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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逸事】汪精卫长袖善舞(图文)

时间:2011-08-19 08:40:08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
       
 
  民国时期,天津支那街东马路街景。支那街,是指和日租界毗邻的天津老城外三不管一带,是日本人对此地域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呼。

文_杨早(文化学者)

辛亥逸事之十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 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 了皇帝的后路》、《绅士的败局》、《湖南的人头》、《娘子关头换王旗》。敬请垂注。

  索款

北京刑部诏狱大门缓缓开启,三名囚犯被释放,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叫汪兆铭,他有另一个名号,叫汪精卫。

时为1911年11月6日。时间点往前推,武昌事变半月后,以《国风日报》为中心的北京同盟会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处的共和会、铁血会等革命团体, 联合派出同志冷公剑,前往武昌,请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战事正紧,为什么北方的革命要请求湖北的支援?显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个领袖,他们更 需要的,是湖北军政府的经济支援。

冷公剑10月25日自北京起程,沿京汉线到了孝感,火车停开,他只能步行,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达武昌。

他这才知道,在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山西独立,吴禄贞授山西巡抚,娘子关和谈,燕晋联军组成,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详见本刊上周文章)。武昌的同志一面翻着报纸与来电,一面叹惜:如果阎锡山、吴禄贞、张绍曾(新军将领)能三路进兵,北取京师,南断汉口清军归路,诛袁世凯于彰德,革命已经成功了!

“其实之前的机会更好,”共和会创始人之一胡鄂公对冷公剑说,“武昌举义之初,清廷震恐,束手无策,京师谣言横行,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 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那时,若有数百人于正阳门、宣武门、天安门之间奋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冷公剑没有反驳,其时他在京师,非常清楚那时混乱至极的情形,胡鄂公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是,哪儿来的“数百人”?北京革命势力本就薄弱,又没有新军,办报呐喊的人有,要得数百死士,除非经费充足,从北京周边会匪流民里招募。

“北方革命确实需要推动,”胡鄂公转头对湖北都督黎元洪说,“如今吴禄贞被刺,北方军政大权一统于袁世凯之手,有消息说过几天他就会自彰德进京。这一 来,北方革命形势将更趋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特使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已经抵武昌,希望与鄂方谈判。胡鄂公主张拒绝接见,并通电各省揭露袁氏阴 谋。但孙武等多数人赞成答复。

北京同盟会又派了人来,仍是请求派人北上主持。于是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胡鄂公此前久处北方,人地两熟,就派他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带,主持北方革命。“国库拨款一万元,作为办公之费,到北方后,如有急需,当陆续汇寄”。

当时北京同盟会的经费支绌,已达极致。《国风日报》全靠四处打秋风勉强维持,主持日报的景梅九甚至干出过写信敲诈的勾当: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要求他出 资若干,否则“将在报纸上登载君一件隐事”。哪知该朋友看穿了这些革命党色厉内荏,回信说,“好极了!请你编出来,奇文共欣赏,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办 法,只好在同志间搜求,连某人冬天的狐皮马褂都当掉了,也才当了三十元。而今胡鄂公携有万元,要算一笔巨款了。

胡鄂公是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坚决反对以大总统为饵诱袁世凯反正,他更认同吴禄贞的判断:清室已败,革命党的对手就是袁世凯。路过上海时,他去会见宋教仁与陈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从内部响应,方可以“击败袁氏而消灭清室”。宋、陈二人也深以为然。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召集北方同志开会。天津一带的同志,同盟会加上共和会、铁血会,大约也就一百来 人。这一天,正好山东巡抚孙宝琦通电全国,宣布取消11月13日发起的山东独立。据滦州来的同志说,二十镇官兵颇有加入革命团体者,本来希望山东独立,与 滦州互相呼应,可以择机起义,现在山东取消独立,对士气肯定打击很大。

正计议间,汪兆铭从北京派人来,请胡鄂公拨款二千八百元,说是十月初九,即五天后北京同志起事,进攻清室之用。汪兆铭此时名头极响,他刺杀摄政王载沣 不成,被捕后在狱中写的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江南北,腾传人口,有人甚至预先给了他“烈士”的称号。现在汪被放出来十多天,又在筹划北京 举事,胡鄂公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怀疑,当即指派人携款往北京交付。

天津共和会负责人白雅雨冷哼一声:“不过是袁世凯用来威吓爱新觉罗家族罢咧!”

