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以一个轻松的、普通人的视角，通过写自己这些年在香港和内地的经历，让内地读者对香港多一些认识。有了认识，才能通过了解，再加上思考和判断，达到理解。有了理解，才谈得上包容、妥协、互信，乃至化解。”5月14日，中国国家地理·图书、中信出版社、亚洲好书榜在上海西西弗书店联合举办的《我们香港这些年》新书分享会上，该书作者徐天成说道。
自称“港怂”的徐天成，1976年在香港出生，先后在香港、美国、英国工作与学习，并于2006年移居北京，至今已有10年。《我们香港这些年》既是徐天成作为“北漂港仔”回望家乡的成长记忆，也是一本关于香港社会四十年变迁的“微年鉴”。
说到写作的缘起，徐天成谈到：“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现在，都快二十年了。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年。内地和香港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拉近，交流日渐深入，本以为两地同胞越来越融合，可现实似乎不是这样。几年前看到廖信忠所著《我们台湾这些年》之后，深受启发，希望能以一位普通香港人的视角，通过自己那支微小但真切的笔，来说说真实甚至未知的香港，让更多的内地朋友了解香港老百姓的真实想法和生活。”
该文节选自《我们香港这些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
2014年的12月，香港法院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宣判：香港公务员系统第一号人物、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因为收受富商过千万的贿款，被判处监禁7年半。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首先，“政务司司长”是什么概念呢?香港的最高职位是行政长官，也称作特首。政务司司长之于特首，就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之于国家主席。由此可见，这个判决是十分震撼的。至于“过千万的款”——什么?按现在汇率算，才800万人民币?跟那位家中藏有两亿赃款、抄家清点时报废了四台验钞机的
官员比起来，情何以堪啊。
但事情发生在香港，就有点蹊跷了：不是说香港公务员廉洁高效、纪律严明，就像末代港督肥彭所说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务员团队吗?大家从小听到的廉政公署“威水史”，难道不是真的吗?不是说高薪养廉的吗?“政务司司长”不是薪水很高吗，怎么还这么贪?
阿Q一点来想，就是因为揭发了这样一个大案，才凸显了廉政公署的无私和香港反贪系统的完善。同样的道理，内地的“打老虎”风暴虽然暴露了贪腐问题的严重性，但也显示了政府反贪的决心。但说起高薪养廉，究竟那个司长每年赚多少啊?香港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我上网查了查，现任的香港政务司司长，年薪为375万港元(按现在汇率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300万元);他的顶头上司，也就是特首，刚刚在2015年1月为自己涨了工资，现在是月薪37.1万港元(人民币30万元)，每年22天假期，还配两套官邸(在中环半山区的礼宾府，以及粉岭别墅)、7个司机、20多个管家及佣人。
30万一个月，在香港算什么水平?梁振英的工资比奥巴马高四成，但比起好多私营机构来说，吸引力又好像不够。香港缴纳“薪俸税”最多的人，我们叫“打工皇帝”。这称号，不少年都由霍建宁蝉联。霍建宁是谁?他乃鼎鼎大名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左膀右臂。光在2010年这一年，他就交了9100万港元(人民币7280万元)的薪俸税。据说，霍建宁年薪为2.74亿港元(人民币2.2亿元)。假设他每天上班12小时，1分钟就赚1000多块(人民币800块)。在我看来，他不是“打工皇帝”那么简单，而是“打工之神”了。
别说企业了，就连一些公营机构的薪酬都比特首的有吸引力，比如金融管理局。由于金管局员工不属于公务员系统，他们的薪金不用跟着公务员规矩走。虽然金管局总裁是香港特首的下属，但他的薪水反而比特首高，基本薪金是650万港元(人民币520万元)一年，还有最高260万港元(人民币208万元)的奖金，加起来是上司的两倍以上，真个是肥差。
