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从缺乏照明且狭长的过道走过来，被几位助手簇拥着。虽然身材瘦小，但任何人都会立刻知道，这一群人当中，他才是主角。在窗前的微光中站定，他微微欠身、问好、就坐，他礼貌、谦恭，但绝对强势。对每一个问题，他都有问必答，从不掩饰，那些回答听起来坦诚真切但也滴水不漏。拍照时，他一套套换衣服，不厌其烦一次次做出同样的表情，他用最去除感情化的职业态度对待这项工作。去年夏天，《小时代3》上映前，《中国新闻周刊》与郭敬明进行了一次长篇专访，因故未曾发表。对话中，这个一直被巨大争议所遮蔽的年轻人，袒露了内心深处的想法。比如，他谈及了财富、权力、社会公平、富二代、垄断以及孤独与死亡。
               “我不要一个行业都做到99分，我就要做五个行业，每个行业都做到80分”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仔细看你的访谈，会发现你经常提到一些在艺术和思想上影响过你的人，电影方面的岩井俊二、蔡明亮、王家卫。作家中，有苏童、史铁生、王小波，这些人的作品风格你会喜欢，会让很多人惊讶。但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没有这些人的痕迹？为什么作品的差别会这么远？
郭敬明：我涉猎的范围很广。在初中高中我们疯狂阅读的时候，我在自贡，其实没办法接触到很多类型，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看到的比较多，我喜欢这些文艺的东西。但是去了上海之后，这个城市对我还是有影响的，地域对人是有改变的。从2000年开始，14年的时间，是我人生最黄金的十四年，它对我的性格多少是有改变的，包括视野、审美取向。上海是特别务实、国际化的城市，它的很多文化审美很西化、国际化，它会带来很多日本、欧美文化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视野、眼界比在自贡的时候要开阔很多。你会接触更多的类型，这样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就像我看电影一样，我喜欢看一些很闷的电影，比如金基德的电影，像《莫比乌斯》，我看到后面都哭了，很压抑，我觉得这是它能憾动人的东西。但是我是不是要拍这样的东西？不是，这就是我的选择。我可以喜欢很多类型，比如我也喜欢交响乐，那我就不听流行乐了？不是。我也很喜欢流行的歌曲，要是让我在电影里面选择，我也可能会选择电影里的流行歌曲。有些人是在很窄的范围内，只看一个类型的书或片子，但是有些人什么都看，口味很杂。我可能偏向后者，而且我发现我可能擅长于大众都能接受的东西。但是到了很文艺、很厚重，比如王小波、王朔、莫言的高度，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能力没有到那个位置。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想有一天能到那个位置吗？
郭敬明：不勉强，很难，一两百年留得下一两个人就不错了。在电影的层面，好的商业片、类型片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通过好的资源整合去做出来的，但是传世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每个导演都想拍出那样的作品，但不是每个导演都做得到。所以对我而言，起码目前为止，这不是我的目标，这个太好高骛远了，我拍电影还没有一年，就想拍出《辛德勒名单》，这是不可能的。
写作上我也没有那么深的追求。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的经历，我的天赋、才华。我很聪明，我可以学东西学得很快，但是要是今天要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写作上来，承诺说会取得很好的成功，达到很高的位置，但是要牺牲其他很多东西，我的衡量就是，我不愿意。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判断。终极目标是去拿一个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多高的文学大师的地位，这不是我的人生价值。不是一定要按传统的类型要求自己，比如要得什么奖，要写得多深刻，后来我意识到不能到达比如博尔赫斯那样的大师的地位，我觉得金庸也不错，哈利波特也挺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提到金庸你还会记得他，那你说金庸的作品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也不是。
人的观念在渐渐发生变化，时代向前推进，曾经的主流和经典，反倒变成了边缘，现在再向年轻人提到我们曾经认为是经典的东西，他们可能觉得很偏、很冷门。但是余华、莫言，曾经是绝对的主流。随着时代的发展，怎么去定义谁是主流、权威？价值标准都在发生变化。王朔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你这是什么痞子文学啊，根本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现在都说他是大师。所以后来我不再纠结，我的性格、审美使我不爱走极端。当然，阅读门槛很高的东西，我也很喜欢。
我的人生价值观取向就是，不是要一个行业做到巅峰、做到99分，去无限地追求，对我而言，我就要做五个行业，每个行业都做到八十分，我的人生体量是四百分的总体量，而你是99分的总体量，你很难说是99分更成功，还是400分更成功，我可以又做作家，又做导演，又做商人，每一样我可能都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做得都还不错，都是在优良的阶段。这样人生价值实现出来的东西也是可以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在后来你的可用资源、你的协调资源人脉的控制能力能够达到更多行业的时候才有这个想法，还是一开始写作的时候？
