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呼喊》，作者：凌志军、马立诚，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学校园匆匆忙忙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生。新一届学生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校园里面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挂在墙上飘飘扬扬，毛主席的语录四处张贴，清晰可见，有如《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副编审岑献青所说，“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院的主人”。尽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学生却在不断地涌进来。又过了8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学生也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批。一个新的名词成为流行用语：“新三届”，用来特指这三批入学的大学生。这是相对于“老三届”来说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的主力横扫天下，又纷纷落难江湖，漂流四方。现在，他们竟成了大学校里“新三届”的主要部分。

大学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一群空前绝后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是父母。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都去上学。“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岑献青说。他在这个春天走进北京大学。他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供职，又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上吊自杀，母亲是右派，父亲则是走资派。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20年。他就是带着这些走进北京大学的。不料他在这里却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与他的许多同学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辛酸血泪的故事。”但是，“新三届”现在不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们太珍惜现在的生活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骤然而至”，岑献青在谈起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生活时写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又回来了。他们面前的这些学生曾经那么凶恶。给他们戴高帽、挂木牌，强迫他们把腰弯到地面上，把他们叫做“黑帮”、“学阀”，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现在，一个个满脸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们叫做“老师”或者“先生”了，重新给他们倒开水了。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说：“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另一位老师，袁行霈先生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团”全都解散了。新组成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社。起名叫做“早晨文学社”，或者叫做“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一个欣欣向荣的刊物叫做《未名湖》。32号楼前办起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饭时间，很多人端着饭碗挤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那时候很多学校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菜真是便宜，几分钱就买到一大盘，但是却没有桌子和板凳。学生们排很长的队买到饭以后，就把饭碗端在手上，把菜盘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边吃一边说话。同学们之间不谈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谈谁左谁右谁有钱谁有一个好爸爸，“大款”这个词还要过好几年才发明出来，大家只谈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不过，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空的，没有钱，其中最贫穷的同学已经可以享受全额助学金，每月十九元五角。这点钱在买了最简单的衣食用品之后，就一点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学里的四个学生去逛街，一条街走到头，却没有谁肯掏钱买东西。再转头往回走，忽然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推出一辆平板三轮，上面一堆旧书。降价了！大家围上去，你挑我拣，最后大家一致选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底有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价处：五分。于是大家全都慷慨起来，争抢着掏钱付账。然而这时出现了尴尬的事：四个大学生倾囊相凑，居然付不起五分钱。于是大家扔下那小册子，仰天大笑离去。这些人全都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不仅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觉得不好意思，还会认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献青说的：“谁能告诉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