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我拿到一份授权协议，是杨绛先生所签，允许我们选载她《堂吉诃德》的译文和序言，用于正在编辑的多雷《堂吉诃德》插图本中。为得到这一授权，整整运作了四个多月，历经期盼、沮丧、惊喜、绝望，五味杂陈，不一而足。

最终达到目的，除了莫大的欣慰与感激（许多同行和读者也闻讯向我们发来贺信贺电），也有诸多感触，与各位分享。

杨绛先生签下的身份证号显示为1911年出生，是我见过的最为悠长的身份证号码。而这件事情的始终，并非感慨一下杨绛先生的健康长寿那么简单。

多雷的铜版画插图，我们去年编辑制作了《拉封丹寓言诗》，当时就有蓝图，至少要把《堂吉诃德》和《圣经》的多雷版插图再做出来。从今年二月份，《堂吉诃德》的全部近二百幅插图扫描完成，就着手整理修复，也开始尝试联系杨绛先生。

编印插图集，倘若没有相关的文字相配，读者就会摸不着头脑，画册也失色不少。《拉封丹寓言诗》的中文译本有多个版本，最终决定采用译林出版社的杨松 河先生韵文译本，经出版社张远帆老师撮合，很顺利地得到了杨松河老师的授权，这本画册得以印行。《堂吉诃德》中文本，当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绛先生译本 最佳。有人文社的王小老师担任卧底，很快，就在社里找到版权部的同仁，答应帮忙联系杨绛先生。

得到相关出版社的同意与配合，是这两本画册能够进展下去的重要前提。除了有张远帆、王小老师这样的多年老友愿意帮你，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件事情不应 损伤已有出版权的出版社的利益。事实上，译林社和人文社的朋友都很乐意看到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出这样的画册，并相信对他们的译本会有促进作用。

时至今日，我也没有见过杨绛先生，与她的接触，都是人文社的朋友来代为沟通。但我已从王小老师那里获悉，钱锺书、杨绛两位，早就将稿费所得全额捐给 清华大学某基金会——若干年下来，已累计有上千万元之巨。杨绛先生对当下的人与事颇有抗拒，她也已经不稀罕名与利的诱惑，有资本对这世道非暴力不合作，所 以对大多找上门的事情，基本就是不理不睬、不闻不问的态度。

出版机构与作者打交道，惯常使用的说服砝码，无非是奉上对对方的承认与赞美，并许诺自己能提供的版税有多高什么的，而这些套路，对这样的作者全无用处。果然，与杨绛先生、以及如今帮她处理各项事宜的吴学昭老师接触，她们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我们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如此这般，潜台词更令人胆寒。对我们的考验也在这里：能否满足作者除利益之外的其他条件？得到作者情感上的认可？

所幸，我们最终得到了她们的认可，用吴学昭老师的话说，“杨先生没法不支持你们”。

能够说服他们，靠的是我们之前做的事情，积累成为某种不是金钱的财富。此外就是我们的态度。

什么样的态度？当然是对作者的尊重。那么，对作者的尊重体现在什么地方？我想，最重要的是，尊重对方拒绝你的权力。

平常我也接到一些约稿或采访的要求，并见到一些同行与其他作者接触时的口气，多是一副志在必得的嘴脸，仿佛人家若不接受他的要求就天理难容，不给对 方留丝毫说“不”的余地。这应该叫“强极则辱”，“迹近无赖”。更有人把自己做的事情摆放到有利于文化传承、文明积淀的道德制高点，然后逼迫对方来同情自 己、支持自己，否则就是戕害文化、不热爱全人类。简直是一种要挟和绑架。

无论我们想做这本画册的愿望有多强烈，得到授权的愿望有多迫切，我们也不希望让杨绛先生感觉到勉强和纠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谁也不欠你的。不要因为自己的激情，而要求对方也同样燃烧。

也许正是这一态度，使得几个月的时间里，两位老人家的大门从没有不耐烦地彻底关闭；最后我给杨绛先生写了一封信，平心静气地述说了种种缘由，终于得到她们的同意。

我的这封信，被吴学昭老师称为“非常诚恳”，但难题是，如何让她们愿意看这封信，以及我们奉上的其他东西。这件事情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两位无欲无求老人根本没兴趣打开，客气一下就放到旁边不置可否——也是平日找他们的人和事太多了。

无计可施之下，我已彻底绝望。但转机突然出现，一天，王小老师又找到出版社同事陈旻老师谈起此事，他淡淡地说，我来试试吧。

原来，陈旻老师一直是《读库》的读者，对我们很有感情，这次便自告奋勇主动请缨。

后来他说，自己当时也很忐忑，因为只是几年前跟杨绛先生打过交道，已经好几年没联系了。万一老人家说，哦，有事才想起找我呀……

但是，没有。杨绛先生很热情地听他讲完来龙去脉，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三四天后，就把授权协议签了。

原来，只是因为当年陈旻处理某个版权协议时，站在作者的角度，给杨绛先生提了些建议。老人便在心里认同了他。

一切昔时因，皆为今日果。有了平时读库之于陈旻，有了当年陈旻之于杨绛先生，这件事情最后解决起来竟是如此简单。

记得几年前，我所就职的一家媒体分崩离析，团队解散之际，我跟大家说了几句励志的话：只有倒闭的公司，没有倒闭的个人。

请各位好好经营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