但以上所说的都是人中之龙，凡人是够不着的。那一般的香港人，一个月又赚多少钱呢?香港政府公务员有个嫡系系统，叫AO，是AdministrativeOfficer的简称，中文叫政务主任。所有政府高官，除了“空降”的特首之外，包括司长、局长等，都是从这个系统来的。大学毕业的人可以考AO，一旦高中，就像科举考中状元一样，仕途无可限量。
而“钱”途呢?2015年的起薪点是每月43120港元(人民币约35000元)——重点是，拿这个薪水的，都是刚刚毕业的黄毛大学生啊!而且还是铁饭碗，若考上那真是爽歪歪了。爽歪歪的事，当然没那么简单。2014-2015年度的公务员综合考试，参加人数逾4万人，而AO职位却只录取30人，可谓万里挑一。可是，在我认识的AO中，不止一个人在干了几年之后自愿离开公务员队伍。有些想寻求更高的薪水，有些去了NGO(非政府机构)以另一个方式服务社会，也有受不了公务员制度僵化守旧而辞官的。
公务员还有很多种。大学毕业生可以考警务督察，起薪33275港元(约人民币27000元)。没有上大学的也不用灰心，可以投考纪律部队(一般指警务处、入境处、海关、消防处、惩教署)，起薪点是“一般纪律人员(员佐级)薪级表”(不是说吗，香港政府运作公开透明，薪级表可以在网上巨细无遗地查到)第4点，也就是每月18060港元(约人民币14500元)，也不错啦。
香港公务员“薪优粮准”，但空缺不多。直到2014年，整个队伍才只有16.5万人，以香港725万的人口来算，平均每个公务员服务44个市民，这个比例算高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都对铁饭碗趋之若鹜;不过在好日子里，大家就不稀罕当这些捞不到半点油水的公仆了。
私人劳动市场又如何呢?大学刚毕业的，一般一个月赚个一万来块吧。但如果你是海归，或者是读医学、法律这些学系，当然另作别论。我记得自己1999年刚毕业时，第一份工作是在银行做见习主任，一个月好像就一万五六吧。当时还是在金融风暴中，人浮于事，许多同学都找不到工作。我拿到那offer(聘书)时，就已经感激涕零了。
我比较幸运，能有读大学的机会。在香港这样的成熟经济体系中，想不读大学就出人头地，是非常难的。香港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0港元(人民币24元)，凭这工资在这个物价高昂的社会生活、租房实在不容易，然而，仍有数十万人拿着这个工资待遇。统计学上有一个衡量居民收入分配标准叫“基尼系数”，最大是1(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余居民没有收入)，最低为0(人与人之间收入绝对平等，比社会主义更理想的世界)。数字越高，贫富差距就越大。香港2012年的基尼系数是0.537，是发达地区中数一数二的高;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内地的同年数据是0.474，比香港贫富差距要小。由此可见，香港贫富悬殊问题严重，若不早日面对，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政府管治。
幸好香港政府有扶贫政策，虽然跟北欧那种福利国家没法比，但好歹比任人自生自灭好。香港的主要福利制度叫“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简称“综援”。60岁以上的长者、单亲家庭、残疾人、失业人士等都可以申请。在2012年，受助人数就达43万人，占总人口的5%以上。还有一种福利比较特别，是不问受助人的收入资产的，叫“生果金”。只要你过70岁，无论你是李嘉诚还是乞丐，一经申请，政府就每月给你1135港元(约人民币900元)。可能因为钱不多，只够买水果，所以才叫“生果金”。
但既然有制度，“聪明”的香港人就会找漏洞、钻空子。其中最有趣的一个案例发生在2004年：一对在泰国旅行的香港夫妇，遭遇印度洋大海啸，获救后向媒体大谈自己死里逃生的故事。殊不知有记者发现，女方是综援申领者，一家四口每月都会领取约一万港元的综援金，却拿着政府的钱到处旅游，还虚报丈夫失踪，从而骗取单亲补助。最后她被法庭判处缓刑，逃过了坐牢的处罚。
制度也会扭曲伦理关系。北上广深就有例子：夫妇假离婚，以规避一个家庭不能多购房的限制。香港也是一样，子女为了让父母从政府里多领一份钱，就向审批综援的社会福利署提交宣誓书，证明自己不会供养父母(香港跟内地不同，法律没有子女赡养父母的规定)。香港人管这种证明书叫“衰仔纸”。但我看来，连自己的父母都拒绝赡养，这样的子女比“衰仔”都不如。
