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一种类似教徒般的狂热，倾家荡产在为国为党“献爱心”，却难逃屡战屡败的宿命。他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更好一些，社会却离他越来越远。

7月10日下午，曹永文的根雕作品没能够从北京运回湖南省新化县，只能运到长沙。他发现部分作品丢失，到货运站交涉无果。

记者_张雄  湖南新化、北京报道  摄影_李锋

一

K472， 湖南新化到北京西，1857公里。

在夏日令人作呕的推搡中，曹永文挤上了硬座车厢。他没有车票，对他而言，至少在新化，坐火车与挤小公共一样不需要提前计划。站台上的电子时钟显示，这是2011年7月2日早上8时40分。他将在K472上度过并不愉快的一天一夜。

他睡在座位底下，躲过了漫不经心的查票列车员。次日上午，列车准点到站。从一个陌生人那里，他花二十块钱买了张用过的车票，低头从出口处的女检票员眼皮底下匆匆走过。

他也承认，这事干得“确实不那么高尚”。此次来京，他要按照领导的指示“处理”那件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木雕。在他花费数万元将那件制作一年的作品拉到北京后，“有关部门”怀疑他“变相上访”，劝他尽快将木雕拉回新化。

在湖南省中部的新化县，横穿县城开发区的大卡车聒噪的鸣笛，震得路人直挠耳朵。县政府对面的一家肉食店里，曹永文的妻子曹海云在替人杀鸡，每只收三 块钱加工费。运气好的话， 一天下来，大约能有十桩买卖。自几年前丈夫迷上“献礼”之后，曹海云杀鸡的营生就是家里全部的经济来源。

他们的家在百步之外的另一家门面，开了一半的卷闸门里，传出孩子们看动画片的声音。屋内家具简陋，一台钻石牌落地扇看起来是全家最闪亮的电器。两尊巨大的木雕相对而立。粗粗看来，两件作品几乎一样。

半个月前，根雕师曹永文还在家中挥汗如雨，为他的“建党90周年礼物”做最后的打磨。他还没想好作品的名字。按照预先的计划，他最迟在5月份就得完 工。但这个高2.7米、宽2米、重1500斤的大玩意工期终究还是拖延了。因为老婆的一次意外受伤，他只得去肉食店替老婆顶班，晚上回家继续赶工。

在屋里，摆着他过去几年间完成的“迎奥运”、“迎世博”、“建国60周年”和“5·12地震”四件作品，每件的工期都在一年以上。这些在阴暗中蒙尘 的巨大木雕消耗了他过去近十年的心血和积蓄，所有的“献礼”都没有送出去，他背负了十几万元债务，还有现实和网络世界滚滚而来的嘲讽和谩骂。

曹永文说：“我没什么别的期望，只是希望别人不要拿异样的眼光看我。”

二

曹永文11岁的儿子曹昊汀常带同学来家里玩，并骄傲地把那些作品介绍给小朋友们。他认为父亲为2008年奥运会制作的那把“龙椅”最好看，因为他喜欢龙。

那是曹永文“献礼”系列中最早的一件作品。从2004年开始，曹永文精心选材，苦心雕刻，耗资数万元制作了一把重达300多公斤的大型杨梅树根雕座 椅。作品分四部分五小节，寓意五湖四海；椅上有56条龙，凸显中国地形，代表56个民族紧密团结。祥云、地球等寓意2008奥运圆满成功。根雕空间体积约 4亿立方毫米，意为1949年4亿同胞“翻身做主”。底座的荷叶造型，寓意“中华一片和平”。

在湖南省第二届林产品博览会上，“龙椅”获得金奖。这对曹永文是极大的鼓励，他觉得这简直是撞了大运。“那可是省博览会！金奖没颁给那么多专业科班的作者，却给了一个农民！”

按照曹永文的计划，这件耗时四年制作的“龙椅”将被赠送给北京奥组委。2008年8月8日，龙椅将出现在奥运开幕式上，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专用席位。

2008年年初，曹永文带龙椅进京，他拨通了北京奥组委的电话。一个年轻的声音告诉他，全国人民送过来的字画、雕塑以及各种稀奇的礼品已经多得装不过来，现在奥组委已经停止接收一切社会捐赠。

