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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时间:2015-06-29 08:16:06  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作者: 陶斯亮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我曾懵懵懂懂地认为"化敌为友","将圈外人拉进圈里来"是统战工作的高端之举。现在看,我是太理想主义了,实际 上"左中右"的区分反而会加剧分裂,而"敌友"的边界极难划定。"化敌为友"看似正确但操作极难,尤其现在,意识形态上已是营垒对峙,再去区分"敌友"" 圈内圈外",只会更加撕裂中国社会。

   而我,在统战部就干了一件自以为是的事儿。我一厢情愿地想将一些异见人士从"圈外"拉到"圈内"来,其中花心思最多的是方励之。

  

   初识方励之

  

   刘宾雁与我丈夫理由同为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很熟悉。文学界对刘宾雁的普遍看法是"一个好人",因此刘宾雁得外号"笨人刘老大" (当时有部电影叫《笨人王老大》)。但他写报告文学主观意念强,主题放大,采访甚至不做笔记,所以往往使作品失真。他曾当过右派,提出过对党的"第二种忠 诚",独树一帜。1987年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出党。

   1988年春,刘宾雁要赴美做访问学者,范曾在大都宾馆设饭局为他们夫妇送行。由于我丈夫的缘故,我俩也在受邀之列。我没想到那天出席的竟有方励之和于浩成!加上刘宾雁,是当时中国最受瞩目的不同政见者。此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刘再复和文怀沙。

   文怀沙是个老顽童,仙风道骨,妙语连珠,性格像年轻人那样活泼敏捷,席间他说了句让大家喝彩的话"再好的建筑也还是要修一个厕所的"。宾雁则永远都在那儿 做忧国忧民状,大家认为"笨人刘老大"对他再适合不过。再复很纯朴,范曾说若不去接他,他是绝对找不到"大都"的。的确,我见他每次找电话打却往往进了厕 所。再复说自己是"不可救药的国土崇拜者"。于浩成温和敦厚,无惊人之语,他由于反对"第三梯队"和"摸着石头过河"而成为争议人物。方励之话不多,显得 有些矜持和微微的清高,不是能一眼望到底的人。无论什么场合,范曾永远是主角,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狂气才气傲气兼融一身。他调侃我适合搞统战,哪怕是" 獐头鼠目,三教九流"我都能团结。但他也遭到刘宾雁的调侃,说他讲话官方和学生都爱听,半开玩笑地称之为"范曾现象"。范曾望着这一桌人笑道:"倘若没有 这桌人,中国会很寂寞的!"

  

   从左至右:范曾、李南友、刘再复、于浩成、刘宾雁夫人

   朱虹、方励之、文怀沙、理由、刘宾雁、陶斯亮、边宝华

  

   在这一群人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方励之,产生了一种想接近和研究他的愿望。那时我刚刚去中央统战部,完全不懂统战工作的规矩和纪律,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和好奇 心。我找出《方励之言论集》仔细看了一遍,抱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态度去看的。看后我又琢磨了好几天,觉得他身上有3种成分:一是自然科学家,学术成就是高 的,国家给了他很多荣誉;二是受西方影响很深;三是他具有反思批判精神。他12岁上初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在北大物理系入了党,在当时是名 副其实的进步学生。文革10年被隔离关押期间,一方面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中国的问题所在,他是文革后最早的反思者之一。

   方励之在80年代的言论放在今天真算不上惊世骇俗,至少他不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不全盘否定共产党,更不否定中国。这些言论准确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状态。 接着我又看了方励之写的《哲学物理学的工具》一书。我一直有个朦胧看法: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往往是相通的,方励之证实了我的看法。我做了读书笔记:"一个灵 魂活在广袤无际宇宙中之人,思维方式和对问题的认识,确与我们有不一样之处,比如,我们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而他们把真理看得高于信仰。我们为了信仰可以 舍弃一切,甚至鲜血生命,而他们却随时为了真理而修正自己的信仰。当现实与信仰不符的时候,我们仍苦苦固守信仰,把信仰当作一种精神依托,甚至把自己腊封 在信仰之中,而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不符的时候,不惜抛弃信仰而服从现实。"

