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中国的文化工业日渐成熟，不断出现“适销对路”的新产品，郭敬明的青春文学就是其中一种。“少年新文艺，青春最小说”是郭敬明主办《最小说》的招牌，经常出现在刊物封面上。郭敬明号称青春文学的“掌门”，连载其青春文学的《最小说》以每期超过50万册的发行量成为文学市场的宠儿。郭敬明的“少年新文艺”这样火爆畅销，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文艺，诉诸什么样的少年，于他们有益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回答郭敬明的“少年新文艺”到底新在何处。答案首先是其不再具备独创性，其接受者也不再要求独创性。大家知道，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夏至未至》、《幻城》、《悲伤逆流成河》都被指认抄袭，但这并未影响广大“粉丝”对他的追捧。长久以来，独创性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必备品质，抄袭剽窃不但不算真正的创作，而且还是十分可耻的事，但郭敬明和他的“粉丝”却不以为耻，原因何在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与独创性的文学创作相比，郭敬明的这种“新文艺”具有新的社会功能。郭敬明的“新文艺”拒绝文学的独创性，即拒绝探求更合理的未来，为既定社会秩序再生产服务，其发挥社会功能的关键是生产合格的个人主体。实际上，单靠郭敬明并不足以生产出这样的个人主体，那得靠当今庞大的文化工业才行。郭敬明身兼作家、出版商和当红艺人多重身份，说明他正竭尽全力参与到文化工业当中去。这样看来，郭敬明的“新文艺”和网络游戏、流行歌曲、影视娱乐、八卦新闻、时尚杂志、商业广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共同参与生产当今所需要的合格的个人主体。明了这些以后，就不难探究郭敬明的“少年新文艺”，到底是什么样的文艺，诉诸什么样的少年。

　　郭敬明的“新文艺”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明显的阅读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向财富及奢侈消费跪拜的主体位置，这个位置是阅读快感的来源。如果读者在叙述人的引领下落入这个位置，那么这“新文艺”就能发挥塑造合格主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过，这个位置实际上太过明显，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缺憾，因为只有把这个位置设计得更加隐蔽自然，才更容易让人落入其中而不自觉;而这个位置的人为造作一旦被发觉，整个骗局就很容易被看穿。这样看来，郭敬明的“新文艺”作为意识形态产品并不合格。这也是读者过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认识能力就不再喜欢郭敬明的原因。但即使不再喜欢，其曾经产生的意识形态作用还会持续，因为有配套的社会秩序和庞大的文化工业在。随着市场逻辑和金钱规则的泛化，当今青少年日益被困于给定角色的牢笼。这种“给定”一是来自家庭、学校;二是来自社会秩序。一个社会越是被市场逻辑和金钱法则统治，就越是强调生存竞争和个人功利。少年读者的这种状况与郭敬明的流行泛滥相互激发，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还会有大批郭敬明、李敬明源源不断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