“他们没给我一个仔细说明的机会，”曹永文不无遗憾地说，“我那个根雕是代表着责任，请胡主席坐上去是为了提醒他，不要忘记56个民族群众的托付啊！”

他说做完“龙椅”后，自己曾坐上去一两回，“总觉得国家兴旺，民族发展，南方水灾什么的任务都落到了我头上，很有压力，就赶紧下来了。”后来“龙椅”摆在家里，他看着就觉得沉重，于是搬到别处。

曹永文的车没有开回家，而是整理了宣传传单后直奔广东。奥组委拒收似乎并未影响到他的热情，他满心期待，要去遥远的南方完成他的第二项任务—“反台独，促统一”大型签名。

三

家里人都知道，曹永文饭可以不吃，电视不能不看。从有电视开始，他就每天盯着新闻不放。看完新闻联播看湖南新闻，然后是市新闻，最后是新化本地新闻。

1971年，曹永文出生在新化县一个农民家庭。与好强的母亲一样，他个性倔强。小学时以全校第二的成绩升入初中。但读完初中后他的学业没有继续，曹 永文的解释是：好面子，自尊心强，字却写得烂，不愿做作业，功课便落下了。但他显然对农村的事物缺乏兴趣，“老是想着怎么调节社会问题，想些异想天开的 事”。

1980年代，曹永文写了一篇《关于怎样调节防止官员犯罪》的文章，建议官员腐败可以考虑异地审判。

这封收件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信，如所有人的预期，在投进邮箱后再无回音。1989年春天，电视上热闹的画面让他无比好奇，他想去北京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3月里的一天，他偷偷穿上父亲的皮鞋，怀揣20块钱，登上向北的汽车。

终究他狼狈而归。只走到离新化200公里的益阳，他就花光了所有的钱。他跑到路边庄稼地里，把带着粪便的红薯种子刨起来，洗洗便吃。提起二十年前的往事，强烈的自尊心驱使他不停自责：“愚蠢啊，愚蠢！”在他看来，年少的冲动是终生难以洗刷的耻辱。

北京没去成，他灰溜溜回到新化打工。1993年，他开始学习木雕。

十几年后，在这个湘中小县城里，曹永文是这行公认“算得上技法一流”的师傅。他的同学唐华锋拿出曹永文送他的一个木雕水杯，说无论在创意和做工上，曹的作品都算是“很牛的”。“他思想比较前卫，脑子也聪明，做事也比较有上进心。这个人很执著，他想的事情一般都能做好。”

曹永文有一技之长，自然不愁生路。他仍在关注“社会问题”。1998年，曹永文看到开发区垃圾满天飞，便向新化县县长自荐，要承包城区垃圾处理。县长答复：你有能力你就来搞。

县财政只拨给他每月2800元预算，要他负责整个开发区的环卫。凭借对机械原理的熟练掌握，他将一台南京136货车改装成洒水和垃圾运输两用车。又另做了几辆平板车，雇来十一个人，每月他自己贴进2000元，“钱要给够，不然人心不稳。”

四年后，原本光秃秃的开发区一片绿荫，道边的房子也盖起来。垃圾回收的效益逐渐显现，曹永文也不再需要贴钱。县政府的官员认为曹永文是个能人，有意 聘他进环卫部门任职。他却萌生去意。“有人眼红，觉得这个活儿能赚钱想过来争。我不想争。再说这个事情已经上了轨道，我可以离开它了。”

2003年，从“垃圾王”岗位全身而退后，他开始一门心思研究起“给国家献礼”。

四

记者问他：如果那时候你当上了干部，新化是不是就多了个治县能人呢？他摇摇头：“当官我最高只能当个县长吧。如果我把我的思想跟全国人分享，我的思想让领导认同，受益的就是13亿人啊。”

老同学唐华锋回忆，曹永文过去性格开朗，很爱说笑。最近几年反倒变得消沉，话也少了很多。“好像没原来那么活泼了。”

