗忘的力量。
分道扬镳的共产主义者
“苏联时期是5万本的话，现在只有500本”。在回答自己研究著作的出版发行状况时，斯拉文如是说。尽管他今天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苏联时代。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斯拉文的名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并不陌生。他是俄罗斯今天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少数坚持者，并坚信新的社会主义迟早会实现。
他的著作《被无知侮辱的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以及含有他论文的《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都被翻译为汉语，是今天中国研究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
20多年前，斯拉文被任命为苏联最高理论研究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副院长时，他选择了离开。他是该院的著名理论家。此时，苏联已走到末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
苏共曾建立的庞大理论宣传系统，包括《真理报》《共产党人》两大报刊，以及四大中央直属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中央高级党 校、中央函授高级党校。不过，斯拉文接到任命时，该研究院已更名为“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并转向研究民族问题。院长已不打算继续共产党的 理论研究。斯拉文因此选择离开。
苏联解体对斯拉文这样的理论家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在解体初期的反共浪潮中，甚至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禁止，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一度被迫中断。俄罗斯的马克思主学者和社会主义学者陷入极度困难的处境之中。
苏联时期，马列主义研究院曾经有上百个理论研究室。但在现在，仅有俄罗斯共产党还保留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机构。据斯拉文介绍，此后即使高校有教授马列主义的课程，也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讲解。
熬过最初的岁月后，斯拉文参与过组建政党，也参与过俄共，并担任过俄共中央委员。如今他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担任主席助理，并在莫斯科师范大学兼任教授。
担任俄共中央委员的斯拉文选择退出俄共，是因为他与俄共主席久加诺夫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他还曾撰写了《放弃马克思主义会毁掉共产党（致久 加诺夫的公开信）》。公开信中，斯拉文表达了对久加诺夫“建议放弃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纲领”、否定“国际主义”以及将俄共融于“民粹主义运动”的不满。斯拉 文的不满还包括作为议员的久加诺夫没有到白宫门口声援抗议的矿工——叶利钦在上台前还曾积极为苏联煤矿工人罢工站台，并获巨大成功。斯拉文认为俄共不再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
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者一般被统称为“左翼学者”。基于对苏联历史的不同反思，以及何为共产主义、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个群体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流派。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学派。他们坚持当年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推崇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道路。这些学者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而传统派仍然坚持苏共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久加诺夫是机会主义者，甚至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续集。
而苏共的直接继承者，则是1993年2月重建由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因为对叶利钦时代转型危机的普遍不满，俄共还一度差点在 1996年赢得大选。此后，虽然俄共始终稳定保持第二大党地位，但影响力每况愈下。2011年12月国家杜马大选后，俄共内部派别矛盾达公开化。部分党内 高层领导人认为，久加诺夫占据俄共领袖10年之久，必须更换。
