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与美元的联系
记者 胡舒立 发自瑞士达沃斯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次日，1月27日午间。小镇主街欧洲酒店的临街餐馆一楼客流如常，而通往二楼的电梯和楼梯却已悄然关闭。从酒店内侧上楼重重转还，可以绕到二楼餐厅。这里已经布置成一个小型会场，参加达沃斯年会的媒体领袖在这里与世界经济领袖对话。正是在这里，笔者与《纽约时报》发行人苏菲伯格(Arthur Sulzberger，Jr.)、《时代周刊》总编艾略特(Michael Elliot)、《华盛顿邮报》总编马尔库斯·布拉克里(Marcus Brauchli)等全球媒体负责人、机构的负责人一道，与美国财长盖特纳举行了一场集体对话。对话的主持人正是英国《金融时报》总编巴博(Lionel Barber)。
论坛举办地位于欧洲核心，在连续五天的议程中，欧债危机自然成为讨论的焦点。此前，《经济学人》提出，欧元区主权债务违约不可避免，与其令周边国家“拖垮”欧元，不如对他们的债务实施“手术”，以确保核心国家及欧元区整体坚挺。但是，就在1月25日，欧元区共同债(E-bond)首批50亿欧元成功发行。那么，欧元区的前景究竟如何，欧元区究竟是走向解体，还是迈出了财政整合的第一步？
大西洋[18.28 0.11%]彼岸，美国经济复苏开始提速，201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3.3%。不过，更大的挑战来自长期的财政状况。彼时，美国府院两党之间正酝酿关于2012财年预算案的新一轮论战。虽正逐渐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美国究竟如何在长期内应对债务挑战，避免欧元区的覆辙？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企稳，全球经济能否抵制诱惑，避免回到“过度消费-过度储蓄”的不平衡老路上去，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实现再平衡需要怎样的途径？
如今，盖特纳作为美国财长的任期刚刚过半。过去两年，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和退出、汽车业救助、稳定房地产市场，再到一揽子金融监管改革，盖特纳的决策力一次次经受考验，却常常能交出各方大体认可的答卷。如今，他的导师和多年的老上司萨默斯已经卸任，本届政府中的经济团队成员多已离去，一向性情内敛、有时略显腼腆的盖特纳成为奥巴马政府经济团队仅存的核心人物。
在此次圆桌会上， 盖特纳神情自若，侃侃而谈，对全球知名媒体掌门人的尖锐问题逐一拆解，还不忘打趣称自己只是“娃娃脸”，其实是“一个有着年轻人面孔的老人”，做这份工作“从未感觉到轻松”。对话属闭门性质，而与会的媒体领袖们在承诺不会涉及具体数字后，获准报道。这里刊出的是此次采访对话的摘要。
欧元区出路
本质问题在于：欧洲是否还要坚持在统一市场与分立主权之间寻找中间地带？是否还要坚持在财政和银行体系上建立某种联邦结构
众问：从欧洲大陆说起，一年多以前，我们认为南欧的债务危机肯定可以控制，不至于严重到需要引起华盛顿日常关注的程度，但事与愿违。可否谈谈你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感觉？
盖特纳：先前在欧洲，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和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我认为，他们是从去年5月危机爆发起就认识到，将尽一切努力保持欧洲为一体，动用一切必要的金融资源，以确保有更强的能力帮助成员国度过危机，并辅之以非常强大的约束机制，以确保那些国家能够提出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在危机爆发前后的这段时期，欧元各国都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估算未来危机升级的可能，试图预判危机扩大的形态和模式，估算出要提供多少可以用的资源，如何处理这些资源，以什么样的条款提供这些资源，可以灵活地运用这些资金，使其成为更强大的武器。
众问：欧债危机究竟是一个流动性问题，还是一个偿付能力问题？
盖特纳：一个国家的偿付能力从根本上讲是由增长能力决定的。这次危机中正在边缘化的那些国家面临一场痛苦、剧烈、富有挑战的改革。这对解决问题是必须的。为了能够实现所需要的改革，改变金融体系的深层结构，做更具竞争力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收缩政府机构规模，这些都需要时间。因此，需要允许政府和银行体系自我注资，这是流动性的需要。当然，首先需要一个体系，能够使那些国家经济增长，增加收入。
众问：美国从这次危机中能够总结出哪些经验？
盖特纳：我对欧洲发生的一切表示关切和尊重。我认为，欧洲面临的挑战从许多角度来看比我们更严峻。别忘了，美国是这一切的震中。我们犯下了错误，导致金融体系基本结构的损坏。但要记住以下几件事：在高峰时期，我们的银行规模与GDP等值。在英国，银行资产相当于GDP的5倍，爱尔兰和瑞士都是8倍，在德国是3.5倍。所以，欧洲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
美国采用了这样一个战略，允许——或者更准确地说迫使——金融体系中最弱的部分消亡，并且允许房地产方面的调整，所以，我们以一种更健康的态势，更快地修复损失。