在香港拿综援，一般要求申领人不可以工作。但对于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说，他们只是想政府协助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全靠政府来养。在香港生活的衣食住行当中，最不容易的就是“住”——大家都知道，香港房价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高。像样点的房子，一平尺，也就是大概1/10平方米，动辄就要卖到一万块人民币。只要政府解决了“住”，其他都好办。
香港政府从50年代开始就推行公共房屋，叫“公屋”，也叫“廉租屋”。顾名思义，就是以便宜的租金租给贫困家庭。最初，这些公屋设备简陋，一家四五口挤在20来平方米的大开间里。里面没有厕所，洗澡也只能去公共浴室。烧菜呢?就像老上海弄堂一样，在走廊解决。我们的上一代，甚至我们这一代，不少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
后来社会发展了，这些公屋不能满足居民置业的需求了，于是，政府就在我出生的1977年推行了“居者有其屋”计划，简称“居屋”。这些房子，由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居民，但前提是居民不能随意转售，否则就要先“补地价”，也就是先要把房子从政府那里赎回来。“公屋”和“居屋”计划推行了多年，受惠的人也不在少数。
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的2014年报告统计，香港家庭中，30%住在公屋，15%住在居屋，住在私人房屋里的家庭只刚过一半。这公营房屋的比例，虽然没有新加坡那么高(80%的人住在政府房屋里)，但也可见香港政府房屋福利的涵盖范围之广。如前文所说，人的行为也会扭曲，来迎合福利制度。“公屋”计划发展至今，就有香港年轻人喊出“得公屋，得天下”的口号。不少人一满18岁，就申请轮候公屋，希望等到大学毕业时就能排上。
但申请公屋是有收入上限的，如果申请人开始就业了，就要确保自己找一个薪资不高的岗位，并且不努力工作，使得老板不给自己涨工资，直到申请成功为止!曾经有一位官员说：“大学毕业之后抽公屋等同于放弃自己。”反倒招来很多香港年轻人反驳：“香港房价这么高，不申请公屋，怎么有地方住?”仿佛申请公屋已经成为这一代人的整个奋斗目标。我离开了香港这么多年，可能真的不能体会香港社会年青一代的价值观是如何变化的。
当然，奋发向上、不靠政府的香港年轻人还是占多数。香港没有社会保障基金，退休生活都是自己搞定的。除了那些无可救药地依赖政府的人，大家都会老老实实地靠积蓄养老。
除了积蓄，香港还有个“强制性公积金”制度，雇员拿出月工资的5%放在私人投资公司设立的“强积金”账户里滚存。比如，如果月薪是3万元，也就是每月供款1500元，直到65岁或者去世了才能领取。假设我月薪3万元，供款了40年，则在退休时，不算滚存回报，也可以拿到72万元。
强积金计划在2000年推行时，曾经受到不少香港人反对。他们觉得，区区72万，怎么能够我20年退休生活用?强制从我口袋里掏钱，而不是由我自己储蓄，也有违香港一贯奉行的自力更生、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管理哲学。计划推行之后的几年，又碰上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萧条，私人投资公司的强积金回报比不过通胀，甚至出现负数。于是，反对的声音就更大了。
我也是持反对意见中的一员，总觉得把钱拿来自己投资，回报会更高。来到内地后，经同事们介绍了他们的社保供款情况，我就啧啧称奇，进而感激香港强积金的伟大。在香港，起码供款人可以挑基金，可进取，可保守，也可以每年收到账单，知道回报率。大家也心里有底，知道退休后能收到多少钱，如果觉得不够，自己可以再增加储蓄。而在内地呢?据说月薪一万元的白领，雇主实给1.4万元，而落到员工兜里的才只有7000元。供款落到大水池里，不分你我，也不知道回报率。退了休，也不知道水池里剩下多少钱，自己每月能拿多少。
更令人痛恨的是，每月能领的钱以供款人户口所在地的生活标准来算。如果我是农村户口，在城市打工，按城市标准缴纳社保，退休后回到农村，却只能以农村生活标准领钱，这不是亏大了吗?所以说到底，我还是很感激香港政府的。个税税率这么低，又没有销售税，还有这样那样的福利可拿。
但再想深一层，个税为什么那么低呢?还不是中央政府负担国防、外交等开支，还不用香港上交税金，使香港收到的一分一毫都可以留给自个儿用。这样一想，又要感谢祖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