胡鄂公大是诧异,问他是怎么回事。

白雅雨就谈起他的见闻:汪兆铭一出狱,袁世凯即从彰德电令其子袁克定往见,称“请诸君勿他去,宫保来京时,尚欲一见汝等”。汪兆铭即留在北京等袁世凯。

等到袁世凯11月13日自彰德入京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接见汪兆铭,并让他与杨度、汪大燮等人组织“国事共济会”,表面主张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私下却帮助袁要求满清亲贵捐款镇压革命。

虽然如此,但现在不能怀疑同志。胡鄂公仍然打发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给汪兆铭。
 
        
 
       20世纪初,繁忙的天津英租界码头。

  事败

胡鄂公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后,十月初七,他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接自北京来的《国风日报》同志时,竟然在一群来客中看见了汪兆铭那张俊美的面孔。

“兆铭,”他们是老熟人,“你这种时候来天津,后日北京的大事,谁来主持?”

汪兆铭微微一笑:“九日进攻大内,自有人运筹指挥,我辈就不需要留在北京冒险啦。”

这话更起疑窦。胡鄂公也猜到了八九分,“到底是谁在运筹指挥呢?”

“项城呗。”

“袁世凯吗?”革命同志一般不用“项城”称呼当今的内阁总理大臣。

“是啊,”汪兆铭很大方地承认,“其实这次举事,就是由世凯发起的,袁世凯资助我党运动费五千二百元,但是需要购买枪械,还要租房、安家等等,钱不够,所以我才找你要了二千八,凑够八千元。”

汪兆铭兴冲冲地讲起九日的计划:夜十点,炮响为号,革命同志即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等处发难。袁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再命袁克定率兵三千攻打东华门,清廷还有什么可抵抗的?所以我党只负责发难,其余的事情都是袁世凯的,我们还留在北京做甚?

胡鄂公自然马上想到了白雅雨日前说的那番话。但此刻汪兆铭俨然以北方革命领袖自居,自己初来乍到,也不便干涉太多。而且,当天下午,清军攻陷汉阳,京 津一带谣言四起,有说黎元洪已经自杀的,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人心慌乱,一时也就顾不上北京之事。

十月初十清晨,天还没亮,胡鄂公住的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有人砰砰地敲门,还伴随着哭喊的声音。屋里住着十来个人,有人赶紧开了门,轰一声,白雅雨扑了进来:

“袁世凯、汪兆铭果然狼狈为奸啊!杀我北京革命同志啊!”

十月初九夜,北京革命党人照汪兆铭与袁世凯约定的那样,十点起事,分三路攻向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但袁世凯答应的禁卫军第四标、袁克定的三千人, 踪影全无,等着革命党人的只有严阵以待的军警。北京的党人本来就不多,被捕者十余人,愤而自杀者两人,被捕者也几乎尽被处决。

当天下午,天津同志开会,决定成立津军司令部,预备在天津举事。汪兆铭也在。诸人拿不住汪兆铭勾结袁世凯的证据,但无人推举这位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当司令。汪兆铭没等散会就匆匆辞去,临去倒很有风度地与在座同志一一握手。

白雅雨说:“兆铭早把我党在京、津、保的情形都告诉了袁世凯,老袁告诉他:只要你能控制他们,团体如何发展,暗杀如何进行,都随你而为……现在他当不上津军司令,肯定会自己组织队伍,不跟我们这班人厮混。”

