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的初中同学郭忠杰和汕头1968年630枪击事件
作者：他十
　　文革期间，在汕头发生过的几场武斗，其实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双方在街上摆摆姿势，闹着玩儿罢了。在1967年，整个城市的确乱了好一阵子，公检法被砸烂，学校被派性组织占领，工厂关门，居民筑起街垒搞联防。听说还有劳改犯趁机逃狱，在街上被人抓到活活打死，闹得四处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到了1968年春天，中央开始腾出手来，逐步收拾局面，指派各地的军队大规模地介入地方政府活动。在我们那里，军管会明显地支持以外来干部为主的当权派及其拥护者，也叫大中（学校红卫兵）派；打击带有地方主义色彩浓厚的另一派，叫二七（公社）派。

　　当时的汕头二中，就在外马路的一条小巷子里，离我家不远，走路大约十来分钟就到了。巷口有两座大楼，左边是外贸公司，属于大中派的领地；右边是统战部，有三层楼，为二七派所占有。统战部大楼旁边是一间小学，我曾在那里读过书。

　　大概是在五、六月间，二七派的人劫持了军管会一个姓曹的主任，将他作为人质，关在统战部的大楼里。一天夜里，不知道是不是得到内鬼的帮助，曹主任竟能从三楼的窗口爬出，用一条绳子溜到地面，跑掉了。第二天，二七派的人知道消息后，非常气愤，下决心要把对面的外贸公司大楼抢回来。对方当然也不甘示弱，希望再接再厉，把二七派给压下去。双方都使用了各自的高音喇叭，播放出严厉的最后通牒，语气强烈，火药味非常浓厚，大战一触即发。

　　6月30日一早，就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那两座楼前的马路上。我当时年纪还小，不怕死，也跑出去看。当时部队派来一百多个海军士兵，手挽手地筑成了一道道人墙，阻挡二七派的人向前进。有些情绪激动的民众，包括一些当地的流氓地痞，则拼命地往前冲上去，挤压、辱骂那些大兵。有的甚至乘机出手欧打他们。

　　在当年的二七派中，最威风的队伍要算港务局的搬运工人纠察队了。他们自恃出身好，以老大哥的身份自居，说话的声音要比别人大。听说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还练过功夫，会打架，所以每次武斗他们都会派人参加。那天我就看见有好几个搬运工人，在场上横冲直撞，大出风头。

　　那些当兵的，其实也很不容易。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一个个老实巴交的，在人群中被人推来推去。挨打时，口里还一直不断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亲眼看到，他们一开始真的是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由于部队的人数太少，抵挡不了民众的冲击，不久后，就全部撤退了。部队走后，外贸公司大楼即被二七派的人攻占。

　　大概是在上午10点半钟左右，我跟随着人流，进入外贸公司大楼，来到二楼的阳台。那阳台不是很大，在上面可以清楚地看见二中的学校大门口。有几棵粗大的树长在大楼旁边，树冠覆盖着半个阳台。无意间，我在那里碰见了我的七中同班同学郭忠杰。他脚穿拖鞋，身着短衣短裤，头顶上还晾着一条湿漉漉的游泳裤子，显然是刚从海边游完泳后回来。

　　他见到我后，显得很高兴，伸出手来，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说：“怎么你也来了？”

　　我告诉他我是来看热闹的。那时候我们小男生穿的三角裤，都是在旁边开档、用纽扣扣起来的。每次游完泳后，随手一搭就把裤子戴在头上，让开档的两边从上面垂下来遮住耳朵，威风凛凛的，像日本兵戴的遮阳帽子，既可阻挡太阳，又不必用手拎着，等回到家时，裤子也就差不多快晾干了。还是小孩子嘛，没有人会笑话我们的。在那段不用读书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刚学会游泳的同学，经常去汕头广场的海边游泳。汕头二中和七中相距很近，走路大约五分钟就到了；从这两所学校走路去广场，也都是十来分钟的路程。

　　我和郭忠杰打过招呼之后，就分手了。后来看见吵闹平静了一些，又刚好是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便独自回家。

