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荷兰人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在哈佛大学读中国近代史博士时，美国历史学界不太喜欢做军事研究。这让他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方德万搬到英国。英国有很多治战争史的大家，这很对方德万的脾胃：“中国近代史上战争那么多，军事那么重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不研究战争就不行!”

　　那时，关于中国抗战，笼罩西方学界的主流叙事是“史迪威悲情”：在抗战中，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竭尽所能帮助中国，但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让盟军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

　　开始，方德万也认为史迪威的说法很有道理。1980年代，他到南京，读到中国学者的抗战研究，意识到史迪威视角之外还有其他的视角：美国从没被占领，美国叙事能否涵盖被占领国的经验?

　　家族经验强化了方德万的问题意识。他的外祖父出身于荷兰望族，1941年因帮助荷兰抗德组织被捕。1945年方的外祖父由德军押解在寒冷的荒原进行“死亡行军”，在柏林附近被盟军救起。但是为时已晚，他的身体异常虚弱，已无法救治。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这个事情我母亲一直不能忘记。战争的后果还是蛮重要的，我不能忘记这些事情。所以我写中国近代史，不光

　　写战争的经验，也想写个人的经验，尤其是被占领、被侵略的人民的经验，这是我必须选择的东西。”方德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方德万是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兼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战争史》主编。200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是迄今方德万著作唯一的中译本。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交锋，也记述了中国的征兵制度、粮食供应等诸多的“战场背面”。中国又被置于地缘政治的框架之下：抗战不是中国一己的苦斗，各种国际力量既是支持又是牵制。

　　2015年3月23日，方德万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访问，主题是：抗战。

　　史迪威的贡献没有多大

　　南方周末：《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从1925年写到1945年，但为什么要以史迪威开头?

　　方德万：提到中国的抗战，国外对史迪威有非常深的印象。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要解释一下，关于史迪威那些固定的、流行的看法不一定很恰当。

　　1990年代，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关于史迪威报告就是批评他。美国人很震惊：你批评我们的英雄，那不行!有人就快要打我了。2014年我在美国的二战博物馆做了一个面向公众的报告，有一千人左右来听，我的主题是“一号作战”和史迪威：对中国来说，“一号作战”是二战末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一号作战”和中国军队第二次出征缅甸几乎同时发生。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更能清楚看出史迪威在抗战中的作用：他没做很大贡献，他的领导方法也不行。

　　史迪威在情报部门、训练部门工作过，担任过驻华武官，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部队，在利文沃思(军事学院)也没有听过指挥课。马歇尔要把史迪威塑造成一个美国的英雄：他是唯一的、在亚洲打日本人打得很好的美国人。二战以后，因为有国民党的失败，很多学者利用史迪威来批评蒋介石，以史迪威的英明、勇敢证明蒋介石的无能、懦弱。

　　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白修德起了很大的作用。1948年经他编辑的《史迪威文件》出版，很快成了畅销书。在这本书里，史迪威把蒋介石称作“花生米”，说他是“顽固、物质、褊狭、狂妄的暴君”，他治下的国民党腐败、无能、混乱，在黑市上与敌人交易。一年之后，这种看法被《中国白皮书》固定下来，成为美国收回对国民党支持的解释。

　　1971年，塔其曼(Barbara Tuchman)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出版了。这本书后来得了普利策奖，影响非常大。塔其曼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都是好人，但在世界上支持的都是不好的政府：独裁、军事化、腐败、无能……不管是在拉丁美洲、中东，还是在中国，美国人都下错了注。照塔其曼的说法，史迪威失败，是因为“没有制度的改革，就不能有国民党军事结构的改革”，国民党人注定白白浪费美国“在华的超凡努力”。美国代表的先进观念无法从外部注入一个政治虚弱的躯壳。塔其曼写作的基础是白修德的报道、回忆、史迪威的文献，还有美国军方史学家罗曼纳斯和桑德兰所搜集到的资料。当时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塔其曼的说法刚好回答了美国社会普遍的迷惑。

　　在美国学中国历史的学者，都受到塔其曼的影响。此后，易劳逸在写《剑桥中国史》的时候，有关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部分，就以塔其曼的著作、白修德编辑等人的著作为基础。后来的人大部分延续了易劳逸的框架，只是在局部做些填补。

　　南方周末：在这个过程中，塔其曼和白修德的诉求是什么?一个是非虚构历史题材作家，一个是新闻记者，本该秉史直书。

　　方德万：白修德原来比较支持蒋介石。他刚到中国的时候(1939年)，把蒋介石形容为“奥林匹斯山神”，说宋美龄是个勇敢急迫，相信民主进程的社会工作者和慈善家。

　　但是1943年他看到了河南旱灾，他觉得很糟糕，从此以后就开始批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另一方面，他跟他的老板亨利·卢斯有矛盾。

　　卢斯和罗斯福是支持国民党的，白修德支持共产党。而白修德跟史迪威的关系很好，他认为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批评很对。

