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其骨干以1935年12月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主。沈钧儒、章乃器、李 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邹韬奋、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其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制定共同抗敌纲 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并自办十数种报刊鼓吹停止内战、抗日救亡。

 

　　成立翌日，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等将纲领文件面交上海市长吴铁城，希望得到承认，但吴铁城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要求立即解散，威胁说，“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周天度，《沈钧儒传》）

 

　　一个月后，沈钧儒等五位代表又赴南京，要求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议决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并请在全会上发言，被国民党拒绝。几日后，蒋介 石邀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三人吃饭，双方在共产党问题上分歧最大，沈钧儒更明确拒绝救国会接受国民党领导，称该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谁抗日就团结 谁”。谈判三日，未能达成共识，沈钧儒等返回上海。

 

　　屡屡碰壁的救国会不得不另寻途径，孰料却埋下了祸端。

 

　　■ 接洽共产党

 

　　救国会先是与秘密到上海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等建立了联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万里长征，抵达陕北。要确保生存，仅靠军事手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必须有绝路逢生的政治谋略才行。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新政策，过去敌我阶级分明的关门主义，现在变成了灵活的结盟政策。中共成功周旋于西北乃至全国各地 实力派中间，与西北最大地方势力张学良的东北军秘密结盟，赢得宝贵的休养生息机会。同时，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 各派各界各军停止内战，组建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统战策略制定后，中共也落实了两个主要统战对象，一是日常活动范围常有碰触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一是以救国会为代表的民主知识分子。前者在军事上可提供最低为互不侵犯的合作，后者在舆论上可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博取同情和支持。

 

　　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与救国会的“共同抗敌”诉求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民主知识分子迅速与中共靠近。1936年7月，沈钧儒等四人 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正是在中共代表团成员潘汉年的鼓动和授意下完成。（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 机”）

 

　　此文发表后，毛泽东专门致信作者，表示中共中央同意救国会的宣言、纲领与要求，愿意签名加入，与各党各派诚意合作、共同奋斗。（《救国会》史料汇编，周天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

 

　　■ 蒋介石“国家主义”的固执

 

　　与共产党灵活的统一阵线政策不同。蒋介石面对救国会的策略和态度则要僵化得多。

 

　　蒋介石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混合体。他受国家本位主义影响极深，“国家至上”占据了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地位。

 

　　由国家本位主义出发，蒋介石对国民的个人自由没有足够尊重。他认为“五权宪法所提倡的自由，不是个人自由，而是整个国家的大自由”，甚至认 为“欧美革命要争自由，中国革命要重团结”“中国之所以贫弱，就是中国人太自由的毛病生出来的”。（穆矢，《蒋介石的法律思想初探》 ，刊于《2007南开法律史论集》）

 

　　蒋介石也知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不过显然站在后者一边，他说：“传统的自由，是就个人孤立的观念，即消极的意义来说明。传统的自 由，只是避免干涉的意思；三民主义的自由，却是积极的服务人群，而发展自我的意思”。在他眼中，个人自由的发挥，哪怕是为抗日爱国名义而发挥，如果可能危 及或破坏国家的大自由，也是不可原谅的。他眼中的国家大自由，则是在他及国民党强有力的统领下，对外抗日，对内统一才能获得的自由。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将攘外御侮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蒋介石提出“最后的牺牲”和“最低限度容忍”，国民党正面抗战已在弦上。稍后，蒋介石更力排众议，严令阎锡山晋军等部发动绥远抗战，一举拿下百灵庙，取得局部胜利。

 

　　在此关键时刻，秉持国家至上、积极自由观念的蒋介石，显然无法容忍一个社会团体来挑战政府主导抗战的话语权，更不能容忍其打乱“攘外安内”的整体布局。

 

　　■ 救国会日趋活跃

 

　　此时的救国会却日趋活跃，不仅秘密联合共产党，还积极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系。1936年11月，救国会就“绥远事变”致电张学良、傅作义、宋 哲元、韩复渠，要求出兵援绥，坚决抗日。同月沈钧儒等三人还以个人名义致电李宗仁，称其为“国家柱石”，应“请求政府停止剿共，出兵援绥”，同时“援助日 厂罢工工人”。

 

　　文化教育界也因救国会的《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而沸腾。北平顾颉刚、钱玄同等六十余人呼应救国会，发表督促国民政府抗日的八项要求，上海教育界实业界褚辅成、穆藕初、黄炎培等215人也联合通电响应。

 

　　群众运动方面，1936年9月，救国会组织二千余人走上街头，进行援绥募捐，并派送抗日宣传品。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救国会主持发起 三天群众性悼念活动，22日包括学生、工人、店员、教授等在内的六七千人集体为鲁迅送葬，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高呼抗日口 号，将鲁迅葬礼变成当年上海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活动。

 

　　与中共关系密切、积极策动地方实力派、联合文化教育界、自办报刊杂志鼓吹、发动群众运动，这些行为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国民党的忍耐底线。但迫于国内外舆论形势的压力，国民党方面迟迟没有动手。

 