　　午饭后，听邻居说外边还有情况。我忍不住，又跑出去看。

　　汕头地处亚热带地区，在六七月里，尤其是在午后，骄阳灸人，天气格外的闷热。那年代的人不兴穿鞋子，喜欢穿人字拖鞋，一来是天气热，二来是鞋子比较贵。小孩子不爱穿拖鞋的，就打着赤脚。

　　因为正是午休时间，又没有什么大争斗场面，马路上的人明显的少了很多。突然间，从不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突、突、突”的爆裂声，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喊：“开枪啦，开枪啦！部队开枪啦！”

　　只见我身边的人群哗地一声撒开来，一个个弯身低腰，抱头狂奔。我当时刚好站在统战部旁边的小学门口，距离二中的巷口大约有一百多米远的距离。听到枪声响后，我几乎就是本能地蹲了下来，将身子倚在附近的一棵大树边上。一瞬间，整条马路上的人就差不多都跑光了，只留下满地的拖鞋。

　　不久后，我见到有个年轻人从二中的巷口奔跑过来，两手执着一块像是刚从床单上撕下来的白布，上面用红墨水歪歪斜斜地涂成一个“十”字，相当醒目，想必是当作救护人员的标识。他身后紧跟着好几个人，抬着或是背着血淋淋的伤员，急匆匆地向前面不远的工人医院跑去。

　　马路上留下了点点滴滴的、鲜红的血迹。整个过程是如此的短暂，如此的出人意料之外。早上还是人声鼎沸的街道，这时候显得非常的宁静；但天气却变得更加闷热了。人们的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受到过度惊吓的神态，手足无措，惊慌失乱。

　　当天晚上，我从二七派的广播喇叭中听到，那天除了有多人受伤之外，还有七人当场死亡，其中就有我的同学郭忠杰。听说他就是站在二楼的阳台上被打死的。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郭忠杰没有像我一样回家去吃午饭？他住的地方比较远，假如他像我一样回家去，就不会出事了。

　　汕头一中的初一女生林文慧，是我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小学的隔壁班同学，也不幸同时遇难。听说她是站在墙角边上，被大兵一枪打死的。还有一个是港务局的搬运工人，听我的邻居说，他看见那人在场上非常活跃，撞人很凶，大概是因为太过突出，被人当作活靶打死了。

　　据说那天开枪的部队人数并不多，只有十几个人而已。他们在中午之前就从二中后门的小巷里进入学校，然后站在学校的大门口，朝着聚集在外贸公司大楼的阳台上和巷口里的人群开枪。巷口的正对面是一间邮局，门口有几级阶梯，当时有几个人站在上面看热闹。他们大概以为可以登高望远，看得清楚些，没想到就被不长眼的子弹打中了。

　　我知道当天在场的所有民众，全都没有携带枪枝武器。我所认识的这两位同学，都是手无寸铁的人，年纪不过是十六、七岁，还没完全看清楚这个世界呢，就这样白白地死去，实在是太冤枉了！

　　部队为什么会开枪？是谁下的命令？是想报复早上被民众羞辱和殴打吗？即便是如此，他们怎么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人群开枪？为什么不鸣预先空枪警告，以便驱散人群和尽量避免伤亡？多年来，我心中一直存在着这个疑问。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我曾试图在几个大搜索引擎上打进关键字来查看与之相关的信息，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整个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头公案，从此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听到公开的议论了。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有些年轻学生组织了敢死队，还从部队那里抢来了几枝枪，发誓要血战到底。但是，一般的民众已经开始泄气了。到了8月初，军管会再次发布强硬公告，命令所有的派性组织，必须在8月24日前撤离他们的据点，并勒令为首分子，到指定的地点自首报到。这时候，不少人已经见识了真刀真枪的可怕，也知道军管会是能够说到做到的。等到限令日期一到，就都偃旗息鼓，作鸟兽散。那些平日生龙活虎、出了名的组织头头，大多数选择了自首。听说也有个别外出逃跑的，但不久后都被抓住关了起来。到了1968年年底，一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从北京传来，所有喜欢闹事的学生，不分派别，全都被送到乡下去接受再教育，汕头乱局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回头再说一下郭忠杰。他和其他受过压制的同学一样，曾经在我们学校参加过几个月的派性活动。但我估计，他不过是和其他要好的朋友，一起去学校消磨时间，玩玩而已。他死后，被他的同伴们冠为烈士，穿上了当年时髦的军装，被抬棺游行，轰轰烈烈地，热闹悲壮了好一阵子。但我相信，这都不是他和他的亲人们所料到或是愿意见到的。