白雅雨还说,汪兆铭在京,定期谒见袁世凯,每次都是一个人,每次都是暮夜,有时汪兆铭不去,袁世凯“必使人召之”。有一次他带在法国加入同盟会的外交 部主事魏宸组去见袁世凯。出来后魏宸组怪汪兆铭:你想让我助袁世凯杀革命同志吗?汪辩解说:不是,我是想让你在外交部刺杀袁世凯,所以让你先熟悉他的样 子。魏宸组推辞说:暗杀事不是我熟习的勾当。汪兆铭反驳道:不能暗杀,何言革命?—汪兆铭注目于暗杀,是无疑的了,而暗杀,无非也是制造恐怖气氛,帮袁世 凯夺权而已。

胡鄂公绝不怀疑白雅雨。不过,他对袁汪交往了解得如此清楚,消息又都是通过袁的警察总监赵秉钧传出来的,会不会是离间?

胡鄂公有此疑虑,只好安抚众人说:“老袁肯定是想借兆铭来杀革命同志,但兆铭是老革命党,我不相信兆铭会甘心为老袁利用。”

十月十一日晚九时,汪兆铭突然召集在京同志,声明要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怀疑汪兆铭的白雅雨等人因为刚加入同盟会不久,不便阻拦,遂由众人推举汪兆铭为支部长。会后,胡鄂公等人归寓,汪兆铭却留下了一些人,说另有要事商议。

白雅雨冷笑道:“他肯定要成立暗杀团体,才好向老袁回报啊!”过了一阵,被汪留下的人里有回来的,一问,果然,汪兆铭找了七个人,成立暗杀队,名额以二十人为限,他自己当队长。

有人非常气愤,认为汪兆铭是在分裂革命,提议另组共和会总部,与汪各行其是。胡鄂公劝他们说:同盟会创自孙中山先生,希望国人知革命先知团结,凡革命者,皆得为同盟会会员,这个组织不是汪兆铭一人能私有的。现在共和会、铁血会都已加入同盟会,大家还是统一名义为上。

话虽如此说,见解不同终究无法合作。汪兆铭再来过问这边的举动,胡鄂公等人也是敷衍而已,后来终于另行成立了天津暗杀团。京、津两个暗杀团各自为战。 刺张怀芝(天津镇总兵)、刺袁世凯、刺良弼(皇族权贵),一系列的暗杀,确实很长革命党志气,但也让清廷更依赖袁世凯了。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革命党人汪兆铭。
 
         
 
         革命党人胡鄂公。
 
         
 
         利用新剧宣传革命的王钟声。

  南下

辛亥年底,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成立,胡鄂公任会长。这个革命协会整合了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女子革命同盟等十多个团体。北方革命协会的成立,用胡 鄂公的话说,正是鉴于革命团体日益增多,“以汪兆铭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

会章第六条规定:“本协会一切经费,概由鄂军政府或其他军政府接济。”显然,胡鄂公能当选会长,跟他是鄂军代表不无关系。

可是他带来的一万元已经用完,买枪支还找人借了七千元。屡次去电武昌,也不见有回音。但关内外的会党可不能白手革命。

比如,振武社的丁开嶂表示,他们关内外有廿八路领袖,可以号令有枪会员上千人前往滦州,接应起义。那都是些绿林豪杰,旅费安家费总是要的,胡鄂公问丁开嶂,每人要多少钱?

至少得一百吧。

那么,总数就是十万。哪儿来钱?

胡鄂公叹口气。那就分期分批吧,每次来五十人,先把一二两期的款子凑出来。

现在只要一万元,但也不那么易筹。再加上汪兆铭到处宣扬,说南北议和期间,如果革命党举事,就算背盟,不仅道义上有亏,也于革命事业不利。按汪兆铭的 意见,议和是当前惟此为大之事,袁世凯之利,即革命党之利,因此切不可起义举事,阻挠和议者,倒是可以暗杀对待之。这段时间,汪兆铭来往京沪之间,调停折 冲,风光得很。

北方革命党人,无兵无饷,加上心态动摇,12月18日,直隶任丘五百人起义,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无一响应,坐视任丘举事失败。

12月27日,南京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胡鄂公虽在天津,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决定,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所有纪事、通告、文牍都改用阳历,不再用大清朝的旧历法。

这天晚上,胡鄂公都睡下了,被两位北京来的同志叫醒。事情不好了!

