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几十年来一直密切地观察中国。他在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中，谈到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对共产党的未来的看法以及中美两国日益增强的竞争态势。

明镜周刊:国务卿先生，您刚刚庆祝了自己88岁的生日，这也意味着您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同龄，后者在上周刚好迎来它的90周年。您认为，现在仍称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的政党是否准确？ 而中国——作为您新书的主题，是否仍是共产主义国家？

 

基辛格: 中国不再是历史上定义的共产主义国家，即国家计划经济、国家确定收入分配、垄断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江泽民在2000年初提出三个代表方针，力图扩大共产党的统治基础。但从共产党保持对政治权利的垄断的意义上说，中国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明镜周刊: 您在何时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甚至构成历史威胁？

 

基辛格: 上世纪60年代，我认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比苏联更有生命力。但从战略意义上讲，那时的苏联更危险。

 

明镜周刊: 但您和尼克松总统并没有拒绝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从1973年起恢复外交关系。

 

基辛格: 英法两国早在这之前就和新中国建交了。我们和中国的建交具有战略目的：我们当时认为，中苏两国的互相牵制有利于西方的战略利益。另外，对于当时对越战存在分歧的美国社会来说，向人们解释国际和平的新定义也是至关重要的。

 

明镜周刊: 当年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您有意识到正是他们让中国人遭受了死亡的戕害吗？诸如文革、大跃进，您就不觉得困扰？

 

基辛格: 它们绝对是一场灾难。

 

明镜周刊: 而且在您逗留中国期间，它们也得到了证实。据历史学家估计，仅大跃进就夺去了四千五百万人的生命。

 

基辛格: 我们知道这儿存在的痛苦和饥荒，但我们必须全方位考虑。无论如何，尽管我们不认可中国的道德指向，但仍需以大国方式对待中国问题。日本和我们的欧洲同盟国都赞扬了这一历史进程。

 

明镜周刊: 你们当时作出这一选择是因为考虑到外交比道德更重要？

 

基辛格: 不是这样的。我们当时认为推动和平进程也是一种美德，而保障安全也是重要目的。我们本来以为另一个可行的结论会是与中国断绝一切联系。

 

明镜周刊: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有下一个90年吗？

 

基辛格: 那它必须要扩大统治基础才行。现在在中国有许多新生势力，而中共领导人也声称要改革。当然，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到底能否允许另一个党派的存在。

 

明镜周刊: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还有意识形态内核，或者，它只不过是上层阶级行使权力的工具？

 

基辛格: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调整统治了70余年，中国共产党也会朝那个方向发展。但即便党内部可能还留有意识形态的成分，它也不会像毛泽东时期发挥巨大的作用了。

 

明镜周刊:人们经常称赞您发起的中美建交是一次外交政策的胜利，但可以说这也造成了“美愈弱中愈强”的格局。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数额庞大，而中国拥有将近9000亿的美国国债。

 

基辛格: 只要你是神智清醒的，你就不会这么说。中国会成为美国强劲的经济对手这种想法，在中美刚刚建交时，是难以想象的。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什么呢？ 当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转动起来，它必然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是错误的政策导致了美国财政失衡，而非中美建交。

 

明镜周刊: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说：“你怎么可能对你的银行表现强硬？”借此表达她在中国问题上的挫败感。

 

基辛格: 当你欠了银行太多钱，那么对双方来说，这就相当于都被勒令去自杀。如果中国政府试图利用这一重要地位，那么他不得不冒着损失出口的风险，正是后者起初帮助中国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银行”。

 

明镜周刊: 所以对于美国的债务问题，你并没有希拉里那么忧虑？

 

基辛格: 忧虑？这很难说。但我相信这样的金融关系并非不能调和。不过美国财政无限期赤字势必危及到它自己的整体信誉，而这无损中国人对我们持有的债务；这是不行的。

 

明镜周刊: 希拉里还批评中国对“阿拉伯春天”采取的应对措施。她声称中国对此感到畏惧并妄图逆转历史潮流。据您所知，中国政府对最近的中东局势关心程度如何？

 

基辛格:告诉一个有着4000年绵延历史的国家“我们比他们更懂自己的历史”，无论从战术上还是心理上来说都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毫无疑问，“阿拉伯春天”所提倡的原则实现的潜在可能，势必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关注。

 