　　他的家庭成份不好，是小资本家出身。文革刚开始，他马上靠边站了，根本就没有参加的资格。我的情形跟他有点相似。我父亲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留下了一个“历史问题”，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结果连我也受到牵连，在学校里不仅当不成红卫兵，而且还备受冷落。

　　1966年8月的大串联开始后，我们几个所谓家庭成份有问题的同学都没份参加。不过，到了11月后，就接到上面的通知说，只要是大中学生，就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外地去串联。于是，我们两个和另外一个姓罗的同学，从学校的革委会那里领到一张外出证明，准备到广州去。

　　当时已经接近全国大串联的尾声，我们怕走不了，在没有预先定到车票前，就直接带了行李去车站等车。等到了车站一看，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跟我们情形一样的年轻人，大都是没有车票来蹭车的。我们三个拼死拼活，好不容易才和其他二十几个中学生，挤上一辆没有座位的有蓬大货车。那路上的辛苦就不用细说了，坐在货车的地板上，一路的颠簸，实在是很不好受。480公里的路程，通常只跑十来个小时，但我们却跑了两天。记得那天晚上在惠州停车过夜时，司机还不知跑去哪里喝酒，喝得满脸通红的，让我们担心的不得了。不过最后还算顺利到达广州。

　　我们在广州的住宿是由红卫兵接待站安排的。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们三个白天到广州的各个大专院校、或是名胜古迹参观，晚上就住在惠福中路的一户居民家里。虽然身上的钱不多，但看了眼界，玩得很开心。在这期间，我第一次来到白云山下的中南林学院参观。中南林后来和华农合并，把院址给了广州外国语学院，没想到我在十几年后，竟然还能去那里读书。当然这是后话。

　　罗姓同学当时尚未发育，个子非常矮小，也许是白天玩得太过兴奋，晚上居然还会尿床，而且还不止一个晚上，弄得我和郭忠杰都很不好意思，但又羞于口齿，不敢把话说出口来，每次都是默默地帮他收拾床铺。我们三个都是同龄人，当年才14岁，就有胆量跑出来看世界，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想想那时候的广州居民也真可爱，一听到党的号召，就把自家的房子和床铺让了出来，免费供给素不相识的外地学生居住。想想今天的一般市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正是有了这么一段经历，我和郭忠杰从广州回来后，就多了一份不同的友情。尽管我们在一起上中学读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后来的关系也不算很密切，但我敢肯定地说，他不是一个喜欢闹事、会出风头的人。他真的是很无辜的。他的死，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因为没有收集到其他有关资料，这篇短文只能算是一篇很不完整的回忆录。在写作中，我得到下面几点感悟：

　　一． 在任何社会动乱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多是无辜的民众以及社会底层的弱者。一般来说，他们不是被人利用，就是给人当炮灰。真正能够从中获益的人很少。

　　二． 为政者必须体谅民情，缩小贫富悬殊，建立公平机制，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防患于未然，避免任何社会动乱的发生。任何级别的政府官员，都要仔细考虑如何纾解民怨、安抚民心的问题。最好是让会捏会算的人去当保险公司的精算师，让懂历史的人去大学里做研究，让一般民众去炒股票炒楼，防止有野心的人去搞政治搞分裂。

　　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大火还没有烧起之时，就用大水将它熄灭，则可免除后患。假如能在动乱发生的初期，即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压制下去，就能避免更大的损失。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是怕死的。亏本的生意没人做，掉脑袋的事情更没有人愿意做。当然，一定要慎重处理由此而引起的痛苦及怨恨。因为并非人人都有健忘症，是好是坏，总会有人记得，历史也自有公论。

　　四． 重提往事不是为了揭某人的老底和伤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应该允许民众讨论、评判某届政府、某个部门的负责人的过失，让世人从中吸取教训，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