由于我们应对策略的性质，也由于美国经济根基，我很乐观。未来经济将会基本完好地增长，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在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遗留问题。我们应对这次危机的过程是更为激进、全方位的，配备了全套的金融武器，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一种非常激进的调整银行体系资本结构、支持金融市场的策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在政治规则下曲折前行，而一旦在政治上具备了如此行事的能力，我们就迅速推进，几乎比在这段危机时期内我所关注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快得多。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们的挑战不会像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那样是根本性的。那些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或者说渐进色彩更浓的路径。欧洲没有在短期偿付长期投资的传统，它们也没有如此行事的意志。要经历这种状况是非常痛苦的，美国已经为此承担了巨大的伤痛。但是，我认为，必须这样做，从而你们会更快更坚强地走出来。
众问：欧洲是否应该考虑采取一个泛欧洲的解决方式？
盖特纳：近期的问题是如何提供资金支持，使改革获得更大空间，让改革在银行体系和主权国家两个层面展开。你可以通过主权资金来实现，它有财务上支持银行的能力。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它是联邦解决方案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长期的本质的问题是欧洲是不是明白，它不能在统一市场与分立主权之间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应该在在财政和银行体系上建立我们所说的联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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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可持续性
美国源于“自动稳定器”的赤字相对较小，未来改革税制是平衡财政的途径之一
众问：通过这次危机，你是否认为发达经济体需要调整经济结构？
盖特纳：应该这样思考问题：当你的生活超出你的能力时，你允许银行是经济规模的10倍，靠举债维持的政府支出会面临越来越高的市场利率负担。风险是如果采纳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结构调整方案，过不了多久，政府就要靠举债来维系，银行体系也要靠借贷。所以，必须问自己，明天谁会借给你美元或欧元？
众问：那么，从财政可持续性上来看，美国与欧洲有什么区别？
盖特纳：这是个好问题。美国确实有一连串基本的优势和一连串麻烦的短处。就优势而言，我们有这样一个体系，它责成行政部门每年制定一个10年预算，它表明了详细的政策、收入和支出，以实现财政路径。在美国，这只是第一步，行政部门并非立法部门，我们不能强迫国会确实达到收支平衡，这是一个短处。
但是，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对于所有的事项，诸如政治、宏观经济、环境等等，使用独立人士追查每件事项的成本和收支，要隐藏或避开可持续性会难得多。美国财政同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都远为强大和健康，即使赤字相当高。
这是因为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的债务与GDP的比率低于几乎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因此，起点更好一些。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相对于欧洲，美国基本面的增长率实质上更高。美国在一段时期内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仍然大约是2.5%，甚至可能更高，比主要的欧洲大陆经济体和日本的潜在增长率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
第三，美国财政赤字有很大部分是周期性的。衰退压缩了收入空间，带来了一个更高的临时性支出，即失业保险起到的自动稳定的作用。面对危机的临时紧急财政措施和赤字中周期性的组成部分，合起来占到了财政赤字的一半。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根本性自我保护。
当经济复苏的时候，临时性部分无须国会法案就将废除，周期性成分会得到改善。所以，我们的结构性赤字与可持续的长期赤字水平之间的差额，也就是用债务来承担稳定器的那部分赤字规模，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要小得多，大概处在GDP的1%到2%。
对我们而言，和其他人一样，这个挑战在于，如何以一种有利于基本面的，并被一个国家判定为基本公平的方式来实施财政政策。这一挑战不仅来自衰退，而且是来自连续10年收入中位数没有增长、收入差距异常扩大、不平等程度异常高的情况。因此，在10年时间中，我们面临的财政挑战不仅是长期的可持续性问题。但是，在当前这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温和的财政挑战，比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要温和得多。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不破坏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解决。