   当时觉得方励之的观点很新鲜大胆,现在我认为"信仰"与"真理"虽是不同的概念却也绝不是对立的。爱因斯坦和霍金都是发现真理的大科学家,但在信仰上他们 一个选择了有神论,一个选择了无神论,谁都不会认为真理和信仰之间有高底对错之分。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哪一个不是脚踏信仰之坚实,仰望真理之浩瀚而慷慨 赴死的!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一切的过激都与真理背道而驰。方励之之所以将真理凌驾于信仰之上,是为他抛弃共产主义信仰找借口。最近看了篇他去美国 后的访谈录,其中谈到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我们也被卷进这个潮流里来 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很多知识分子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主流。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这个潮流的尾端,共产主义变成了理想,我们是理 想主义者。我曾经在剑桥,剑桥是崇尚科学的,许多科学家都曾在那儿发展。在30年代的时候,剑桥有很多活动,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因为觉得共产主义主张平 等,反对剥削,要实行社会主义,确实很吸引人。30年代剑桥的不少教授,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对人类的洞察,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 思想被推崇,他们都相信了共产主义。到现在,80多岁的教授中,有些就是共产党员,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方励之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论述,比当前许多步他后尘 者要客观得多。

   方励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搞懂他,对我了解知识分子有帮助,工作上也会多个视角。然而当时见方励之可是件"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再说了, 我这个身份,他也未必愿见。刚好出现了契机,湖北作家祖慰来京出差,他是位超级大侃爷,我拿他当挡箭牌,让他陪我去见方励之。我对祖慰说,见方的本意是想 试试能否拉近他与共产党的距离。聪明绝顶的祖慰心领神会。

   那天的祖、方对话很精彩,祖慰滔滔不绝,名词术语像井喷一样。他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1.方是用大尺度来观察宇宙的,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应有大尺度思 维,而不是将眼光停留在某项政策或某个领导人身上。2.在评价事物上要摈弃传统的"罪恶根源论",不要将责任推给过去,推给别人,似乎只要找出这个根源,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3.做任何事都要保持内稳定(他特意用了这么个自然科学的术语)。

   祖慰还用严家其的两个观点开导方,一是民主是个程序,民主与经济和文化发展无关,古希腊经济是奴隶制,但民主很发达。一般来说众人之见未必对,而独裁者往 往是对的,民主的功能仅仅是能制约独裁者的错误。二是知识分子是由他的精英人物代表的,不仅三个臭皮匠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就是一万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 葛亮。

   谈到当时的热门话题官商,方励之解释道,他并不笼统反对官商,官员和他们的子弟经商也没有什么不对,他只反对那种纯粹损人肥己的官倒行为。又说中国讲究中 庸之道,走一步看两步固然保险,但却难以创新。而在科学上他喜欢走到极端,让事物本质充分显露,才能判断错在哪里。这是他自己的一种思维方法。

   我暗想:在自然科学上也许可以搞极端,但在社会科学上能这么做吗?"反右"倒是挺合他的逻辑的,引蛇出洞,充分暴露,再一个个收拾。中央文革小组说要诱导对方犯错误,不也是这样的逻辑吗?

   事后祖慰对我说,方励之比一般知识分子层次要高,他的政见并非意气用事,而是一种哲学上的反思。但方自我感觉太好了点,有点摆谱,这是浮浅的表现。

   过了没两天方励之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是沈冲接的。小沈对我说"方励之找你"。这时全办公室的人都停下工作,眼盯着我。我心里嘀咕,这个方励之真是自我 感觉太好了。他找我是台湾让他去做学术报告,希望通过我向上面请示。我向部里反映了这件事,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台湾的一张政治牌,我们应接招 出牌。很遗憾部里没通过,理由是目前不合时宜。