郭敬明：渐渐地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的判断。从写作开始，你会面对很多诱惑，就要有很清晰的敏感度去判断哪些你能去做，哪些不能做。我以前也被叫去当歌手，去演戏，但是帮别人做过这些之后，知道这不适合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清晰明白哪些我有能力去做，哪些有兴趣做，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不会有那么清晰的人生规划。
                                                “不能因为有钱，就定义这是罪恶”
中国新闻周刊：所有采访中你都说上海对你精神上的刻度远比四川要大得多。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无非几个维度的影响，家庭教养，同伴教育，社会环境以及学校的教育。如果回到开始的时候，你在小城的生活，你父母对你未来有什么要求吗？
郭敬明：我一点不认为我有多奇怪的价值观。我的爸妈很普通，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好好念书、好好努力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才能有钱，不然就会很穷，找不到好老婆，怎么才能买大房子，买车，孝敬父母。全中国90%的父母都是这样教育小孩的，很少的精英群体会说金钱不重要，要去关怀人类。我父母不是教授，我现在作为公众人物，对我可能有更多要求，但是回到我最初十几岁时候，我哪会有那样的想法。这个价值观是错的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错，它很朴素，每个人都想过更好的生活，我父母对我要求的前提是不能犯法，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得靠自己的努力，这是我父母给我的基本教育。
    我的价值观是从小形成的，只要不犯法，靠自己的双手，辛辛苦苦工作过上好日子，别人就不要干涉我，你管我怎么花钱，管我怎么去选择我的人生，我又没有去杀你，没有去走私、贩毒，我合理地享受生活。我赚了这么多钱，不用就对了吗？还是说要全部捐给别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不能因为有钱，就定义这是罪恶。要看他如何得到钱，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要是赚了钱去嫖娼，就是值得批判的。但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买名牌就有错吗？那干脆把所有名牌店都关掉好了。讲名牌、讲物质就有错吗？说我的电影在宣扬，那所有的时尚杂志不是更疯狂吗？把所有时尚杂志先关掉好了。
我觉得大家把它上升到了极端的对金钱的仇恨。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钱，只要有钱就是错，就一定会产生对立。
中国新闻周刊：这和中国社会发展矛盾和贫富差距有关。
郭敬明：对，我觉得我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一个符号的作用，让人们去两边争，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要煽动什么，要去挑战什么。以前爸妈一个月给我一千五百块钱，我就在一千五百块钱内生活。除了交学费、食堂伙食费，剩下两百块，就买两百块的鞋子，剩下五百块就买五百块的书。现在可能一个月不是一千块钱，是十万块钱了，我如果还是按这个来花，还是买两百块的鞋子，那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管是我还是《小时代》，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本身不是矛盾的源头，矛盾取决于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贫富分化，不公平的待遇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突然有了这样一个现象，给大家一个地方去宣泄，所有情绪都往这边走。
中国新闻周刊：你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是从什么时候？坦白讲，是不是最初也有逆反心理，“你们这样说我，我反而要炫富给你们看一看”？
郭敬明：我觉得之前也有炫富的阶段，但不是你说的这种心理，而是很朴素的。比如男孩买了辆山地车，会很想给朋友看，女孩买了漂亮裙子，会想给闺蜜看。还是小朋友的那种有了好东西的心态。但是这一过程中，忽略了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2004、2005年，那时不太成熟，但是现在，你看不出我穿什么品牌，我也很少会对外提及我用的什么、穿的什么，很少会聊这样的话题。确实我也渐渐过了迷恋品牌的年纪，我觉得舒服就好了，不用再去证明什么了。但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还有感到有些害怕，社会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去衡量你，要求你，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强化自己的安全感。现在除了隆重、正式的场合，我也不会过分讲究什么。以前是不讲究不行，别人会要求你。现在不讲究，别人不敢说你不行。当你越强大，自我越完整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用外界的符号去定义你自己，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符号，一个品牌的形象。就像乔布斯，永远就是一件黑毛衣，你也不能说他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自贡小城的生长经历，是让你觉得到上海面对繁华之后，有自卑感、不安全感的基础来源吗？