　　1936年11月上旬，参与工人运动则成为压垮救国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数万人进行反日大罢工，救国会发表声援宣言， 并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积极支持罢工。11月18日，日本总领事若杉派员找到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逮捕罢工幕后推手救国会的 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五人。俞鸿钧表示无确凿证据不好逮捕，日方以出动军队威胁。

 

　　22日晚至23日凌晨，国民党上海当局终于向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邹韬奋等七人下手。第一次拘捕因证据不足，公安局又无拘票，只能将七人交保释放。23日深夜再次以涉嫌共党分子将沈钧儒等四人拘捕，章乃器、李公朴、史良随后自动投案。

 

　　■ 政治问题法律化

 

　　因此，与1932年“陈独秀案”是被动的由政治转向司法解决不同，“七君子案”从一开始，就被强行纳入到法律框架中去解决。

 

　　也正是在这种政治与法律两难选择的夹缝中，当局的作为不免左右为难，漏洞百出。

 

　　以逮捕为例，国民党对“七君子”的第一次逮捕连具体罪名都没有。 依据法律，除现行犯可以当场逮捕外，对于非现行犯执行拘提，必须将拘票出示被告，拘票上应写明拘提理由和应解送的法院。但据沙千里记载，捕房逮捕他时并没有出示拘票，属于非法逮捕。

 

　　以管辖为例，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人最初是在法租界被捕的，法租界捕房认为三人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依据法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所定的协定，捕房不起诉的案件，嫌疑犯不能移送界外。

 

　　江苏高三分院仍将此案交由检察官去侦查，三人还是被宣告不起诉，后又被上海地方法院以“妨碍秩序”嫌疑提去，几个来回，案件的管辖连法院自 己都弄不清楚。最终章乃器、邹韬奋二人由江苏高三分院移提到苏州高等法院，理由是“妨碍秩序”嫌疑，但这个罪名依法应由地方法院管辖，移送苏州高等法院显 然是管辖错误。

 

　　针对逮捕管辖等种种程序硬伤，沙千里评论说：“这件案子是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实在不必牵涉到法律问题去，而当局则必欲深文周纳，迂回曲 折地弄到法律上去。然而依法律便无法拘我们，以致一举一动，无一不是违背法律，乃令法律尊严、司法体面、国家法权，扫地无遗”。他还说：“这种种法律问 题，虽仅发生在我们的案件中，而其影响所及，却与整个国家的司法有关。也是全中国几千百万案件中一个真实的反映。”

 

　　■ 爱国与害国

 

　　“七君子”被羁押至翌年4月，始在江苏高等法院正式起诉。1937年4月3日，“七君子”羁押期将满。4月2日晚检察官和书记官忙碌到3日 凌晨。3日下午，起诉书公布了，指控“七君子”涉嫌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

 

　　一审原定在4月29日，后因太多民众要来旁听而取消，改为6月11日在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法庭开庭。开审之前，法院曾发出120张旁听证，后以“恐妨害治安秩序”为由，临时决定不公开审理，除家属及新闻记者外，禁止旁听。

 

　　为“七君子”辩护的21名律师皆一时之选，包括张耀曾、李肇甫、陈志皋、江庸、汪有龄、江一平、刘崇佑、张志让等，当时中国律师界的精华几 乎倾巢而出。这些律师既有做过司法总长、国会议员、大理院（最高法院）审判长的，也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还有上海和苏州的律师公会会长。他们未必全认 同“七君子”的政治观点，但仍仗义而来，为“七君子”慷慨辩护。

 

　　据沈钧儒4月9日家书，七人的辩护状只有一个，由律师方面共同商议，推人负责起草，决定后律师共同签字。七人则为律师提供参考文本，就起诉书诸项提供事实和理由，由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三人草成，七人讨论决定。

 

　　6月11日，法庭开庭。检察官先宣读起诉书，罗列了十项罪状。

 

　　律师答辩状开门见山，予以反驳：“起诉书……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接着对起诉书十项罪状逐一驳斥：

 

　　例如，起诉书认为“七君子”，“有意阻挠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律师则辩护称，“查遍宣言全文，并无此言。检阅上海公安局致法院函，始见其中先载此语，起诉书即承其错误。万不料侦查四月，起诉者竟连救国会文件原文也未细阅。”

 

　　起诉书称，七人“不承认现政府有统治权，并欲于现政府外更行组织一政府”，律师则辩称，“政权与政府不同，权力之变更，不影响其组织。联合战线成立，政府权力更扩大。救国会也早明言，“这是一个政策之争，不是政权之争”。

 

　　起诉书还指控诸人“提倡人民阵线，有国际背景、政治野心”，而律师则认为，“人民阵线只是联合战线的一种提法，而国民党自己也提联合战线。”……

 

　　庭辨中，审判长与“七君子”的交锋也颇精彩，譬如审判长问沈钧儒：“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

 

　　审判长：“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沈钧儒：“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们抗日，我们甘愿被他们利用！”（周天度，《沈钧儒传》）

 