   阎明复部长本是非常通情达理之人,这次不批方励之赴台是有原因的。前一段时间方在海外发表演讲,指名道姓说某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这在80年代根本不可 能,方是捕风捉影),检察院准备以诽谤罪起诉他。阎部长为这事十分着急,他认为诉诸法律会激化矛盾,于是紧急向主管统战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赵紫阳反 映了统战部的意见,被采纳。那场火刚扑灭,方又提出去台湾,自然让统战部为难。

   几天后方励之又来电话说其他事,我趁机劝他好好研究学问,以科学为国效劳,别再乱说什么了。临了我脱口说了句:"要听话哦!"他也笑答:"你对我像对小孩似的。"

   当了20年医生,"话疗"是我们的基本功,每当碰到不配合治疗的病人,"听话!"是我最常说的一句话,这就养成了对官场而言很另类的说话习惯。有次座谈 会,吴祖光发言很激愤,说现在比国民党最腐败的时候更有过之。我凑过去笑着说:"吴老,您敢讲话,说明你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还没有丧失信心,如果您彻底绝望 了,肯定就不会再吭声了。"结果怒气冲冲的吴老一下子就乐了,笑说:"我是成心的,外国记者老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安然无恙,所以我决定讲话,让外界看看。" 但我这种随意说话的习惯有时也会弄巧成拙,有一次介绍包遵信,由于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之一,所以我说他是社科院的"拳头产品"。没想到包遵信居然 搞不懂"拳头"和"拳头产品"的区别,满脸不高兴地来质问我"拳头产品"啥意思。我赶忙安慰他:"拳头产品就是王牌产品,是顶好的意思!"他才满意地笑 了。

  

   方励之急剧右转弯

  

   桀骜不驯的方励之却并不领会我们对他的好意,在改旗易帜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在港澳的"海外放言"陷许多为他说话的人于被动甚至尴尬。如他的"是非标准应高 于爱国主义","中国要解散是目前中国的心态","打破地域文化做世界公民"……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反动透顶的言论,即便在现在也是不能被 我和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的。我用一句话表达了我的感受:"一只半夜乱叫的鸡!"这句话后来受到严厉批判,理由是"你的意思是鸡叫还是对的,只是时间早了"。

   方励之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在港澳的一时风光,在上层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给中央统战部出了多大的难题。

   1988年10月的一天,快下班时,阎部长召集李定、宋堃两位副部长,一局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以及熊运藻和我去他办公室紧急碰头,传达赵紫阳的批示。缘 由是方励之在香港的讲话全面攻击内地的体制、政策和领导人,在上层引发众怒,有人主张法办他,中科院也决定停止方励之的赴美学术活动。中央另有一些同志包 括阎(此时他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则持温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批示道:"对方励之的处理,阎明复同志有新的考虑,看怎样处理合适?"我认为上边的 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次,统战部的老同志们取得了高度一致,他们主张对方励之一不起诉,二不限制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再给海外反共势力口实,也不再给方 励之政治资本。

  

在这里,我想多提几句我昔日的老领导阎明复同志。他并非官场出身,不谙政治权术。文革前他是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达7年之久,出狱 后话都不会讲了。功勋卓著的父亲阎宝航及母亲、哥哥,著名的"阎家老店"多人死于文革。文革后阎明复出任《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任上没待多久就调升为统战部部长。因此不服气者有之,不认同他理念和做法的人更多,甚至有人写匿名信告他。他能积极进取地领导和开拓党的统战事业,他本人 的党性和悟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而是一位优秀能干的部长。我曾听统战部研究室任涛主任说:"阎这个人真是聪明啊!他虽不是统战 出身,但对统战口全局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手。"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他的直接上司——仁厚明达的习仲勋的爱护和支持,他阎明复纵有再大的才干,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官场中也是寸步难行的。我本人也从习老对彭 培根及其父彭鸿文老将军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感受到他娴熟的统战工作艺术和政治智慧。彭老先生原是国民党中将,著名抗日爱国将领,20世纪80年代初与 儿子彭培根教授从海外举家返回祖国定居。在统战部门的关照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住木樨地的部长楼。彭老先生希望放弃加拿大籍恢复中国籍,习仲勋亲 自为他主持了改籍仪式。彭老要求彭培根也改回中国籍,被习老劝阻,他说培根是清华建筑系教授,要经常去海外开展学术活动,保留加拿大籍会方便些。如此的善 解人意,使彭培根至今都是白皮黄瓤的"哈密瓜人"。1987年10月彭老去世,在习仲勋的关照下,葬礼可说是哀荣备至。《人民日报》发了讣告;习仲勋、薄 一波、姚依林3位国家领导人出席,阎明复等多位统战部官员悉数到场,前去吊唁的人非常多。我对理由说,共产党内的政协委员绝对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2011年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去世,彭培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父亲去世得到习仲勋关照,规格很高,但张素我大姐的后事实在是说不过去,作为国 民党元老同时又是共产党朋友的张治中的女儿,本人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地位、影响都在我父亲之上,可她的遗体告别连个统战部部长都不去,失职 啊!"彭培根这番对比耐人寻味。