郭敬明：可能前面一两年，大一大二刚进学校的时候会有。但是我很快就开始写书赚钱了，所以那个阶段没有持续很久。那个时候我不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顶多对上海有向往，但回到校园，大家都是学生，有人比你好，也不会那么夸张，不会像现在这个程度。父母那时候给我的钱不记得了，可能不到一千，这还包括学费那些，所以剩下来不多。那时在学校里不想花钱就不会花钱，但是要进城就不一样了。让我头疼的是，我是学影视工程的，要配用设备，DV什么的，十几年前的自贡还不知道DV是什么，上海也还没普及，老师让我们买，对我的家庭条件来讲还很困难。
那时眼界很封闭，根本不知道一个杯子可以卖到几千块，一双鞋可以卖到一万，当时跟同学的差别可能就是我的鞋子五百，你的鞋子一千。那时有压力，但是没有到受不了的地步。反倒是成为公众人物，进入娱乐圈之后，压力陡然放大了，就是刚成名那两三年。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有人说你是小城青年，你觉得这个词是贬义的吗？
郭敬明：我觉得这是客观的存在。
中国新闻周刊：那凤凰男呢？
郭敬明：凤凰男是什么意思？
中国新闻周刊：在小城生活，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在大城市里立足，但仍然有着小城青年的自卑和劣根性的这样一种人，这是贬义词吗？
郭敬明：自卑在我身上越来越少了，几乎不会有明显的存在。但周围有朋友说我骨子里还是像乡下的小孩，喜欢热热闹闹的，吃饭、出去玩要带一大帮人，有天生热情地张罗感。但是从小在纽约、东京生长的小孩，那种冷漠和隔阂是很难改变的，可能自己享受红酒、美食。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坏事，我性格里就是喜欢分享的。我当作家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喜欢写东西、有才华的人，我就想帮他们宣传，推他们，为他们站台，当然这样我们公司也会越来越好，但我本质上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越来越好。我拍电影之后如果身边的人想做导演，我就回尽力去推动。我希望有这种热闹的感觉。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还是你朋友说过，你没有办法忍受一个人吃饭，这是夸张、开玩笑，还是真的？
郭敬明：现在已经接受了，之前有点不习惯。现在很忙，自己吃饭也是难得清净的时候，现在对吃已经不讲究了，一个盒饭，十分钟十五分钟吃完就继续工作。去餐厅的话，如果是一个人，我还是接受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个很怕孤独的人吗？
郭敬明：我不怕孤独，但是我喜欢热闹的状态。我喜欢两个极端的状态，要么大家一起旅游，喝酒啊，唱KTV，Party啊，要么我自己一个人，看电影，看小说，想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28岁的时候你立了遗嘱，你是很怕死的人吗？
郭敬明：我不怕死，主要是我死了之后有太多事情。如果我只是小白领，每月一两千块钱，能留给别人什么呢，没有立遗嘱的意义。但是天灾人祸说不准，不能抱着撒手不管的心态，现在的东西太多了，你的公司、父母、伙伴怎么安排，留下那么多的问题，不能撒手不管。我是掌控性很高的人，我喜欢我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的状态是，现在大家都是以我为核心在工作、生活，我怕因为我的问题造成他们巨大的变动。不管我在不在，我都希望他们能安稳地发展，哪怕给他们两三年的缓冲期都好，他们能在这个缓冲期里再找新的工作，而不是我突然没了那种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那些随笔、散文当中能反映出你内心强烈的不安全感。你曾经写过，“我要挣足够多的钱，让父母在晚年身体不好的时候可以治病，甚至换命。”这种不安全感是一直伴随着你吗？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掉吗？
郭敬明：可能就是在父母方面上比较较真。我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跟你动怒，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碰，这是我的底线。我一方面很喜欢他们，随之而来我很怕他们离开我。虽然现在我没跟他们一直在一起，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屏障，最下面的屏障是在的，哪怕退到最后的位置，我还是一个儿子，这个身份是最底限的安全感。但是他们去世了，我连最后一个身份都没有了，这是比较可怕的。我小时候和他们关系非常好，如果有一天，明明我知道是花钱可以解决（父母的健康）的问题，而我没有钱，我会恨死我自己。往往很多疾病是没钱治而放弃，我看到这样的新闻会受不了，我太容易被这样的东西刺到了。写母亲、父亲的电影我不喜欢看，对我的冲击太大，我尽量少碰这样的东西。所有尽量有一个准备在那边，别突然有一天遇到这样的状况。其他方面不安全感已经渐渐冲淡了，你自己越来越强大，就不太怕有所谓的失去，失去了会再有，还可以再挣钱，但是你无力改变的，比如衰老、死亡是比较可怕的。
