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28日晚，应中国共产党之邀，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率领该党高级代表团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勃兰特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勃兰特对这个刚刚打开国门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好奇。他更关心的是，中共将如何接待他们。毕竟，德国社会民主党曾被认为是机会主义政党，与共产党隔绝多年。
到机场迎接勃兰特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修德、中联部部长钱李仁，还有刚刚从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回国，在中联部研究室任处长的吴兴唐等人。
车队向钓鱼台国宾馆驶去。按照惯例，客人们应先到住处安顿，第二天再开始安排的日程。
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已经等候在钓鱼台国宾馆，迎接客人的到来。这不在勃兰特代表团看到的日程安排之内，让他们十分意外和惊喜。
现场甚至没有安排特定的座次，一切都跟胡耀邦本人的态度一样，随性亲和。
“邀请勃兰特访问，是党的对外战略思想转变的一个表现。”2011年6月17日下午，在位于北京万寿路的家里，钱李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钱虽已86岁高龄，但说起话来仍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对社会党的工作：先左翼，后右翼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在对外工作方面逐步探索，进行了重大调整。
1977年，中共邀请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曾在1958年成为第一个被中共批判为修正主义并与之中断关系的政党。事隔19年后，华国锋第一天会见铁托时称他“总统”，第二天便以“同志”相称。
1980年，另一有影响的“修正主义政党”——意大利共产党的主席贝林格应中共之邀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宣布：“过去的一切一风吹。”
1981年，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应邀来访。这是中共在这一轮对外工作的战略思想转变中，第一次与社会党建立了往来。
“这三个人来访，是中共对外路线发生改变所跨出的最明显的三个步伐。”钱李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一重大调整，首先源于中共对战争与革命问题的重新评估。
1977年毛泽东去世一周年时，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毛泽东思想中的“三个世界”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工作的钱李仁与中联部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室副主任吴兴唐都被抽调过去，封闭三个月，写纪念文章。据吴兴唐回忆，在文章修改过程中，邓小平曾对胡乔木说，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如果全世界人们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报告还宣布：“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
除此之外，“十二大”还明确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处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并且提出，“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建立这种(友好的)联系”。
这对于十一大提出的“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做出了根本性的改变。
尽管中共对外路线已经有很大改变，但是能否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关系，中共仍没有把握。虽然中共1981年已经与法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关系，但西德和法国的情况不尽相同。
中法关系从戴高乐时期开始，一直比较好，而且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都曾经留学法国，对法国的文化也很熟悉。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与法国社会党的交往。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中共却没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吴兴唐看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法国社会党是左翼势力，与中共有沟通的基础;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却被看做右翼势力。
1980年，吴兴唐在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担任二秘，有一次回国休假，中联部领导给他看了中共中央批准的中联部《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文件里提到，社会党里也分左、中、右派。
“所以第一步跟社会党里的左翼接触，第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是社会党国际里最强大的一支，是右翼势力。”吴兴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75岁的吴兴唐后来从中联部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退休，如今仍从事政党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身上兼有政府官员与学者的气质。
中共党内有少数人担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中国是要来搞和平演变的。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VS艾伯特基金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首先以民间协会的形式展开了接触。
1981年9月，中联部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打开党际交往的大门。李一氓任会长。
不久，在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任职的吴兴唐收到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来信，让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物色愿意跟中共展开交流的对象。吴兴唐找到了同德国社民党有密切联系的政治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
艾伯特基金会总部位于波恩哥德斯堡的一座小楼里，吴兴唐一踏进这座小楼，就被大厅里的“德国工人运动家族图”吸引住了。图上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面标有李卜克内西、马克思、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的名字。
这幅树状图清晰地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既是同根生又分道扬镳的复杂恩怨。
德国社会民主党发源于工人运动，最初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但在伯恩斯坦 和考茨基的领导下，逐渐以社会改良主义为理念，一步步放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走向议会民主道路。一战时期，一部分左翼激进党员分离出去，后组建德国共产 党。列宁曾写下《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批判考茨基害怕革命、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德国社民党对共产主义的批判甚至远甚于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