   说这些的意图是为了说明,我敢触碰敏感人物,底气完全来自老一辈革命家做出的榜样。

  

   方励之越走越远

  

   方励之就像酵母粉一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迅速引起发酵反应,不过,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彭培根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猛烈炮轰方励之,言辞之激烈可与方 励之一拼:"我建议你花五年时间面壁,好好读读中国的书,之后才有资格说中国文化或来'亡中华文化'。否则,你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会被认为不学无术。"" 像你这种言论(指让邓小平死),很有失身份,国际知名学者不是贩夫走卒啊!"方励之对彭培根的批评表示部分接受。

   著名科学家、中科院赵院士说"我们那好几个教授都骂方励之,认为他不顾国家利益。他在学术上还是比较优秀的,但他的学术成就是国内给抬起来的。说方是中国 的萨哈罗夫,不对。萨哈罗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方对中国绝没有像萨哈罗夫对苏联那样的贡献"。从英国回来的天文学家余×是方励之的同事,他说:"方励之说 他去年写了150篇论文,要知道,一年能写一篇就不错了,有价值的甚至10年才能搞出一篇。但方反应敏捷,对世界上的新动态、新学术文章他很快就能写出评 论和综述,宣传的效果大于学术的成果。他缺乏创造性的成就,天文台的人几乎都是这么看的。"还有一位知名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我说:"方励之为了迎合外国人, 有意识地往不同政见者方面靠,一心要摘取这个标签。"

   另外一批人,如梁从诫就建议中央应派人与方对话,开除党籍可以,但应保留他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他认为如果有一天逼得上边非把方抓起来不可,中国知识分子 就会围绕对方的表态而分裂。中国科技大学一名教授也说,科大走了很多人,如果让方励之回去可稳住一批人。彭培根也向我反映,说方励之抱怨被开除党籍两年多 来,无人找他谈话,甚至天文台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个事,于是找总书记的秘书李树桥谈我的想法,我认为不接触、放任不管太消极,冷淡到何时?零摄氏度的冰块 永远灭不了火,热水反而有可能。朴实的树桥说:谁也不管,谁都怕沾包也是个事。

   1989年2月,又出了件惊爆大天的事,由诗人北岛发起,33人签名发出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大赦政治犯。签名者中有很多是六局的朋友,如金观 涛、包遵信、吴祖光……。主管副部长宋堃叫六局另一副局长熊运藻去,一再叮嘱六局此时要谨慎,要与党保持一致。但局里同志都不同意在这种时刻采取消极的、 坐观事态变化的态度,老熊说:"如果这种时刻我们无所作为是庸局,如果出了差错是败局,我们既不当庸局也不当败局!"