　　我想，作为记者的白修德和作为历史作家的塔其曼，他们在写作的时候，都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们都以美国为中心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么走美国的路，要么走革命的路，蒋介石的路绝对不会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当时，这种看法非常流行。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也非常同意：国民党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要取消他，然后中国就会好一点。

　　“要打就用 我的办法打”

　　南方周末：你批评史迪威的同时，似乎也降低了中国远征军出兵作战的意义，似乎他们劳师远征只是为了掩护英国人从缅甸撤退。

方德万：不。缅甸战场对中国当然很重要，因为那是通向盟国援助的通道，而且对国民党而言，它使得英美两国全卷入抗日战争，并且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与英美平起平坐。但问题是1942年春天盟军根本没有谁打算在缅甸认真作战。丘吉尔相信，储藏丰富石油的中东才是拯救英国的关键。马歇尔在给英美联军参谋长的备忘录说得更直接：“不可能为了在中国或缅甸的职责而抽调美国地面部队。”“重新开辟中缅公路”是“把中国拖在战争中”的最佳方案。

　　英国人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军队保护他们撤退到印度——这是蒋介石自己跟史迪威说的，情况也确实如此。盟军在南缅甸基本不设防，日本人从南到北，一路从仰光打到东吁、腊戌。这时候史迪威提出，中国军队应该在东吁和仰光进行反攻。蒋介石不同意，因为当时中国军队只有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第二百师在附近，反攻需要坦克，但英国没有按照允诺运送石油。坦克还留在后方。而史迪威要调配的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一旦损失，中国在本土战场就没有预备队了。史迪威不听蒋介石的，下令反攻，4天之后惨败。

　　1943年，在开罗会议上(斯大林没有参加)，东南亚司令部提出三个行动计划：英国和中国重入缅甸的“泰山”计划、占领苏门答腊角的“火枪”计划、在孟加拉湾发起“海盗”两栖登陆行动。蒋介石离开开罗的时候，罗斯福承诺他：盟国军队比国民党在云南的军队更早进入孟加拉湾战场。

　　可是在紧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蒋介石没有参加)，斯大林提出迅速击败德国人的“霸王”计划和“铁砧”计划。结果，罗斯福同意取消“海盗”计划，并且给蒋介石发电报：由于欧洲的进攻，尤其是对登陆工具的需要，孟加拉湾两栖行动是不切实际的。

　　蒋介石极力反对，1944年1月1日，他给罗斯福发电报：“从德黑兰会议的宣言中，日本会马上推测出，盟军的全部重心将实际上用于欧洲前线……因此可以预料，日本不久将对中国发起一场全面进攻，将中国战场变成其后方。”

　　事实也如此。1944年1月初，日本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一号作战”计划：要求驻华北的日本军团从4月开始夺取平汉铁路;6月，驻武汉的日军打湖南、广西，一个月后与集结在广东的日本军队会合，然后控制桂林到河内的黔越铁路。

　　1944年3月2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拒绝把云南军队遣往缅甸。理由是日本正在中国本土发动从北到南的进攻，苏联正在进入新疆。在两栖行动开始支持缅甸战役之前，云南军队不能外调。

　　罗斯福威胁蒋介石：你不出兵，美援就没有了。蒋介石只好屈服。

　　从1944年1月到5月，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对日本人发动“一号作战”的意图并不清楚。一直到1944年7月，史迪威对“一号作战”还蒙在鼓里，并且拒绝在“一号作战”期间给中国调配物资。9月，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史迪威，电报的口气把他当成了摩洛哥苏丹。这下蒋介石不答应了。蒋介石很清楚：他的合法性建立在抗战能打胜的基础上。他反过来激烈地要求：史迪威必须走。结果史迪威真的走了。

　　还有一个原因以往被忽略：那时，蒋介石对“一号作战”可能已经不那么忧心忡忡了。在东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新内阁主张采取“对重庆政府实行政治攻势的计划”，并且起草了八条停战协议。他们想通过汪精卫政府与重庆接触。9月13日，日本远征军总司令会见了周佛海和陈公博，告诉他们：如果美国撤销(设在中国的)重型轰炸机基地，日本将从中国全面撤军。

　　南方周末：你觉得抗战中，中国哪一仗打得比较漂亮?

　　方德万：每一仗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死了太多人……一定要说有，那应该是毛泽东。蒋介石和日本人都认为，他们之间的战争应该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结果在中国战场上，他们都失败了。但毛泽东说，中国不具备打现代战争的条件……要打就用我的办法打。

　　南方周末：他的原话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方德万：对!所以后来亚洲、南美……很多独立运动领导人都看毛泽东的书。他们认为他教会他们用前现代化的办法跟现代化敌人打仗。毛说，我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跟你打，我打的是“人民战争”。毛还有一个好经验：要么不打，打一定要打胜。因为你越胜利老百姓越支持你。你老打败仗，哪怕这个败仗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老百姓也会越来越不相信你。

　　是腐败还是战争导致危机

　　南方周末：你提到过，目前对抗战的研究1939年之前的比较充分，之后研究的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