2004年唐华锋退伍回乡，工作没有着落。曹永文便开导他：开发区商业不发达，你可去开家蔬菜店，一是便民，你也会赚钱。

唐华锋如今仍对老同学的指点心存感激。如今他一家四口仍靠这蔬菜店过活，并且在县城买了商品房。唐华锋介绍，曹还有很多“超前的想法”，比如利用空 调排出的热量在屋顶种菜；还有引进“无公害蔬菜”，“当初他就劝我搞无公害蔬菜，他来搞一个蔬菜农药监测仪，‘保证你发财’。我那时候没钱，要是借钱把这 事搞起来肯定发了！”

唐华锋感觉到曹永文从那时候起开始关心起“大问题”来，“他特别讨厌别人跟他提钱，”有次唐为他送行，给他包了三百元的红包，“他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

曹永文说：“如果每个人都想着钱，想着得到，社会就无法前进。我付出了，我心安了，我做的这些后人也会记得。”

2007年，曹永文在一张《参考消息》（他错读为“参政消息”）上看到台湾民进党提出“入联公投（台湾加入联合国全民投票）”的消息。他警觉地认为：台海的形势一定会影响2008年奥运会。

他认为自己必须去“管一管”这事。“一个国家的稳定，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曹永文说，“不要以为你不管自然有人会管，就跟我搞垃圾处理一样。如果那个能管的人需要等九年十年才出现—这个国家等不起。 很多时候你得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别人。”

一个宏大的计划正在酝酿。他兴奋得睡不着觉，忙着准备签名计划的一切细节。做标语，印材料；三块钱一米的红绸子，他买来一万米；他又自己起草了一份 温情脉脉的传单，其中一段“告诉台湾兄弟姐妹的心里话”写道：有些人担心因为过去台湾当局有些人搞过所谓的“入联公投”，而大陆将对你们另眼相看，放心 吧！我们祖国母亲是仁慈的，不会因为她的孩子以此过氛（应为分—记者注）的撒娇而责怪他，因为毕竟永远是她的孩子，孩子在母亲的心里永远是好的，在外流浪 了几十年，想撒撒娇的心里（应为理）是有的，也想引起母亲的关注。放心吧，中国大陆永远地关注你们，疼爱你们。

“撒撒娇是可以的，”曹永文说，“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不可以。奥运会很多客人要来，你再撒娇，就影响了一个家庭。”

2008年春节刚过，曹永文跟朋友李孝常一起，驱车直奔广州。他计划沿海北上，征集万人大签名，进京献给外交部。“为什么要走沿海？就是因为离台湾近，震慑一下他们。我要让陈水扁知道，大陆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这样做，你们还怎么撑下去。我要让他们受到良心上的谴责。”

他们带了煤气灶和大米，自己在车上煮饭，到市场里买点萝卜干，加上一瓶老干妈。伙食就这样解决了。一个月下来，俩人满嘴火泡。

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沿途民众，尤其是学生的欢迎。常有人表示要向他们捐款，曹永文一概拒收，”不能收人家钱，不然就被认为我们是冲着钱来的。”有人请吃饭，曹永文也一概回绝。

很快曹永文发现，身上带的十几万不够用。一路猛涨的油价，各种关卡的过路费，还有每月一万元的租车费，都让曹永文感觉不妙。他不断让妻子往卡里汇钱，仍是杯水车薪。

车到厦门，十几万人民币像撒传单一下被花得只剩几千。 曹永文甚至动过卖肾的念头。在厦门，他跑到红十字会表示要捐出肾脏。对方表示只接受死者捐献，他只得作罢。“你可以说我不择手段—包括这次（逃票），你也可以说我是个骗子。但是一个男人说了的事，就一定要去做。”

在李孝常和司机的苦劝下，曹永文无比沮丧地放弃了北上计划。

6月16日傍晚，曹永文一个人在湖南广播电视台前的《党在我心中》木雕旁打瞌睡。他从新化艰难地将木雕运到长沙后，赞助人爽约了，他进京献礼的想法举步维艰。

五

曹永文在农村家乡的老父母，每年还给儿子家里补助几千块钱。“我可以说是个不孝子。”曹永文说。

家里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曹永文从内心里感到愧疚，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却仍然继续着他的计划。与所有的大男子主义者一样，曹永文从不与他的妻子商 量他的想法。埋头忙活一年，曹海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直到工程完工。家里的事他也一概不问。他表示男人做事，做出来之前最好不要说，“说了也没用， 反倒增加她的负担。”