   2月28日,方励之给我打电话,说他没有签字。北岛签名事件后,加重了我的紧迫感。方励之是当前政治风暴的"风眼",我必须开诚布公地与他谈一次。我知道我在进行一次空前的冒险,但还是决心迎上去。

   我去见阎明复部长,鼓起勇气说:"我想去见一下方励之。"他头都不抬地说:"可以,你去问问他,究竟想走多远?"几日来的千斤重压,他一句话就给解除了。

   3月5日,我以官方身份正式去见方励之,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我问他答,两人都直来直去,但气氛一直平和。我上来便问他:"你难道真的因为恨共产 党而恨这个国家和民族吗?"方答:"我好讲极端话,有那么股子语不惊人不过瘾的劲头。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国家了,否则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不过'世 界公民'最早是马克思的观点,他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我对开除我党籍有意见,我赞成学生们的言论,但我是最早对学生表示反对游行的(指1986年学潮), 说我煽动学潮不是事实。"在谈到他参加布什总统宴会受阻一事时,他说:"其实你们完全不必动用警察阻止我,你让我的老师严济慈来劝我,他一拍桌子我会听 的,但你们劝说不行,这是我一大弱点,可惜你们不掌握这个弱点。"我们还谈到"联署宣言""压力集团"等问题,方都简明地表达了看法。最后,他表示想与当 局对话。他说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连中科院也不谈。他让我带话给赵紫阳,共两点:一、认为他与共产党还不是对抗性的,我插话:"真是这样认 为吗?"他连忙改口:"至少不是敌对性的吧!我对中国有清醒认识,中国不可能实行多党制,30年以后也许有可能。我这个人是思想型的不是行动型的,我不会 搞什么组识,也不具备这个才干。"二、"经济形势越不好越应从政治上去平衡,困难时期毛主席不是还提倡开神仙会让高级知识分子说话吗!"

   我也直率地对他说了一席话,我告诉他:"凡是来你这儿的都是赞同你的,但更多的人是不上你这儿来的,所以你只能听到知识分子中支持你的声音而听不到另外的 声音。现在美国、我国台湾都在打方励之牌,希望你不要被利用。如果你仅仅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多数人会理解。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不要和组织活动联系在一 起,绝不能干超越法律底线的事情。"其实我此行的目地,就是要提醒他,当局对他容忍的底线在哪里。对我的"官腔",方并无不悦,我想起赵院士的另一句 话:"方不是小肚鸡肠之人。"

   这次与方面谈后,我向阎做了汇报,阎说"近来事情有突破,中央同意我去见一批人,如吴祖光、金观涛等",还说"总书记这个人真好啊!非常理解我们!"这增加了我给上边写信的信心。我在信中反映了方励之的要求,建议中央能责成阎明复找方谈一次。

   见方励之后第6天,3月11日李树桥让我将信送到勤政殿,到了以后他让我看了份3月6日邓对赵的讲话记录,大意是对当前压力绝不让步,要赶快搞个办法,对 方励之,不违法就不去管他,犯了法就抓起来。很显然,我的信已不可能有下文了。果然,后来由政治局委员芮杏文批示,让天文台找方谈次话,我这份扫兴啊!

   不过,我的举动还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小小微澜。六局颜立才告诉我,他奉阎部长之命去接许良英夫妇。许良英是中国杰出的科学史专家,爱因斯坦著作的中文译 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他刚发起了一个42人的签名活动,要求开放民主,杜绝以言治罪,连王淦昌、钱临照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来部里的 路上,许对小颜说他听方励之说统战部对他不错,与陶斯亮有交往。阎部长在见许良英时也说:"我们派人去做方励之的工作。"许说:"是陶斯亮同志吧?"

   就在我为方励之"上蹿下跳"之时,祖慰告诉我说方励之对他说"与共产党的斗法犹如'斗蛐蛐儿'玩",这可真气着我了!这是对我们这些为他的权益而奔走的人的莫大污辱!他在我心目中天才科学家的形象一落千丈。