                             “我的身份太特殊了，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让我来学习”
中国新闻周刊：你写的《小时代》女主角特别像你四种人格的投射，你写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更希望是哪个人，更希望别人的对你的认知是哪个人？
郭敬明：不只女主角，其实男性角色也有我性格的侧面。小说里这群人是我性格打散了的状态。《小时代》算是复合主人公，她们单独拆散了不是主人公。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一个采访中曾说到，《小时代》你连载了五年，加上拍电影一年，这段时间是你人生观、价值观变化最大的，到底是哪些东西在变化？
郭敬明：最大的变化是从学校的体系蜕变到社会的体系。在大学之前一直在变化，但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你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用担心经济收入，有父母提供给你，也不用考虑竞争，你的任务就是学习，这是一个像温室房子一样的封闭空间。在《小时代》的五年里，是我自己从大学毕业到工作的一个时期，不光是我，每一个年轻人都会经历剧烈的人生变化，以前大学无忧无虑的生活与现在每天都要工作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继续往前冲呢，还是甘于现状，你是对这个世界妥协呢，还是坚持自己。你想要很多东西，也会丢掉很多东西，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都会经历的。与《小时代》里面是一模一样的经历，我选择从她们大四快毕业开始写，我希望呈现她们曾经的状态，这种之前的经历用一年就够了，之后进入社会慢慢发展，这五年是她们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从曾经的学生到初步的成年人，这中间是渐渐经历的一个过程，到他们基本上有了一个完整的状态，这个故事也就完成了，成长也就结束了。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你真实的成长经历、接触的人，与你的大学同学是两个世界，你接触的是娱乐圈、资本、公众对你的指责、粉丝对你的追捧，你的同学就是找工作、结婚、生孩子，你怎么去把握这种状况？
郭敬明：其实没有办法去掌握一个所谓的参照物或者标准去学习。我的身份太特殊了，又是作家又是企业家，又是偶像明星，又是导演，那么多粉丝迷恋你，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让我来学习。我大部分时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去尝试。正因为这样一个过程，反而引发了在我身上的很多争议。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处理的特别好，反过来，也是很多正面负面的新闻加在一起造就了郭敬明现象，在这里有很多外力在起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很极速地成长，否则你就很容易烧得太快，瞬间熄灭。这是我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因为看过太多陡然成名，瞬间消亡的人，在各个行业都有。那你如何在十年、十五年的时间里都在往前走，一直都处于上升阶段，这就需要你有很好的控制力，超人地付出。
所以你只能去学，自己做判断。这是一个摸石过河的过程，摸到匕首了，就有伤口，还要继续往前走，摸到好的石头，那算你运气好。摸久了，你自然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个社会的资源本来就是遵循篝火理论，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柴放到燃得最旺的篝火里面，所以说当你越来越好的时候，其实你能够匹配到的资源就越来越好。你的选择更多了，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必须是你希望做的，不要走得太偏，你就会越来越好。当然这个前提是你付出别人想象不到的努力，你事业做到这么好的情况下，肯定牺牲了许多别的东西，恋爱、私生活等等作为人的享受。我的青春成长比一般人要复杂多。大家的二十岁到三十岁是从不懂事的男孩变成了青年，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变成中年，但是我在二十岁到三十岁就把这两个阶段混合到了一起。我二十岁时是少年，到三十岁时的心态已经是中年了，四十岁的总监都不跟我谈生意，我要和他们更大的老板见面，所以我的状态混合得更多，走得更快。他们有很明显的分界，但我是直接从少年变中年，这是一个急剧的过程，中间当然对世界的价值观、认知都会产生剧烈得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过程你曾多次说过，你用十年走过别人的二三十年，这样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对你的利用或者希冀，这导致你会偏向更温和、冷漠、还是无所谓呢？
郭敬明：更温和，现在没有以前激烈。我以前年轻气盛、恃才傲物，这样的状态激发了很多人对我的戒备。这些年媒体对我的看法也渐渐在变，他们发现我其实也有很有趣的地方，发现我挺努力，挺有才华的，对商业把握也很准，对我有新的认知。虽然没有到全面肯定你的地步，但是至少跟以前拒绝了解，只从主观判断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放到几年前，这种变化我觉得很欣慰，但是现在，有了这种变化我也觉得无所谓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变得温和，是从哪年开始的？