众问：对于赤字，你有多么紧张呢？那将是一场政治斗争。
盖特纳：我们的制度中所欠缺的是让国会能够信守多年限制自身行为的承诺，恪守多年减少赤字的责任。对此，我们已经努力做了很多类似的试验，其中有一些非常有效。但是，美国需要的是一系列财政改革，改革将会使国会多年内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财政路径上，这将促进增长，恢复财政，这包括要对过去治理不力的房地产市场实施清理。这些都是美国将来不可避免的一步。
从理论上说，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成年人都知道，天是不会塌的。在这次选举中胜出的共和党领导层非常谨慎地向我们的成员解释，我们都对国家负有责任，国会领袖共同承担那些责任。
众问：能否讲一讲税制改革？依然不明朗的是，它是否实际上是企业税制改革，或是规模更大的像1986年那样的全面税改。
盖特纳：美国要依赖税制改革，作为美国最终财政解决方法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本质的变化。可以合理地预期，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路径是向人们提供一个更简明的税收体系，减少扭曲。
现实情况就是我们有着庞大的、过时的税务体系。必须了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改革必须促进务实的努力，提供实现长期财政目标的路径。我们需要让步伐快一点，因为这些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美国有一个公司税收体系，是全球税率最高的体系之一，税负约为35%，定得这么高，是为了支付一系列非常广泛的和定向的税收支出和激励措施，并使投资与收入之比与10年前相比发生变化。因此，试着去改革公司税收体系是有意义的。挑战在于，要以一种不增加赤字并能增进在美国投资激励的方式来推行改革。我们正处在选出有效策略的开始阶段。
众问：你认为经济增长会来自何处？
盖特纳：老地方，也就是创造环境使企业更有竞争力。问题不在于试图判断哪些部门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而在于要知道哪些环境条件会使企业迅速发展和投资，使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更加灵活，使公司成长。
众问：德国即使作为出超国家，依然面临财政挑战，需要财政紧缩，这又如何解释？
盖特纳：我们需要确信是为了改善基本问题而处理结构性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处理得当，无论你的会计多么出色，都不会达到可持续的财政状况。
现在，德国和美国的差异没那么明显。如果你观察德国在危机开始18个月的财政刺激规模，你会发现它和美国刺激计划在经济中的占比一样大，在第一年的财政刺激规模都大约是2%。现在，德国人并没有自夸他们刺激计划的优点，而是切实执行它，并且刺激计划达到了相当规模，这对于他们是有益的。不过，他们有能力放缓刺激的步伐，变为非常温和渐进的财政紧缩，比我们觉得美国必须调整的时间要早。
另外一件的事情令我非常佩服，即在此期间，德国不仅增强了它的出口部门，各行业都增强了。现在，美国的GDP比危机前期的峰值高，而德国的GDP仍低于危机前期的峰值。美国的失业率仍是大概10%。德国的失业率基本上没变，没变是因为作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德国的公司保障人们的工作。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策略，自有其优点。
结果是，美国的生产率在这一期间提高更快，而德国的生产率提高在此期间放缓到接近于零。如果你担心长期增长和相应的结构，你应该从根本上关注长期的生产率增长如何变化。但是，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的德国经验都值得钦佩。不过，现在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挑战，这从根本上说是个结构性挑战，是一个政治挑战，即如何达成促进增长的财政改革计划的共识。
平衡增长与全球共治
对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与美元的联系。除非中国这样做，不然不会有足够的灵活度，在必要时及时调整以抑制通胀
众问：近来，你对全球再平衡似乎变得更为乐观，并指出在美国不会实行保护主义。
盖特纳：首先，我从未对任何事情感到轻松。我是一个有着年轻人面孔的老人，有一个深层的忧虑。这场危机带来的大难题，诸如失业率蹿升，给社会保障领域增添了沉重负担，这会导致一种长久的、强大的保护主义的深层风险。保护主义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压倒性力量，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政治经济而言，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怎样搞清如何确保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有一个保护机制。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它只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众问：你对中国至今采取的有关结构调整的措施如何评价？