   很快中国政局风云突变,再后来的事谁也预测不到,方励之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现在回想起来,以我浅薄的官场资历,芝麻大点的官,居然自告奋勇去做方励之的工作,不是天真而是太傻了。不过从与方励之的几次接触中,我感到并没有什么可 怕的,新时期统战工作,执政党应该有自信与不同政见的人群接触沟通,用诚意去化解矛盾,至少表现出共产党的磊落胸怀。周总理能将杨显东、阎宝航这样虔诚的 基督教徒引导到共产主义信仰上来,能让张治中这样的国民党元老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大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民族大义去唤回那些纵有不满却依然爱着 这片土地的人们呢?1986年及前后的几年,在思想界极为动荡的形势下,我们把多数知识分子团结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效果是显著的。至于方励之,虽然影响 力大,但在当时尚属极端,跟随者并未形成主流。而他选择的道路,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他自己。

  

   金观涛淡泊隐退

  

   六局的朋友中,另一对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当时是极受瞩目之人。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西方新浪潮、 人文哲学、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书籍,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称得上启蒙先锋。"精英"概念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我所关注。但在反自由化的大政治背景 下,他们也备受争议。

   我是在1988年9月中国文化书院的一次活动中认识金观涛的,没想到他如此的年轻、俊朗、热情、易处,双方都摈弃了偏见,他表示愿和统战部接触。不久六局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我打电话邀请他参加。他说:"我一向不愿参加会,是出了名的。但今后只要是你通知我一定出席。"

   1989年3月7日,值班室通知,说胡启立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金观涛的情况,我们立即整理了一份材料递上去。看来我们发在内部刊物上的金观涛夫妇的发言有 了回音。到晚上观涛告诉我,龚育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约他们谈话,我马上说这可能是上面的意思,你要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3月13日刘青峰告诉我, 龚育之接他们去中南海,与胡启立畅谈两小时,并共进午餐,谈得很融洽。

   3月17日,我与六局韩燕去看望金观涛夫妇,他们反映,1988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骂得很厉害,但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他俩还呼吁中央应建立联系渠道,能够听到真话。

   又隔了一天,刘青峰对我说,很奇怪,刚接到台湾《联合时报》记者的电话,问她:"听说你们最近被统战了一次?一个大人物请你们吃了午饭?"刘告诉我:"海 外传得很多,还说统战部也请我们去,联系最近几次事情都捅到海外,我感到这事不对头啊,有'短路'!"他们夫妇以对我们示出诚意来表明一种政治态度,增大 了我的信心。

   1989年,金观涛夫妇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被当时的校长高锟(诺贝尔奖获得者)挽留,聘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从此远离了内地的视线,恢复了 学者本色,波澜不惊地生活着。方励之到美国后成为亚利桑那大学终身教授,一直到死都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但是再也达不到在祖国时那般辉煌。

   事实证明,我们内部一些人对方励之的"不接触"政策未见得好,而对金观涛以诚以礼相待也未见得不好。很显然,背离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愿意为国 家服务的是绝大多数,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向他们释放的是什么信号,我们有没有像转化张治中、杨显东、彭鸿文父子一样做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他们身上 下的功夫有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分之一吗?而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科技领域里所占的权重,却比那时候大了许多倍呀!在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全 球几乎互联互通,如果仍习惯于当"驼鸟",那么我们终将被迫吞下自酿的苦酒。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精英阶层已彻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决裂,甚至 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也难以聚拢他们了。即便这样,我们党仍应以最真诚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静观察,沉着判断,保持信息畅通,建立各种层面和形式 的对话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朋友们对我说:"你是带着强烈感情色彩搞政治的!"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在以色列殉职的沈阳市前市长武迪生,才见过我两面就说:" 你是个能将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想象得特别美好的人。"太准确了!我知道他们指出的我性格上的特点,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我从未动摇过对社会主义的信 仰,但我理解社会主义的精髓最崇高最神圣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我意识深处,我从事的就是"人道的工作",既然工作对象是人,那么平等、尊重、理解是最起码 的。如果抱着"我要统你"的目的,那有谁愿意被你统呢?无疑,统战是项政治工作,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讲战略战术,要讲方针政策,可是 我对我是"搞政治的"竟毫无感觉,完全没有进入角色。现在看我确实太幼稚了!所以注定我短命的官场生涯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为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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