有天小儿子曹昊汀偷偷跑来告诉曹海云：“妈妈，爸爸又在准备做那个木雕了。那是一个‘中’，和一个‘国’！”

自厦门铩羽而归后，曹永文便紧锣密鼓地筹划起“建国60周年献礼”计划。此前他申请开个瓶装液化气店，手续好不容易审批下来。还有一个日杂店，都一起关张了。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批评他不该如此，“我心里也很难过，但为了大事，还是要放下。”

这个最终花费十万元的木雕作品被命名为《中国兴》。寡言的曹永文解释起自己作品来便会神采奕奕：中间由4个如意表示一年四季事事顺利，其中9朵荷花 意为“久和”；中国地形图的心状图案，意为提醒国人心中有国，为国尽心尽责。为了刻好月亮的立体效果，他跑到山上住了三个月，专门观察月亮的阴晴圆缺； 他到长沙买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怕不能如期完工，他还雇来两个工人，跟他一起制作。

2009年7月，《中国兴》大功告成。在完工前，县政府还热情邀请曹永文，如果家里地方不够，可以去政府大楼南边的空底墒里做。当年8月，县政府跟新化县驻京办联系，询问《中国兴》有无可能参加“国庆献礼”。

“那边就说现在送礼的人很多，你一个农民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曹永文回忆当时他听到县领导跟他转述电话时的尴尬，“他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我卖掉。中国兴，怎么可能卖呢—那我不是卖国么？”

他决定自己把《中国兴》送进北京，他要送到人民大会堂。“你都说出去了，最后不送出去怎么跟外人交代？”2009年8月15日，曹永文从新化出 发，19日到达北京卢沟桥。木雕吸引了围观者无数。 在货车挡风玻璃后面，他留了个卡片：庆国庆60周年，木雕意无偿赠与国，但本人是农民，联系无门，只得请求社会各界联系。

一伙自称是国务院干部的骗子将曹永文和木雕骗到798艺术区，谎称那里是“国务院物流中心”，所幸被入户调查的警方识破。

曹永文去人民大会堂找了七八回，每次都是被人一声不耐烦的“去去去去”打发出来。一个月下来，毫无进展。

有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通过驻京办找到曹永文，表示他们有意接收这个礼物。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公开，不能让媒体报道。“公开的话事情就麻烦了。”曹永文回忆说。

见自己的作品有了着落，曹永文满心欢喜，他说自己站在人大办公厅那里照张相就可以了。对方派人来丈量木雕，然后告诉他：不好意思，木雕三米高，太高，进不去我们的门。实在很抱歉。

进京路上，曹永文曾跟司机约定：如果一个月内木雕还没有送出去，司机有权处置。后来司机果然找来一些买主，都觉得东西好，却又嫌大搬不进家门，问能否拆开。曹永文本来就反感这些人，便淡淡答道：怎么能拆呢，那不是分裂祖国么？

距离国庆不到半个月时，曹永文黯然离开了北京。那天忽然淅淅沥沥下起秋雨来，曹永文感伤地想：莫非上天真的可怜我了？

曹永文一路丢魂落魄，他觉得自己无脸见到同乡，特意嘱咐司机：最好别在白天到新化。三天后夜半时分，半睡半醒的曹永文感觉车忽然停住，便探头朝车外望了半天，一脸茫然问司机：怎么停了？司机大声斥道：你连家都不认得了！

六

“真的是崩溃了。”曹永文说，回到家他遇到任何人都觉得矮人一截，索性把门关起来，缩在床上睡觉。曹海云也不管他。

他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在家躺了三个月。“这件事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我很在乎。 我不是圣人，我也是个普通人，有血也有肉。我爱面子，有些时候还放不开。”

