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一大早，在爱达荷州克川市的一座屋子里，海明威趁着妻子玛丽还在楼上酣睡，悄悄走进前厅，从枪架上挑了一把自己最喜欢的猎枪，接着在给枪膛压上子弹之后就定格了自己的一生。

对当时情景的描述有许多版本：有说他到了癌症晚期​​或者遭遇了金钱问题，还有说他在与玛丽吵架时发生了意外。然而，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道听途说。因为他的朋友们都知道，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年，他一直无法摆脱抑郁和妄想症的困扰。

欧内斯特与我是长达14年的老朋友。我曾经把他众多的长短篇小说改写成剧本搬上电视和电影，在法国、意大利、古巴和西班牙我们一起游历探险，在西班牙，欧内斯特还当过我这个冒牌斗牛士的经纪人，我们一起参加了雷阿尔城的斗牛比赛。总之，欧内斯特对生活的热情极具感染力。

1959年，欧内斯特与《生活》杂志签订合同，准备撰文描写西班牙斗牛比赛的卫冕者，一对姻亲兄弟：安东尼奥·多涅兹和路易斯·马吉尔·多明戈因。他当时还致电我，邀我与他一道出行。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绚丽的夏天，当时我们还为庆祝欧内斯特60岁生举办了历时两天的派对。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成了我们美好时光中的最后片段。

1960年5月，欧内斯特从古巴给我打来电话。他一反常态地困扰于《生活》杂志的那篇文章。他的字数已经达到92453字，而合同规定为40000字，因此他时常做噩梦。

一个月后，他再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只砍掉了530字，而且他已经精疲力竭。他问我是否能去古巴助他一臂之力？

我欣然应命。在接下去的9天里，我给了他一条又一条的删减清单，起初，都被他一一拒绝。他说：“我写的东西是普鲁斯特风格，如果把细节砍掉了就会破坏这种效果。”不过最终他还是勉强同意删除54916字。他听天由命了，束手就擒了，并说他准备把文章交给《生活》杂志随他们任意删减。

在我登上飞机返回纽约的途中，心里还在琢磨，我的朋友已经“忙得筋酸骨散，饱经生活风霜的摧残”，不过，我还是认为，他需要的只是休息休息养精蓄锐，用不了多久他那傲视天下的老面孔又会再现的。

那年11月，我动身前往西部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打猎活动，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错的。欧内斯特同我们共同的朋友杜克·麦克穆伦在爱达荷州的肖肖尼火车站接了我之后直接驱车克川市。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在车站对面的酒吧小坐片刻，因为欧内斯特急着要上路。我问他为和如此心急火燎。

他回答道：“联邦调查局”。

“出了什么事？”

“他们一路在跟踪我们。你问杜克就知道了。”

“是这样的... ...我们出了黑利就有一辆车尾随在我们后面。”

“为什么联邦特工要跟踪你？”我问道。

“这是最恐怖的地方，简直就像地狱。他们跟踪一切。我们开杜克的汽车是因为我的车被盯上了。一切都被监视了，电话不能用，邮件也遭拦截。”

车行驶了好几英里，我们大家默默地没有说一句话。当我们拐弯进入克川市后，欧内斯特悄悄地说：“杜克，把帘子拉上，灯关了... ...。”然后他朝街对面的一家银行瞥了一眼。室内有两名男子还在工作。“他们是干什么的？”我问。

“审计员。F.B.I.让他们来查我的户头。”

“你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两名审计员深更半夜还在忙？当然是同我的帐户有关。”

他所有的朋友们都忧心忡忡：他已经变了，他很沮丧，他不愿参加打猎，他看上去气色相当不好。

在我离开前的一天晚上，欧内斯特、玛丽和我一同吃了一顿饭。用餐到一半的时候欧内斯特说，我们必须立即离开，玛丽随即问出了什么事。

“酒吧里有两名F.B.I.特工，问题就出在这里。”

第二天，玛丽和我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她异常地忧心如焚。每天欧内斯特都要花费数小时把玩自己的巴黎素描手稿 --- 他去世后这批手稿得到出版，署名《移动的盛宴》 --- 想写点什么，然而他除了把手稿翻来覆去地看无法做更多的事情。他经常唠叨着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会站在枪架跟前，手持一杆枪凝视着窗外。

11月30日，他以假名入住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圣玛丽医院精神病分部，12月他在那里接受了11次电击治疗。

第二年1月，他从病房外给我打电话。听他说话的声音病情好像得到了控制，他嗓音里散发出的热情显然与医院格格不入，然而他的妄想症状并没有改变或得到缓解。他怀疑所住的房间被监视，电话遭窃听，甚至认为身边一位实习生就是联邦特工。

在被允许回家的短暂间隙里，他两次试图从前厅架枪上拿武器自杀。有一次在前往梅奥诊所的飞行途中，他虽然被注射了大量镇静剂，仍然企图从飞机上往下跳。当飞机在怀俄明州凯斯普尔停留接受维修时，他试图走进旋转的螺旋桨。

6月份我去探访他，他刚刚接受完新一轮的电击疗法，然而他的病情一如既往：汽车被跟踪，房间遭窃听。我轻声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想要结束自己的性命？”

“当一个快到62岁的人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完成曾经许诺要写的书时，你以为他会怎么着？或者你能指望他去从事以往鼎盛时期答应过自己要做的其他事情吗？”

“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已经写了一本有关巴黎的书，这么美的书谁都希望能写一本。”

“它确实是我以前写的最棒的书，这种境界如今我已无法企及了。”

我告诉他放松点，或者干脆退休算了。

“退休？”他说。“作家如何能像棒球运动员、职业拳击手或斗牛士士那样告老还乡？没有人会接受他的腿部已经中弹，或者催促他的皮鞭已经从他的反应意识中消失了。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听到那个该死的问题：眼下你正在写什么？”

我告诉他，永远不要去在乎那些愚蠢的问题。

“那么一个人该 去在乎什么呢？保持健康的身体？工作顺心？与朋友一道举杯畅饮？还是躺在床上享受人生？这些我都不在乎，你知道。该死的，我对这些一点都不在乎。”说完， 他转身对着我。仿佛我成了一个其他人，想从他口中套出信息，把他出卖给联邦调查局。那天过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海明威曾经面对来势汹汹的水牛而毫不退让，曾经为了履行使命而飞越德国，曾经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特性而拒绝接受当时流行的写作风格，甘心情愿忍受退稿与贫困。然而，我这个最真挚的朋友却也有心惊胆颤的时刻 --- 他害怕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追踪他，他害怕自己会被碎尸万段，他害怕朋友们会不谅解他，对于他生活已不再是一种选择。

几十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回应信息自由的请愿，披露了有关海明威的文件。据透露，早在20世纪40年代，埃德加·胡佛对欧内斯特在古巴的活动产生了怀疑，便开始将他置于监控之下。在随后的几年里，联邦特工提交了有关他的报告，还监听了他的电话。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海明威住进圣玛丽医院，而且很有可能他房间外的电话也遭到了窃听。

从那时起，我一直试图缓解欧内斯特对邦调查局的恐惧。看到那些文件的真相后，我非常遗憾自己以前的判断错了。我现在相信海明威当时确实感觉受到了监视，我还相信这是造成他痛苦和自杀的主要原因。

海明威去世那天我正好在罗马。

我没有去克川市参加他的葬礼，而是到了他生前最喜欢的教堂之一圣玛丽亚索普拉密涅瓦，在那里同他说了再见。我想到了他生前最喜欢的格言：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

A.E.霍奇纳是《爸爸海明威》和《海明威和他的世界》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