郭敬明：从做导演开始变化是最明显。这个行业的强度比其他更大。可能其他导演负责得更少，但是我还要负责投资、预算等等，更偏向于一个制片人的角色。工作程度陡然上升，接触的领域再一次陡然放大，面对更多的陌生人，更多挑战，以前虽然是文化圈，但是毕竟接触的人很少。这时你会变得越来越理性、温和。急躁不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激化矛盾。以前我打助理的电话，如果他没接到，我会非常生气，我会给身边所有人打电话让助理给我回电话，所以我的助理会很紧张没有接到我电话。但现在我不会打不通继续打了，我会发条短信让他知道我找他什么事情。
                                   “先让别人赚更多的钱，你才能赚更多的钱”
中国新闻周刊：你接触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肯定有很多想与你进行利益交换甚至利用你的人，因为社会资源集中到你这里。这不会让你的心里越来越戒备吗？
郭敬明：我本身不是很介意钱，因为我做好一件事情就一定能赚到钱。首先要把书写好、把电影拍好，真做好了，是一定会有钱。但是你上来就想要多少钱，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反倒是做不好。我的合作原则就是，你跟我合作，我希望你一定赚钱，甚至比我赚的多，那你才会继续跟我合作。我看中的不是钱，而是郭敬明导演、郭敬明作家这个品牌，是整体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无形的，而一部电影赚几百万，这种细节太不重要了。和我合作的人我会很清晰得问他，你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噱头？钱？品牌效应？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来融资？还是通过这个项目本身去实现利润？我会在你的需求上面做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这么直接地去问吗？
郭敬明：其实你不用问得很清楚，他大概就会了解。谈生意双方都会很委婉地表达商业诉求，只要互相能匹配上。你要的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对你来说也没有意义，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很好合作，各取所需。如果你想要的东西正是我想要的，这种合作就会出问题。我认同一个原则——你想要赚钱，就要先让别人赚钱，别人赚到更多的钱，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争一块蛋糕10块钱，你分8我分2，没有意义，把蛋糕做到100，就算我拿10%也比前者有意义。总是纠结你拿多少我拿多少，问题就卡住了，你的眼界就太小了，一般这样的情况我就不跟对方合作了。
    这都是渐渐成长起来的。处理事情、整合资源的能力是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变强的。原先出一本书会想到版税、首印要多少，满足这些就够了，但是现在出一本书会想到很多周边的归属问题，怎么去开发、整合资源等，没有那么简单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写东西、拍电影、进入娱乐圈，任何一步都没有“精神导师”吗？或者能有谁让你倾诉的吗？
郭敬明：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那当你遇到一些问题和困惑，你怎么解决？你这么特殊的身份，有谁能让你在困惑的时候打个电话说一说的吗？
郭敬明：没有办法打电话，打给谁也不能解决困惑，连我都不懂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更不能理解。如果是专业领域我就会问专业的人，这是技术上的。财务问题，我问财务顾问，法律问题，问律师。但是个人层面如何解决心理问题、个人品牌等等，就没有办法问别人，很难去听谁的，只能自己消化。直到现在，状况还是这样。有人说过我是一个是什么都能商量，又什么都不妥协的人。我喜欢问所有人的意见，最后整合的时候，我会有自己的判断，别人不会干涉，我也不会动摇。但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不会武断地决定，一定会跟大家商量，也会被说服。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都把它们化解成一个个技术问题，去问技术人员，过不去的事，没有要去找朋友谈心的需求吗？
郭敬明：没有，我连宗教信仰都没有。谈心没用，我觉得你过不去，谁帮你都过不去，只能靠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从小这样吗？
郭敬明：差不多一直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所有判断中，到目前基本上没有犯大的错误？
郭敬明：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不知你能不能坦诚地回答，以你的地位、状态与你年纪的匹配，太特殊了，你身边有真正的朋友吗？
郭敬明：很少。与我的强度匹配的不太可能。我身边的人，要么是与我工作的人，要么是纯私生活中的人，中间是没有交集的，（能有交集）这样的人最多有一两个。但我对这两个状态中的人都有很强的信任感，有所谓的朋友间的关系。比如与你合作久了，我认可你，不会去想着坑你。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你喜欢party，一屋子里几十个人，你觉得如果没有钱、名声，这些人会到你这里来吗？
郭敬明：大概有四五个人可以。