盖特纳：中国正在改革和变化，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是它太大了，不能让出口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几年前，中国人认清了这一点。随着这一认识的扩展，他们希望国内需求能够替代来自通商口岸的外需，以内需推动增长。这是正确的基本战略判断。
为了让这种情况出现，允许汇率浮动调整就是必要的。如果不调整，汇率将不利于这些目标。你将会看到：由于汇率激励企业家继续发展低回报率、低增长、低附加值的产业，振奋人心的创新和增长被破坏了。当然，如果没有知识更快速的发展，中国将会面临这样的命运：令人非常痛苦的严重通货膨胀，使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的资产泡沫传播的风险。对此，中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众问：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是否还有很大的压力？
盖特纳：如果我们看看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让汇率浮动，并且开始解除境外使用人民币的限制。国会应该看到这些改革，认识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让汇率政策更加灵活。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独立经济体，当它将其货币捆绑在别国货币上的时候，它是在采取“消毒”策略(sterilization，指央行购入外币，发行本币，使外币不能进入国内流通领域，结果为外汇储备激增)。
中国政府花了很多精力，用了很多心思去试图了解，在华盛顿围绕着贸易的政治问题有多么宽广、多么深入、多么紧张。他们了解，而且他们密切关注着。他们认识到，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能够继续享受相对良好和包容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美国，通向美国的需求、美国的市场和美国的投资。所以，他们想要确保谨慎行事，不想失去对于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政治支持。
众问：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盖特纳：首先，中国要消除它的通货膨胀压力，过去中国处理过这个问题，而且很有成效。但是，目前中国的政策还是十分宽松的，根本上是因为总体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仍依附于美国的货币政策。我们是一个每年增长3%到4%的经济体，基本上不存在通胀；而中国的相关数据是8%到9%，考虑到通胀因素，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值。
对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与美元的联系。除非中国这样做，不然不会有足够的灵活度，在必要时及时调整以抑制通胀。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是正在更加稳健行事，因为政治是复杂的。
众问：从国际金融机构的角度看，能够为实现未来全球经济的平衡做出哪些贡献？
盖特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过去被要求迅速做出金融反应，它被压迫得不堪重负。现在，它要处理更为广泛的改革。简言之，改革的挑战有三点：
首先，如何设计一个更广泛的金融货币制度，在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之间建立一套更为均衡的纪律，以实现国家间经济更平衡、更有规则的增长，包括在规则和汇率问题上更多地采取立场。由于IMF是在各国对于如何管理汇率、如何处理资本管制等问题没有达成任何真正的共识、期望和规范的情况下创建的，因此，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第二，长期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稳健、更公平的承担风险的发展平台，否则，资金就会转移，寻找套利机会。第三，贸易以及如何在下一波全球贸易一体化中重建共识，显然非常重要。
众问：美国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
盖特纳：你知道，关于特别提款权的故事是一个有趣的长期问题。这样说不是不客气，它在根本上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形态、商业运行的方式和经济如何成长、公司如何管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作为早期革命性变革的遗产，它仍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IMF特别提款权的构成应该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人民币是否可以、何时可以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这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何时允许人民币完全流通。如果中国继续增长，如果他们允许人民币充分流通，那么，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本刊特派记者李昕、李增新，本刊实习记者黄湘对此文亦有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