据他们说,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上海,袁世凯顿觉唐绍仪在上海的谈判难以胜任,打算派汪兆铭南下周旋,于是派其长子克定去找汪兆铭。

他们描述的场面非常戏剧化:

“当兆铭、克定相偕见世凯之夕,室中预设盛筵以俟之。兆铭、克定见世凯,四叩首。世凯南面坐,兆铭克定北向立。世凯顾兆铭、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异姓 兄弟也。克定长,当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兆铭、克定则合辞以进曰:谨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 叩首。叩首毕,兆铭、克定伴世凯食,食罢而退。”

汪兆铭今天已经出发往上海了,你说,这还不是谄附老袁,破坏革命?

正说着,白雅雨来了,他也听说了汪兆铭南下的消息。众人连夜计议,汪兆铭南下,肯定会宣扬北方同志均遵守和议约定,可是现在孙中山先生已经归国,正应放弃议和,实现“南响北应”的既定策略,我们北方同志的意见,可不能由汪兆铭代表!

次日,北方革命协会在英租界小白楼开会。与会众人痛切陈述近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迫害,个个义愤填膺,尤其以王钟声之死,最让全场震恸。

王钟声是清末名闻天下的新剧家,利用新剧宣传革命,报章屡屡报道,他所到之处,观众为之疯魔。年初王钟声在北京被捕,由京师警察厅递解回浙江上虞原籍 看管。武昌事变后,他从家乡逃到上海,参加攻打制造局,上海独立后出任都督府参谋长。11月,王钟声又潜入熟门熟路的天津策划举事。12月2日,被直隶总 督陈夔龙派警察逮捕。12月3日,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将王钟声枪决。此事一出,津门哗然。

据说王钟声曾质问军法官:九月九日上谕,大开党禁,非犯法不得擅自逮捕,我是革命党,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总督陈夔龙也感为难,直接请示朝廷办法。袁世凯为首的内阁批了“尽法惩治”四个字,王钟声遂死。

胡鄂公对众人说,王钟声死后,他也曾责问汪兆铭:停战期间,擅捕擅杀党人,难道不是袁世凯背信弃约?汪兆铭居然回答:王钟声吗?他不过是一名无行的伶人,或者是因为干犯租界法令被捕,与革命何干?

又有人说,王钟声被捕之日,汪兆铭由天津早车赴北京,据云是应袁世凯之召,难保他跟王钟声之事无关。

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暗杀团团长孙谏声带头大哭,全场哭声一片。在哭声中,拟好了致南京孙文先生的电报,请他“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领导各省军民同志,扫平伪满,肃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体,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

电报交出拍发的第二天,丁开嶂从滦州来津。他说,关内外带枪同志前两期一百人已经抵达滦州。他同时带来了滦州军营长的快电,邀请天津革命同志往滦州指导革命。

那我去吧。白雅雨决然地说。

就在这一天,滦州全体官兵通电主张共和。辛亥年北方最惨烈、最震撼的一场起义,就在眼前。
 
  清末的公园规章

外滩公园

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美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1885年《外滩公园游览须知》第一条规定: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规定: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第六条规定:儿童无西人同伴不准入内。

公共租界娱乐场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娱乐场规章》规定:华人不准入内,除非是侍奉外国人的佣人。印度人不准入内,除非是衣冠整洁者。马、汽车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园,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条牵住。

法国公园

上海顾家宅公园,因系法国园艺家柏勃设计,故名法国公园,1909年6月建成,8月开放。该公园规定: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中国人,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则可入内……

天津公园

20世纪初,中国始有公园,然而却不准男女同游。如天津的公园就规定:“星期一二三五六,准男客人游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人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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