中国新闻周刊：你回忆中说，过年的时候回到家乡，和以前的朋友喝酒唱歌，会放下外面的“郭敬明”，现在还会这样吗？
郭敬明：只要过年回去我都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很短暂，两三天而已。一回去就跳回高中的状态。不会跟他们聊工作，聊得都是当年的事情，能把时间拉回去。但是，只跟当时玩得很好的那几个人玩儿，稍微有点隔阂的人我都不接触。因为他们看你还是看明星、符号。
                                           “我加入作协之后并没有要去从政”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不会有意或无意地对都市中高楼大厦、勾心斗角之类的东西有夸张化的做法？
郭敬明：会。这是在我的作品里很常见的。为什么会经常被人批评，他们觉得你这个不是大事儿，我们经历的饥荒、战争等等，每一件事都远超于你描述的东西。但是你得回到我的生活经历，我没经历过文革、战争。我们这代生活中最大的事不就是死了个男朋友，闺蜜跟我翻脸了，或者商业上勾心斗角，我身边连犯罪的人都没有。硬要去写杀人后的心理状态等等，我觉得我的虚构能力不够。当然有的作家很擅长虚构，而我有擅长的东西，我能把小矛盾、小细节写得很撼动你。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为我的小说落泪。所以我觉得用你擅长的部分去强化你的美学风格就可以。
中国新闻周刊：前一代作家写文革、饥荒，其中透露出的人性困境的东西会相对永恒。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总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中年人，你的生活、圈子，你的写作方式会不被那时成长起来的十五六岁的孩子接受，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大叔，你不能控制你写的东西他们不喜欢，你想过这些问题吗？
郭敬明：我觉得谁也不知道我未来会写什么东西。我不一定四十岁的时候还写《小时代》，但是你问我现在写什么，我就一定写《小时代》，这是我最能驾驭的。《小时代》里的商战，你让我十年前去写，我也不敢写，因为我没有经历。但是我四五十岁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我会经历什么。你有了经历之后，也许就能更深度地去剖析人性，描写更激烈的冲突。到我这个层面，我能掌握的普世情感，就是《小时代》里面友谊地久天长、青春梦想万岁。再往深、再往大里去说，就要等我有更深的人生厚度之后。这是一个量力而行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少年读者，你对他们的需求还是认识地很精准的，但是另外一个极端，你对于老作家，比如作协系统内的王蒙、莫言等人，你永远抱着非常谦虚、尊敬的态度，是因为你觉得通过这种态度可以得到他们的庇护还只是觉得是晚辈对长辈应有的态度？
郭敬明：我觉得应该尊敬他们，他们人生取得的成就，他们看过的东西是远超于你的。我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相信成功者必有成功之处，能做到今天一定是有厉害的地方。成功不止钱的方面，而是各个领域的成功。我的教育很传统，尊老爱幼是我骨子里的东西，看见隔壁老人，我也会帮忙拎垃圾袋。这是我性格里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外界看这种现象，认为这是一个符号对另外一个符号，王蒙代表着权力的符号，他们会认为你是对权力的臣服，你会去解释这些东西吗？
郭敬明：我臣服不臣服他又怎么样呢？王蒙老师跟我没有交集。我拍完电影了也不需要王蒙老师帮我做什么，他也不需要我来干嘛，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对作协为什么要不屑呢。这个组织，里面有很多厉害的作家，我们从小看他作品长大的，我今天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为什么非要站出来说“我就不”，我是代表什么呢？我看不起你们？不会的，我是非常尊敬他们的。我很喜欢李安、诺兰，我喜欢各种好的导演，他们都是电影家协会的，他们要是说“小四我希望你来跟我们一起”，我说不，我疯了吗？我不可能那样，除非我本质上就认为与你们不是一路，我不认同你们，我才会去拒绝，但是我并不是这样的。我加入作协之后并没有要去从政，我还是保留我个人的东西，我不认为它是对我有多大影响的事情。本质上来说，我加入不加入都是可以的，对我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不愿意刻意地去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想问是，作协代表体制内的概念。
郭敬明：我的政治观念很薄，你说体制，我都不一定听得懂，我是真的听不懂。
中国新闻周刊：作协内部的，被认为是种官方作家。比如要求组织一批作家，会部分承担宣传任务。
郭敬明：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要求。说实话，如果说得再直白一点，如果今天要让我联系作协，我都不知道该联系谁。我都不知道作协在哪儿。
中国新闻周刊：别人对你开始时候的批评，还有关于特权。比如你在博客上写2009年韩红在太庙开专辑发布会，你问别人，“这靠钱是搞不定的吧？”然后你才知道韩红是空军干部，你说“太牛了”。别人会觉得你对特权是有崇拜的。
郭敬明：倒也谈不上崇拜。只是觉得很厉害，很简单的惊讶感。我和韩红只是过节问候一下。还有像黄永玉老师，如果是有功利心，肯定会经常拜访他，但是我也没有再去他家。我是很随缘的，走得近就是走得近，不会特意去经营这种关系，这是我比较淡薄的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可能这有点阴谋论，我为什么一直觉得媒体塑造的（关于你的）形象，你无意去打破？