但久加诺夫则认为自己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把党内分裂分子及时开除。久加诺夫依仗的底牌，是10年来俄共的宣传已经在那些退休和老党员的脑海中成功塑造了“久加诺夫等于俄共”的认识。
在接受本刊书面采访时，久加诺夫显示出无论在党建还是在政纲上，都保留下来的浓厚的苏联时代色彩。这与东欧国家转型后的共产党有明显区别。 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在失去政权后，很快靠民主选举再度执政时灵活转身，甚至并不反对休克疗法。而这一改革方案也并不像在俄罗斯那样以失败告终。
共产主义大厦的老人
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瓦列里·因诺肯季耶夫·哈拉佐夫已不可能参加任何俄共的活动了。这位93岁的前立陶宛第二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在会客时必须靠轮椅移动。但他并不愿意承认衰老。每当面对相机镜头，他就坚持从轮椅上移到椅子上。
“党一直都在，现在还经常开会。”哈拉佐夫的话，容易令人产生幻觉，似乎苏联共产党的灭亡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哈拉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库普佐夫大街32号楼。与这栋楼隔着一小片绿化带的26号楼里，曾经住着苏共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库普佐夫大街两侧，32号楼、勃列日涅夫公寓所在的26号楼等成排的公寓，都属于当年的苏共党中央。
这片被本地人通称为“中心”的公寓楼，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大厦”。苏联时期，由于库普佐夫大街是党的领导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办公的必经之路，所以“两侧大楼内住的全是可靠的自己人”。直至今日，这里的住户也全部是“自己人”。
之三 周宇：由党内精英到新权贵之路
采访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西多列卡时，正值莫斯科初春。60岁上下的西多列卡有着俄罗斯同龄人少见的挺拔身姿，提着硕大的牛皮公文包。西 多列卡的时间观念很强，有着操控这个国家的精英应有的利落和效率。当年在共青团团校时的老师阿格罗索夫教授在电话中表示希望他能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 他一口答应下来。一小时之后，就出现在离国家杜马不远的地铁列宁图书馆站附近。
在路旁一座著名历史建筑的二楼咖啡馆落座后，西多列卡脱下风衣、解下围巾，内着黄色休闲西装配上蓝底金黄条纹的领带，腕上露出一只硕大的金色腕表。
西多列卡思路清晰、反应灵敏，对记者为了解俄罗斯社会中各种“关系”所做的追问，能迅速警觉并探究采访意图，与苏共老干部们身上常见的暮气截然不同。
访谈结束时，西多列卡优雅地伸出一根手指，往前轻轻一推，示意记者不用买单。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年轻时的西多列卡，最大愿望就是在“社会有关的部门，或是国家机关”供职。他如愿以偿：经过千挑万选，在年富力强时即进入掌管苏共干部升迁任免的苏共中央组织部。
在大学毕业工作后，经选拔考验，西多列卡被送入团校学习(团校本身就是大学，他就是团校毕业的)，这意味着进入党的青年后备干部序列。团校的学习经历，不但可以让年轻人熟悉党的工作方法，也便于在今后的职场积累人脉。
在准备苏共二十七大报告期间，西多列卡进入苏共中央。报告的每个专题都有专门小组负责，西多列卡分在以“青年人和青年人政治”为主题的小组。这也使他后来的许多工作与青年有关。
不过，苏共长期僵化的人事体制使其带有强烈的“老人政治”色彩，进入后备序列却上升遥遥无期的年轻人普遍感到压抑、痛苦。“有些人入党后就一直在起点的职位上直到退休。当时老人占着座位，年轻人必须找到新的出路。”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给了人们打破坚冰的巨大希望，西多列卡是戈尔巴乔夫的热烈拥护者。
为解决年轻人的问题，苏联曾出台《青年法》以及青年人发展方案。西多列卡所在的部门正好负责年轻人的福利、就业方向的工作。同时，1980年代中期，新的领导层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商业活动。青年创业成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为鼓励年轻人创业，苏联当局成立了一个名为“HTTM”的组织，作为党中央和共青团支持年轻人创业的对口机构，甚至负责资金的输入。西多列卡在里面担任一个高级主管，下辖众多青年团体，他曾尝试用举办各种竞赛来吸引年轻人创业。
虽然年轻人干得热火朝天，但西多列卡清楚地感觉得到，任何一种创新对上级领导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会令领导人显得落后、衰老。他们感到害怕。任何一个人带着自己的提议去找领导人的时候，领导人都会想，我是否需要这样的创新呢？它会不会给我带来威胁？”