明镜周刊:如果中国爆发大规模游行世界会有什么反应？

 

基辛格: 美国政府的立场始终是：我们反对政府施予其人民的一切暴力。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尽管在个案中，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放在整体外交政策的背景下权衡。

 

明镜周刊: 这就会留下很大余地。

 

基辛格: 涉及到最为重要的人权问题时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理解坚持这一立场所要付出的外交代价。

 

明镜周刊: 您看来更愿意在私下里处理人权问题，而非公共场合。

 

基辛格:出于对中国的尊重，我一直认为会议是更可取的方式。

 

明镜周刊: 但当中国对别的国家感到不满时，比如，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把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时，中国政府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这是个双重标准——为什么西方国家不能公开地批评中国政府呢？

 

基辛格: 我不愿批评那些在人权问题上有着公开立场的人，我尊重他们。但有些没有公然与政府对抗的人反而更有影响力。

 

 

明镜周刊: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职后试图改善中美关系。但近来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矛盾上——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的意见不一、关于中国汇率的激烈争执、奥巴马访华期间受到的冷淡对待。

 

基辛格: 奥巴马想要改善两国关系，而中国也是如此。但双方还没找到谈话的结合点，造成这个结果的部分原因还是文化差异。美国人视外交政策为实务问题，部分是因为在美国，每个意识到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视中国问题为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明镜周刊: 那在中国而言有什么不同？

 

基辛格: 中国认为外交政策是相互联系的。就以中国汇率问题为例：我们只谈到了人民币升值这一小方面，而中国则要依据与美国的整体经济关系做决定。

 

明镜周刊: 只有美国愿意给予相应的酬谢，中国才会调整他们的货币汇率？

 

基辛格: 正是如此。美国必须在某些对中国有重要意义的领域作出相应调整。

 

明镜周刊:所以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考虑得更具战略性?

 

基辛格: 不是，只是更全面。

 

明镜周刊: 那中国人现在是否觉得自己终于回复昔日荣耀了？

 

基辛格: 人们总是说中国正在“崛起”，但中国人自己并不那么认为，因为在过去2000年中有1800年中国的GDP都位居世界第一，而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他们还遭受了巨大的压迫和屈辱。

 

明镜周刊: 您很详细地描述了中国领导人的心态，鉴于你已经去过中国不下70次，您是否见过普通的中国人？

 

基辛格: 我不知道你说的“普通的中国人”指的是什么。在大多数访问期间，我做的和我在出访德国时做的一样：和一小部分我能接触到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见面。

 

明镜周刊: 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毛泽东见过几次，你觉得他对现在的中国会有什么看法？

 

基辛格: 比起经济发展毛泽东更感兴趣的是意识形态的纯洁。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几乎就没显示出对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兴趣，所以他或许会觉得现在的中国过于功利了。他很可能讨厌北京和上海的“雅皮士”。

 

明镜周刊: “纯洁”——你真的是这么看毛泽东的？

 

基辛格: 毛对于纯洁的定义和西方认识的不同，它建立在不同的前提上。他虽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苦难，但我只是想指出，中国人对毛的态度很复杂，他们也感激毛统一了中国。

 

明镜周刊: 那中国人开始觉得毛泽东变了？

 

基辛格: 邓小平那一代人认为文革是场十足的灾难，而我也这么认为。但目前中国有一些人认为毛泽东颁布的这些政策有其一定的价值，尽管做得太过了。

 

明镜周刊：在华投资的美国商人抱怨中国存在巨大的盗版市场，而一些美国官员则哀叹在非洲的“中国特色殖民”。鉴于您所描述的“中国式敏感”，您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基辛格：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我们必须反击。当你谈论周边国家的影响时，这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看法是，在美中关系中，我们的利益是通过共同发展实现的，而非持续的对抗。

 

明镜周刊: 当中国卷入别国事务时，他们看起来只关心商业利益或是自然资源。中国政府不像美国，他们还没有发展为“意识形态传教士”的

倾向。

 

基辛格:美国人相信改变信仰就能改变人们，所以世上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美国人。中国人也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但他们认为:除非你生而就是,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人。

 

明镜周刊: 您的书会在中国出版吗？

 

基辛格:我还不知道。我是不会接受删节的，所以能否出版这事儿——会很有趣。

 

明镜周刊: 国务卿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