郭敬明：一方面我没有办法改变，一方面我没有这个能力去管媒体怎么塑造。媒体特别奇怪，一方面看不起你，一方面又想让你去做商业推广。我控制不了媒体怎么去塑造你的形象，媒体要么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要么很爱你、要么很恨你，另外一个层面，媒体怎么定义我，我渐渐也觉得无所谓了。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这种状态，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你变得很中庸、平和的话，没有点可做，曝光度就会消失很多，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郭敬明：我觉得是双刃剑。这就是我说的，好的新闻坏的新闻共同作用，构成今天郭敬明这样的现象。
                      “就算你崇拜韩寒，但是如果这个国家13亿人都是韩寒，你觉得会好吗？”
中国新闻周刊：你谈到你的收入，对生活享受的时候，那个态度很好，但你也知道有些人的收入是不正常的，比如权钱交易等等，你永远没有想要用我的公众身份来说一些话，来帮助社会做一些矫正或有些批判性的东西吗？永远没有这个欲望吗？
郭敬明：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不擅长这个领域，我们有所谓的公知，他们对社会现状、权力结构有清晰认知和鲜明观点。但是我不懂，我不知道我的观念看法是否正确。因为你的影响力太大之后，你轻易说一句，会有一个放大的效应。在这么多不确定的情况下，我干脆就不表达，我去做好我的事情。这样回到一个出发点，这个社会上需要各个行业的人，不是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应该去评论政治、社会，术业有专攻。社会新闻热点，我根本不懂这背后的社会矛盾，我能说什么呢？但是我作为作家能写很好的小说，作为导演我可以好好拍电影，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我不擅长做，你要让我做，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就算你喜欢韩寒，崇拜韩寒，但是如果这个国家13亿人都是韩寒，你觉得会好吗？每个作家都变成韩寒那样，是不会好的，每个人就在那儿骂，要不要有人去开公司、拍电影、做咖啡呢？不能指望有13亿个律师、医生，这样都不对吧？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伤天害理，安居乐业，我的想法太朴素了。
中国新闻周刊：举个例子，比如你的私人公司这么努力才赚一个亿，但是垄断企业什么都不用干，盈利会比你赚得多，这时你会怎么想？你不会有任何抱怨吗？
郭敬明：我没有感觉，主要是我也不懂。但是垄断企业里的人也要上班，也有要焦虑的问题，也有加班熬夜的问题。坐在那儿直接收钱，这样我接受不了。可能只是他们有政府倾向的资源，他们会稍微容易一点，但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就去遵守嘛。可能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但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作家，轮不到我来说这个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朋友聊天会聊这些（有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吗？
郭敬明：很少。主要是我不懂。我的生活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了。
中国新闻周刊：公众有潜在的心理要求，希望你作为所谓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一些东西，你认同这种想法吗？
郭敬明：我不认同。我的知识结构决定我不做一个知识分子。我只在我的专业领域里，我很懂，但在我的非专业领域里面，我就非常不懂。就像你不会要求农民工去做知识分子发表评论。在政治或其他领域，我和他们的知识储备是差不多的。一来我不关注这些东西，二来我也不太懂。但是艺术、作家、导演，以及商业结构、商业模型，这些领域我是花了很多精力去了解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一段时间，特别愿意谈论爱国，比如，在微博说，奥运会时五星红旗升起，你泪流满面之类的。
郭敬明：我并不是现在得到利益才这样，我小时候就这样，小时候看到中国得到冠军，我真的很开心，是很朴素的爱国情怀。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国家的状态，民族的文化，吃的菜，过春节热闹的感觉。西方文化的氛围我受不了，这是骨子里的情感。我是在这样的文化中长大的，我觉得很亲近。我有太多机会可以移民，但是我受不了生活在那些地方，接受不了那套价值体系和文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一个无论怎么也不会移民的人？
郭敬明：应该很难。这个不在我的考虑之内。
                             “任何政府都不是十全十美，我不喜欢贴标签的做法”
中国新闻周刊：生意、电影、写作哪个带来的快感最大？
郭敬明：先写作、电影，生意其次。
中国新闻周刊：你不断地说喜欢财经类杂志，你说财经不单是带来钱的积累，那是什么呢？
郭敬明：它是理性逻辑上的胜利，你有清晰的规划，就跟做数学题物理题时解开答案时的感觉一样，而在写作和导演方面，就是艺术美的享受。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现有的几项工作，你还愿意有更新鲜的事情去做吗？还有目标吗？