西多列卡和同事们从事的工作，无意中培养了俄罗斯第一批青年企业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日后成为新俄罗斯的首批巨富。甚至来不及告诉党提及 苏共当年令人窒息的僵化，阿·托·莫吉廖夫同样记忆犹新：“苏联已开始改革，但党的反应主要是消极而负面的。一些职权单位联合起来反对改革。”
当年莫吉廖夫也是刚进入中央机关的年轻人。他曾在苏共中央直属的社会主义科学学院教突厥语，培训来自国外的学员。1987年，调入苏共中央一个负责意识形态管理和调研的部门，任务是跟踪社会趋势，向党汇报。
当时，党内民主化已经开始。无奈社会民主化步伐比党内民主化更快，“党一直在追赶社会发展的趋势，却追不上，脱节了。领导们日夜研究改革，反而成了‘人民的尾巴’”。莫吉廖夫说道。
清楚看到这一切的年轻精英们，无法避免地陷入痛苦。莫吉廖夫和思想部门的年轻同事普遍认为，旧的体制已面临存亡危机。年轻的人们甚至在议论 中认为，党要想存活下去，不但要改变社会基础，连党的名字都要改。然而老干部们对此完全没有意识，也不想有所改变：工资待遇很好，领导干部的椅子坐得很舒 服。当有人批评他们的工作方法、思维跟不上社会发展时，老干部总会说“列宁就是这么说的”。莫吉廖夫是新同志，只能听老同志的话。
1990年2月，苏联全国人大召开时，莫斯科10万人游行，要求修改宪法中党的特殊地位。3月，人大会议修改宪法，取消了党的特殊地位。
回首20年前，托铁别科维奇觉得犹在梦中：“大厦将倾之时，我来不及告诉党，甚至来不及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党就已经下台了。”
莫吉廖夫更没想到自己作为党国精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竟是如此收场，无论是他和西多列卡这样的年轻人，还是那些一直提防着年轻人的老同志， 都无法忘记这屈辱的一天：1991年8月21日，在“8·19”事件后执掌了俄罗斯大权的叶利钦宣布苏共非法，莫吉廖夫和同事们在沉默中收拾物品，搬离苏 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一群警察冲了进来，监督他们从保险箱里拿东西。不久，这里变成新总统叶利钦的办公室。
“当警察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己是罪犯的感觉。这个社会的变化让我们干部觉得紧张，从原来被人尊重的人，一下子不再被尊重了，我们成 了罪人一样。”尽管他们早已有了苏共将会被非法化的预感，甚至做好了下台准备，但仍然不敢相信，他们这批原本是苏共转型最后希望所在的精英，一夜之间被扫 到了大街上。
被这个时代突然彻底抛弃的，只是这个体制中属于纯党务工作的一小部分人，构成这个体制庞大基座的数百万政府公职人员、数百万军警、数以10万计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几乎没有改变身份就进入了新时代。
苏共被宣布非法时，莫吉廖夫整整24个小时不知所措，脑子一片空白。44岁是一个尴尬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开始新的职业似乎已晚，而人生之路还长。突然被这个时代抛弃的感觉无以言表。
好在事情并未变得更糟。“那段时期对我来说最好的安慰是：政府没有清算、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在街上也没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过激举动。”莫吉廖夫说。
尽管天翻地覆，莫吉廖夫也仅仅失业了9天。9月2日，拥有语言专业特长的托铁别科维奇就在一家土耳其公司找到了顾问职位。在这种历史转折时刻，9天实在只是个短暂的难关。何况，在土耳其公司拿到的工资，相当于党原先发给他的工资的5倍。
西多列卡失业了两个月，这倒不是因为他运气不好或能力不够。许多这样的年轻人选择了“战术性”地失业两个月，仅仅是为了让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不消失。
西多列卡如今未再加入其他政党，但他保留了一个苏共中央的许可证，以寄托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怀念。
重拾精英的位置
两个月后，西多列卡也在秋明州一家私人石油公司找到工作，担任公司驻莫斯科的代表。
同时具有建筑和历史两个学位的西多列卡，石油并非其本行，但头脑灵活的他不怕从头学起，并迅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知道石油有2600多个品种，知道它们以多大出口量装箱，每种石油以什么条件运输，如何运输下单，以及如何控制运输进程等。
西多列卡和莫吉廖夫作为从中央委员会这种高层机关出来的旧时代干部，没有获得在新时代直接参与瓜分资产的机会。但在中央委员会重工业部、机 器制造部、农业部等领域任职的干部，相对熟悉本专业的知识，又与工农业、机械制造相关的公司关系密切，解体后从商或担任本领域企业高级顾问的机会很多。
不论是西多列卡还是莫吉廖夫，原本就是党千挑万选出来的精英，教育水平不低，才干过人，再加上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管理经验，令他们在解体后的人生轨迹比自己担心的要好得多。
与西多列卡一同在团校受过精英教育的同学，大都有着相似出身：有良好的理工科专业背景，在专业工作中表现突出，然后被选拔作为党的后备干部加以培养。这些青年精英，一旦返回原来的专业领域，都能一展身手。