国庆60周年的阅兵式，曹永文也没有看，他完全没心情。

他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常有人问他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图名还是图利。他总是噎住，不知如何回答。“我想把《中国兴》摆到人民大会堂，什么目的？我的目的就是，全国所有的人大代表一进门就看见它，看见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激发他们的爱国意识。我有错吗？”

2009年11月，曹永文写信给上海世博会，询问自己正在做的《中国兴之二》（<中国兴>姊妹篇）能否参展中国展厅。一个月后他收到回复：作品征集工作已经结束，您的要求难以满足。

《中国兴之二》完工后，只好摆在《中国兴》对面。曹海云每天进出家门，看着这两座大山一般的木雕，心中百味杂陈。

她慢慢意识到，男人对家庭的歉疚终将不名一文。每年过年一家人团座，曹永文都嬉皮笑脸道： 老婆你太辛苦了！ 我再也不做那些东西了！过后不久，他就如毒瘾发作，自顾自研究起新的计划来。

“如果我一心赚钱，那我在北京都可以买两套房了。我跟钱就是没缘分。”坐在北京的咖啡馆里，曹永文并无半点拘束，不时自嘲两句。他坦言在北京几日，都是在桥洞底下过的夜。

他自觉是见过世面的人，虽然自认是农民，但也常说“我做的是艺术”。他有种类似教徒般的狂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曾拿一百多年前湖南同乡曾国藩的话总结自己。

他曾经犹豫过要不要做建党90周年（以下简称《90周年》）的作品，他又暗暗下了决心。

“我劝他别搞了，没有这个必要，他不听。没有人能说服他。”李孝常摇摇头，“他说他爱国，要为人民服务。他有他的信心，有他的计划。我真的不大理解他了。”

唐华锋看过《90周年》后说，总体感觉还是不错，但似乎没有原来作品那么精致了。“还是经济没跟上，为搞这个事情欠了一屁股债啊。”

设计时，曹永文考虑到了各种可能被人钻的空子，比如他想用一双手托住党徽，表示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领导，但他马上想到这是不是意味着“全国人民向党 要钱？”；他又想在党徽下面放个地球，转念又觉得这是不是输出革命，搞霸权主义；他本想给那些理论著作写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 观”等字样，一位朋友提意见说不能这样写，党的理论是不断创新的，否则后来人怎么办呢？

完工后，他马上找来新化县最能找茬的人，来给他的作品挑毛病，那人看了一下午也没说出个啥。曹永文很得意。

他原计划买辆三轮车，拉上《90周年》，插上音响，放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路北上，骑到天安门。但家人认为危险，他只好再次雇车拉到北京。这次他想送给中央党校。

在长沙，他想找湖南省委领导汇报，但政府的门都进不了。连月的日夜劳作拖垮了他的身体，他变得面无血色。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隔壁药店的椅子上，他一躺就是五个小时。

他联系到党校的一个湖南籍前任副校长，对方让他先“别着急”，“然后他跟国务院办公厅打电话，国办不清楚这事，便打电话问湖南省省委，省委更不知道，以为我是来上访的。一级一级说下来，我们地方政府就叫我回来。我说我是搞艺术，是宣传党的好政策。并不是干什么坏事啊。”

有个官员对曹永文说，这个事情要是一送过去，一报道，你的目的是达到了，那么其他省市怎么办？是不是也要送一个？大家都不能落后啊。你要顾全大局啊。

镇上的政法委书记连夜坐飞机赶到北京，找到曹永文，让他赶紧回去。“他说你不是今年刚写了入党申请书吗？写得很好很深刻啊，怎么就不服从党的命令呢？我说我不是不服从，我没钱回去了。他一下就火了：我们让你回，你就赖上我们了啊！”

曹永文不敢跟对方强硬。协商后，他答应把《90周年》交给市驻京办，对方马上找了个货运公司过来把木雕拉走了。

有个驻京办的人跟他说：我才一千多块的工资，还这么苦口婆心劝你。你怎么就不听劝呢？

“他50多岁了，年纪比我大，地位也比我高，我没敢说他。”曹永文说，“其实我想说的是， 你是国家信任的人，你知道责任吗？我现在一分钱没有，我还在支持你，换个人能支持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