之后，情况不断演变。勃兰特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1969年勃兰特出任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总理后，放弃了联邦德国政府之前保守的“哈尔斯坦主义”， 承认民主德国，改善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推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的“新东方政策”。1970年，勃兰特出访波兰，在华沙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默哀，以示谢罪。1971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钱李仁认为，“新东方政策”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可能与勃兰特任西柏林市长时期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西柏林处于东德的包围圈中，勃兰特深感西方应与东方接触，以打开局面。
如果说最初的“新东方政策”仍带有一些对东德进行和平演变的目的，那么在80年代初全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呼声日高的情况下，勃兰特则是希望中国在世界政治中起更为积极的作用，以制约美苏。
所以，当1981年吴兴唐拜访老朋友、艾伯特基金会国际部长班格特时，双方一拍即合，首先安排了德国社民党主席团成员哈尔斯滕贝格的访华。访问非常成功。
开了这个好头后，德方又提出了社民党另一位重要领导成员巴尔的访华意向。巴尔是勃兰特的亲信，也是“新东方政策”的设计者。
吴兴唐立刻向李一氓转告。他敏感地觉得，巴尔来访之后，下一个来中国的，会是勃兰特。
“小基辛格”访华
在当时，中方内部对勃兰特的看法也有种种不同。有人对勃兰特的对苏政策持否定态度，也有人不满它“先苏后中”，认为“联邦德国及其盟国的命运取决于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而把对华政策摆在次要位置。对于巴尔，也有人认为他是亲苏派。
吴兴唐花了一段时间，详细查阅了勃兰特和巴尔的主要著作，到西德议会图书馆翻阅了评议“新东方政策”的文章，整理成文报送国内。他认为，“新东方政策”有利于欧洲缓和及世界和平。
经过考虑，中共决定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出面，邀请巴尔访华。
“在欧洲社会党这一阵营中，德国社民党影响最大，勃兰特是德国社民党主席，又是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的亲信巴尔访华，是一个很重要的姿态。”钱李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社会党国际”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等的国际联合组织，后来发展为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党国际一直反对与共产党建立任何形式的合作，从1972年起，才允许成员党自由决定同共产党的双边关系。
“探究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真实看法，是不是真的愿意跟社会党接触，这是巴尔来访的主要目的。”钱李仁说。
1982年8月25日，巴尔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之邀，访问中国。
据吴兴唐回忆，当时国务委员姬鹏飞生病，由哪位领导来接见巴尔，成了一个问题。中联部请示胡耀邦时，胡耀邦干脆地说，那我见吧。
会见时，胡耀邦对巴尔说，我们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有个大基础，都祈望和平。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你是小提琴，我是大提琴，声音是不一样的，但最后奏出来的是一支和平的曲子。
活跃，真诚，坦率，与他印象中的共产党人不一样——巴尔后来对吴兴唐这样称赞胡耀邦。
后来被称为“小基辛格”的巴尔对此行非常满意，他说，这次来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两党之间的对话，回国后要向党的主席团建议继续这种对话。
“德国和中国都不是大象”
巴尔访华之后，德国社民党主席团即决定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对话，发展关系。
应艾伯特基金会之邀，1983年5月8日，钱李仁率中联部的另外两位成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访问德国。
勃兰特个子很高，头发茂密，颇有政治家的风度。钱李仁与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太长，但非常顺利。
勃兰特表示，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保持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接触点或共同点，特别是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可以共同干一些事情。
钱李仁适时地向他转达了中共对德国社民党派团访华的邀请。
“他表态很积极，说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派德国社民党代表团访华，这表明他同意党对党的交往了。”钱李仁回忆。
随即，中共向勃兰特发出了正式的访华邀请，勃兰特欣然接受。
中共十分重视勃兰特的这次来访。由于胡耀邦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向来重视要充分说理，力戒空话套话，为此中联部专门向中央写报告，建议请胡耀邦在接待勃兰特时发表一篇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演讲，阐明中共对于和平的立场和自身的对外政策。报告经中央批准后，胡耀邦欣然同意。
“讲话是在耀邦亲自参与下起草，有时是到他家去一块儿商量。”钱李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耀邦是字斟句酌地修改，并亲自定稿。然后由中联部报中央外事小组呈送中央领导同志批准。”
1984年5月28日晚，勃兰特率代表团抵达北京。
当晚，胡耀邦超出常规礼节，在钓鱼台国宾馆迎候他们。
勃兰特的代表团成员中，除了巴尔，还有另外一位社民党主席团成员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维什涅夫斯基异常高大壮实。勃兰特向胡耀邦介绍他时，说他魁梧得像一头大象。
胡耀邦立刻接过话头说：西方有句话，两只大象打架，踩坏了草地(暗喻美苏争霸)。维什涅夫斯基连忙为自己辩解：我不是大象。勃兰特和胡耀邦相继表态，德国、中国也不是大象。勃兰特再说：法国也不是大象。胡耀邦开玩笑地说：法国要是大象的话，它也不会踩坏草地，会谈恋爱吧。
双方在轻快的氛围里，巧妙透露了自己对于和平问题的理念和立场。
在第二天的晚宴上，胡耀邦作了题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演讲，提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
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这不仅使勃兰特表示得到“很大的鼓舞”，也大大加快了中共此后与其他社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步伐。
5月30日，邓小平在钓鱼台养源斋会见和宴请了勃兰特一行。席间边吃边谈，宾主甚欢。邓小平说，我喜欢打牌，但政治上我不打牌，我们也不让人家把我们当牌打。勃兰特回应道，中国远远不是一张牌的问题。
“意思是中国的分量很大，不是给两个超级大国打着玩的。”吴兴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访问上海时，勃兰特还与同济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在几天的行程里，钱李仁全程陪同，直到勃兰特一行到达广州，取道香港回国。
送别勃兰特一行后，钱李仁等人登上送勃兰特来的专机，准备返航。
6月的天气多变。钱李仁说，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再等等。果然不到十分钟，勃兰特乘坐的飞机在香港上空遭遇暴雨，返回广州机场。
钱李仁等立刻从专机上下来，再一次迎接勃兰特的到来。勃兰特开玩笑说：你看，我这么快就到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说明德中关系多么活跃。
雨停之后，勃兰特离开广州直接回国，结束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访华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