郭敬明：有啊。我未来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位设计师，设计家具、杯子、包包，都有可能。我有很强烈的美学观念。拍电影也是在释放给我的美学观念。所有人都在骂《小时代》的时候，也会说画面很漂亮。
中国新闻周刊：当有特别庞大的资本席卷而来的时候，会有两种感受，一种是越来越控制不住了，一种就会去钻研形而上的东西，会去想想终极的东西，你在这么小的年纪得到别人不可能得到东西，会有一个阶段有这种感受吗？
郭敬明：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到了那儿想法可能会有，没到那儿也无法去预想未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会把自己包裹的很严密的人吗？
郭敬明：还好，因为强度太大，弄不死就成魔的感觉。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可以开玩笑、自嘲，别人对你身高的嘲笑都可以不在乎？
郭敬明：就这两三年吧。现在我上快乐大本营都尽量调侃，但是两三年前上快乐大本营都会提前说尽量不要提这方面的，会很尴尬。没有标志性的时间点，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觉得无所谓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能描述一下你内心最尊敬的是哪种人，最鄙视的是哪种人吗？
郭敬明：最尊敬的就是自力更生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应该很反感富二代、官二代？
郭敬明：这分人。很多人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认识的富二代，他们在知识、才华、修养等等任何方面都要甩所谓的屌丝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家庭条件好，凭什么不成功。这就是很多人在逃避，觉得我不如你，就因为你爸妈比我爸妈好。同样的，我爸妈也不是很好，但你也不如我，他就会找各种理由来解释。这种人我就我不喜欢的人，喜欢抱怨，不找自己的原因，永远找外界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所有批评体制、批评不公的人，都是有抱怨吗?
郭敬明：不一定，要看状况。有些人也说的很对，这是社会存在的问题，要去解决的问题。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中国今天的政府也不是不管国家的死活，什么也没干，只是这个国家这么大，真想要解决问题不是能这么快就解决的。从长远看，2014年的中国肯定比1975年的中国好。我不喜欢带倾向性的，贴标签的做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没有人对你的价值观特别触动的？
郭敬明：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没有朋友、事情对你触动，让你觉得一定要做成什么样的人？
郭敬明：没有到我跟他们探讨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的差距就很大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什么时候有的上海户口？什么原因呢？
郭敬明：很多年了。人才引进。
中国新闻周刊：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爽？
郭敬明：不爽，我整了好多年，特别麻烦。
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户口对你有什么用吗？
郭敬明：不是啊，我出国都要回自贡办签证，多头痛啊。如果是自贡户口，我很多国家都去不了。它不开放自由行。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时候，你也不会去抱怨怎么是这样的户口政策？
郭敬明：很烦，但是也没办法，就只到这种程度。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的财富水平，你不会想让这个社会更加公平，来保障你的财富安全？
郭敬明：没办法，这超过我的能力范围。
中国新闻周刊：外界普遍认为郭敬明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人，你认同吗？
郭敬明：我很矛盾，我非常实用（主义），如果一件事情没有价值我就不愿意去做。但做事的同时，我是很浪漫的，我拍电影、写小说的内容都很不切实际，很夸张，所以是很矛盾的。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你是愿意去做利益交换的人，比如你想上重要杂志封面，但是上不了，你会去谈你能给我什么样的资源，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郭敬明：可以啊，商业社会不是都这样吗？所有的商业公司之间都是相互满足。
中国新闻周刊：外界对你的误解是认为你什么东西都能计算。
郭敬明：看你的底线在哪。我的底线就是第一要合法，第二，不伤害别人。我出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主动伤害过谁，都不批评别人。哪怕骂我再难听，我很少骂回去。我特接受不了就转身走了，不理你了。理你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采访 撰文/ 杨时旸）
（删节编辑版本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7月13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