　　6月11日这次开庭，经过三小时的庭讯，决定次日续审。但辩护律师以审判长拒不重视、采用有利被告的证据，与检察官串通一气为理由，申请审 判长回避，审判中断。到6月25日，江苏高院才对“七君子”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改由刑事二庭审理，审判人员除检察官仍为翁赞年外，其他人都做了更新。二 次审讯后，并未当庭宣判。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5月刊：起诉民国_影响民国的司法大案

 

　　■ 法律问题政治化

 

　　“七君子”被捕后，海内外掀起救援、声援热潮。

 

　　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本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又与救国会诸人有颇多渊源，因此救援最积极，还在南京发起10万人签名营救运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李烈钧、蔡元培等，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也纷纷行动，要求释放“七君子”。

 

　　张学良的举动尤为特殊。据其自述，得知“七君子”被捕，他独自乘军用机飞洛阳，请蒋介石释放七人。蒋不同意。张就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 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章乃器，《七君子案与“西安事 变关系的历史疑云》）

 

　　“七君子”被捕半个多月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在通电中说：“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还将“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列为八项救国主张的第三项。

 

　　与此同时，新闻界、京沪各界、救国会、共产党等各方也纷纷要求国民党释放“七君子”，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在海外，欧美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以及 国际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罗曼·罗兰、杜威、罗素等也致电蒋介石等人，要求恢复沈钧儒等的自由。张季鸾主笔的《大公报》以及《申报》等大报还先后刊出“七 君子案”的起诉书与答辩状全文。

 

　　在“七君子”案开庭审判后，宋庆龄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他们与“七君子”不可分割，爱国如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罪，并亲往江苏高等法院要求被羁押。

 

　　一个试图纳入法律轨道解决的刑事案件遂脱轨而出，最终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 法律的软化

 

　　“七君子”入狱后，国民党对他们较为优待，他们在狱中可以一起读书、讨论、写字、下棋、唱歌、打拳，在西安事变之前，还能会见家属、朋友和新闻记者。即使在被禁止与人会见之后，也能与家人、朋友甚至蒋介石本人通信。

 

　　在与沈钧儒通信诸人中，杜月笙、钱新之二人最为关键。申请审判官回避、延迟二审日期就是沈钧儒写信托二人办到的。杜、钱二人还是沈钧儒等与 蒋介石斡旋的中间人。譬如1937年6月17日，沈钧儒就写信给二人说，“尚望将弟等坦白挚诚之意，向蒋委员长及各方详为解释，继续从中转圜为荷”。在与 儿子的家书中，沈钧儒也多次要儿子往访杜月笙，转达己意。

 

　　与蒋介石本人的通信或许更直接地决定了“七君子”的命运。1937年6月13日，沈钧儒等六人合署名（未署名者或是史良，当时她关押在女子 看守所，未与六人同处）的一封信托钱新之交给蒋介石。其中说：“顷月笙、新之二先生来视，具述钧座对钧儒等关怀宽大之意，至深感慰。钧儒等……决无反对政 府之用心，可质天日……徒以运动开展以后，未能随时向中央及地方倾诉衷曲，致生误会，事后思之，不胜遗憾……深愿得间面谒钧座，倾怀陈述，冀获钧座剀切之 指示，以求得合理之解决，则对国家对社会始均可告无罪，而无负于钧座之厚望焉”。（《救国会》史料汇编，周天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

 

　　6月23日，沈钧儒等接到杜、钱二人转告蒋介石要面见他们的消息后，以七人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说：“嗣后如获在钧座领导之下，竭其驽骀，为国效力，不胜大愿”，并表示一经杜、钱二人保出，就面见委员长聆训。且将几日后将在庭上诵读的二次答辩状副稿附上，请钧座“垂察”。

 

　　7月16日，沈钧儒给儿子写信说：“蒋对我等似有谅解，曾由杜月笙、钱新之、黄任之等到苏州来过两次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 方党部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 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最近到庐山替我等讲话的人甚多。芦沟桥事变发动后，空气似较转好，一月左右或能有解 决消息，告汝未可知也。”

 

　　沈钧儒的判断是准确的，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国内政治形势早非“七君子”入狱时的情境。原本“救国会”联合蒋介石最为忌讳的共产党，此时也已成为国民党的联合对象。一个因政治原因而缘起的案件，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各自立场的松动而在法律层面得以软化。

 

　　7月31日，苏州高等法院对沈均儒等停止羁押，具保释放。8月1日，沈钧儒等人打算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但未得蒋复电，就没去。

 

　　出狱后，“七君子”内部也前后有了分化。章乃器先是淡出，后来干脆退出救国会，理由是会里共产党人太多，救国会政治上完全追随共产党，而他 不愿被控制（《救国会史略》）。王造时则认为国民党已经抗日，救国会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后来也不再热心于救国会活动。此后，邹韬奋英年病故，李公朴被暗 杀，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则坚持到了最后。

 

　　1937年9月，国民政府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删除了“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为犯罪的条款。1939年1月26日，四川 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宣布撤回这一案件的起诉（因苏州沦陷，最高法院批准将“七君子案”管辖权移转至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在司法程序上“七君子案” 至此始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