和西多列卡同期进入苏共中央的28个年轻人，全部是博士或副博士。苏联解体后，这批人大多获得成功，或是当上部长、副部长，或者拥有自己的商业。
莫吉廖夫的同事们同样全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当年办公室的五个同事，当初的领导现在成了联邦主体的副州长，其他三个人则成立医疗服务公司，生意顺利。
莫吉廖夫自称在商业上还不算十分成功，但至少也能开上奔驰汽车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教学工作，进入俄罗斯外交学院教授土耳其 语。最令他高兴的是，在中央委员会期间，他是副教授，如今在外交学院，他如愿以偿成为教授。“如果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我的仕途或许会更加顺利。”莫吉廖 夫仍会忍不住畅想一番，“苏联解体后，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活。”
而西多列卡明显无论以何种标准，都称得上成功人士。离开最初那家石油公司后，他经营自己的石油运输公司长达8年，在这家公司的主要成员又纷纷独立出去成立自己的公司后，西多列卡才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进入国家杜马工作，重回权力的主场。
苏共的最宝贵遗产
西多列卡和莫吉廖夫都是出身平民的苏联精英。相比他们，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精英，对新时代有更强的适应性。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苏共高层鲜有 培养自己的孩子做接班人的观念，“太子党”或“官二代”往往更乐于成为受人尊敬的专家、学者。而在新时代来临之后，他们转身商界的身手异常敏捷。
如在苏联1950-1960年代曾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他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很快成了著名银行家，而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维卡早早成为商界大亨。
苏联时代的经济改革，有显著不同于中国的特色。苏联1980年出现的第一批企业老板，绝大多数不是早期中国城市经济改革中的主角——待业青年甚至“两劳”人员之类的社会边缘人，而是专家、青年干部以及企业家。
叶利钦时代的一项统计表明，17%的大型私人企业老板是共青团高官，他们与科学家、技术人员成为第一批创业者，排在其后的是高干子弟。某些 行业的相似背景亦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外贸企业大部分是苏联外交口和进出口领域的人员创办的，而银行家很多来自前共青团干部。总之，苏联解体前，掌管资源配 置权力的官员们，轻松就搭上了新时代的便车。像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成为大公司顾问这样的案例，在新俄罗斯不胜枚举。
至于那些既没有专业背景又不任职相关利益部门的党国精英，时代也没有亏欠他们。事实上，苏共给了他们一项最宝贵的财富——人际关系。
西多列卡能得到那家石油公司的职位，是靠朋友的介绍。此间他还曾收到过加入叶利钦政府的邀请，但他没有参加。获得商业成功后再进入国家杜 马，同样是受到别人邀请。邀请者算是他在苏联时期的同事，但当时他们互相并不认识。当国家需要一位优秀管理人才时，双方一个共同的朋友想到了他，于是有了 辗转介绍。“人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人际关系。”西多列卡说。
毫不出奇，莫吉廖夫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也得到苏联时期人脉关系的帮助。
在苏联时代与莫吉廖夫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五位同事，现在定期聚会已成惯例，比如国家节庆或每个人的生日。“现在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跳槽去别处工作，原来的关系常常就断了。但我们苏联干部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共同利益，但相互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朋友关系更深。”
西多列卡尽管在新时代有了新的交友原则——“尽量和成功人士交往”，但与此同时，他与读书时期的老师、同学维持着多年的牢固友谊，并积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
苏共留给其精英的这笔特殊遗产，使他们在新俄罗斯时代很快结成政商精英联盟。在动荡的叶利钦时代，这个群体中崛起了第一批寡头。在叶利钦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是叶利钦的最坚定支持者（直至普京上台收拾掉一批不听话的寡头后，一个以普京为核心的政商联盟才再度形成）。
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了前苏共精英们成功转型中的一种典型样本——党没有了，我们依然是国家的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