　　方德万：我想是因为在抗战头三年，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它的基础，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也好，抗战建国纲领也好，中国有一致对外的气氛。而且中国军队打过几场比较大的仗。

　　从1941年以后，中国的战区更复杂，更难研究——国民党、汪精卫、中共、英美、日本的势力错综复杂;而且这一时期的资料不是很多。我自己推测，那时候，政府已经被破坏掉了，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的能力了，而且纸的质量已经不够好了，不易保存。所以1941年之后的中日战争留下了很多空白点，比如“一号作战”，在抗战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前，人们普遍相信：照这样打下去，国民政府是有可能胜利的。但“一号作战”之后，人们普遍悲观，中国恐怕真的是要撑不住了。但是，对“一号作战”，我们所知甚少。在西线，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是最重要的战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一号作战”也是这样的。

　　南方周末：1937年，蒋介石提出了“守土抗战”：省会沦陷，省政府迁到该省其他城市;县沦陷，县政府迁到乡镇……但是要保留一套行政架构在日占区。1941年之后，“守土抗战”还坚持得下去吗?

　　方德万：“一号作战”的时候，一定已经行不通了，地方政治的黏性不够了。我想在中国最重要的还是粮食。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一份英国情报预测了中国的粮食危机。它认为，中国的粮食形势全看下一季稻米的收成怎么样，以及四川农民对征粮的抗争会不会引发严重的暴乱。当时四川是中国抗日部队最重要的粮仓。

　　1941年3月，资源委员会主任和经济部长翁文灏提交了一份报告，他说此前宜昌的失守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宜昌是水路运输的枢纽，从四川向前线运兵运粮都要经过这里。所以翁文灏说，我们肯定很快就会缺粮。而且那个时候，汪精卫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14000万元“中储劵”，他们用暗杀、绑架之类的手段逼人们使用“中储劵”。在沦陷区法币没用了，涌向国统区，造成了通货膨胀。

　　南方周末：你认为1941年之后，是日本的军事和经济进攻造成了国民政府的危机，而不是政府本身的腐败?

　　方德万：要是经济不行，吃不饱，当然会有腐败。腐败表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纪律已经不行了。在这方面共产党做得很好。延安解放区他们的纪律很好。如果你问哪个导致危机，是腐败还是战争，那当然是战争。蒋介石也不愿意那样，但是没办法。

“二战”这个词 准确吗?

　　南方周末：1938年，国民党开了其历史上唯一一次临时代表大会，那次会上出台了一系列战时经济、土地、教育、新闻出版方案，并且最后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那些方案和那个纲领后来落实得怎么样?

　　方德万：开临时代表大会是在1938年3、4月，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徐州相继沦陷，蒋介石最重要的军队都被破坏了。蒋介石想表明他还是有战争的领导权，他想告诉人民：你们有一个未来，我们不是完全失败;我不是为了自己打仗，我是为了全中国打仗。所以他开了那次临时代表大会。

　　国民党1936年出台了“五五宪草”，本来打算开一个国会通过，因为抗战开始了，没开成。所以我想抗日建国纲领跟宪法有密切的关系：必须有一个类似宪法的东西，才比较容易建立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至于这个纲领落实得怎么样，成功了没有，很难说。

　　南方周末：在抗战过程中，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有两种倾向，一个是集权，一个是扩大参政机会。最能代表这两种倾向的是国防最高会议和国民参政会。这两个机构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各发挥过什么作用?

　　方德万：国防委员会一方面是集权，一方面也是给一些军阀地位。比如阎锡山就在国防委员会里有一个很好的位置。我的印象中，在抗战的时候，军事委员会是最重要的实权单位。国防委员会写很多报告，但人家不一定听他们的话。当时中央跟地方的矛盾太厉害，如果阎锡山仅仅在山西当他的第一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在重庆，人民就看不到他们的合作。李宗仁也一样。这样的任命传递出的信息是：虽然我们有很多矛盾，但是我们在国家危机的时候还是要合作。可以这样说，军事委员会是帮助蒋介石的，国防委员会地位很高，但蒋介石不一定受它的限制。

　　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初步的议会，但它不是一个民主机构。它集中了一批国民党的政治对手，包括共产党在内，国民参政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表示国民党确实代表中国并且有广泛的支持。

　　南方周末：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如果没有盟军的帮助，中国一定亡于日本。你怎么看?

　　方德万：如果1938年的时候，日本就像“一号作战”那样打中国，他的确有可能击败中国。但日本在1938年时的政策是减小伤亡，以政治手段建立一个“联邦中国(federated China)”。很多欧美学者认为中国的抗战无足轻重。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切。对这个国家来说，没有一场战争比这场战争更重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二战”这个词的局限性。“二战”是谁发明的词?是罗斯福的词，是最早把那场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借此赋予它某种道德含义。最早，英国人管他们牵扯其中的那场战争叫大战(great war)，斯大林管它叫卫国战争(Patriotic War)，中国人管它叫“抗战”。每个国家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来源:南方周末作者:石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