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北大，谁说了算？

—— 回看北大燕京学堂风波之二

从法理上讲，教师、学生有监督校方决策、行为的权利。但在现实中，如何“有效的监督”，既不让校方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又防止师生众口难调，掣肘成事，并非一桩易事。中国大学百余年，校长、教授、学生三方，都在摸索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达致某种共赢的平衡。

冯友兰曾经听北大校长蒋梦麟说过一个“经验中得到的规律”：“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如果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五四前的北大与五四后的清华》）他又介绍过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期的一种说法“神仙、老虎、狗”：教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三松堂自序》）

北大与清华，是中国大学史上，颇有代表性的两所大学。从前身京师大学堂，再到五四运动中“罢不罢，看北大”，北京大学似乎一直是全国高等学校的执牛耳者，而就在1919年的学生运动中，清华学生闻一多便已骄傲地宣称“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此次燕京学堂风波，也有教授直指北大办燕京学堂，是为了与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竞争，既想获得苏世民书院的类似资源与关注度，又想利用北大的文科优势超而越之，反而顾此失彼，平添物议。）

北大在蔡元培长校期间，人数一直有限，1917年专任教员66人，至1932年也只增加至196人，学生呢，1917年本预科相加1277人，1933年学生人数1053人（因为取消了预科）。而2014年北大的在校学生数是普通本科学生14465人、硕士生10031人、博士生5088人，教师的数字我没有查到（据说校方不肯对外透露，有说教授共2149人）。

列这些数字是想说明，蔡元培时代，一位普通学生如冯友兰，可以“越级”推门进入校长办公室，要求他给自己盖一个章，或写一封信。这种风气，固然可见校长的平易开放，更重要的是，当时大学总人数不多，较之今日，实践上是可行的。今日之北大校长，已经不可能与普通教师学生有如此直接频繁的沟通。不过，这种变化，并没有影响校方、教授、学生三方的权力关系。

从蔡元培到蒋梦麟，再到后来的胡适与傅斯年，大致可以说：校长对于校务，权力相当大。虽然蔡元培最早提出“教授治校”，并创立了教授会与行政会的双重体制，后来还增设了“立法机构”评议会。胡适也跟着后面摇旗呐喊。但是我们很难说北大在根本上是民主治校，蔡校长威望极高，他信用的教授与相对疏远的教授，俨然分为两个团体。一开始是新旧两派，黄侃就痛骂新派教授“曲学阿世”，这让蔡校长得了外号叫“世”，因为他是被阿的对象。“五四”之后，旧派凋零，新派教授又起分裂，有人说蔡元培被一帮浙江人包围，未为无因。

总之蔡元培在北大近乎“开明专制”，1917年他说停办工科与商科，就停办了。陈独秀、梁漱溟、胡适、李大钊，这些人都是蔡元培一手聘请，并未经过学术委员会审核，颇有人背后议论他们资格不够。1919年蔡为保全学校，借由取消各科学长，逼走了陈独秀，胡适等虽然抗议，但无法形成反制。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辞职南下，北大教授聚议，辜鸿铭直接说“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知堂回想录》）。

（资料图：前排左三为蒋梦麟，北京大学百余年历史上，蒋梦麟先生是长校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30年12月到1945年10月，任职达15年之久，其中8年多是在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任上度过的。）

1930年，蒋梦麟从北大代理校长转为北大正式校长，放开手脚，对教员汰旧纳新，对各院长有“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之语。蒋梦麟之所以这样决绝，是他之前任蔡元培的副手，吃了不少学生干政的苦头。北大学生自从五四运动大放光彩，成为一股各方政治势力都急欲争取的政治力量，北京中等学校以上联合会“几成为国民议事机关”，会长段锡朋当选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被人称为“段总理”。在北大，学生更是一度不可一世，“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这种背景下，才爆发了“讲义费事件”，蔡元培不得不站出来直接面对闹事学生，场面甚为戏剧化：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西潮》）

蒋梦麟自己也曾有过被学生围堵在办公室，胡适几乎要帮他叫警察的经历。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大学成立教授会，实行“教授治校”，而1931年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后，提出十六字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改评议会为校务委员会。所以冯友兰感慨说，“教授治校”本来是蔡元培提出的，但在清华得到了比较具体的实现，言外之意，北大并无真正的教授治校。

蒋梦麟的十六字方针，基本是在提倡本位主义。“校长治校”看上去与“教授治校”主张相反，但从实践来看，蒋梦麟与自己主持聘请的教授关系不错，他总结的“三种势力”，主要还是校长与教授联手，维持学校的稳定以求发展，虽然比不上清华教授会的制度化，但北大在蒋梦麟手里也在稳定发展，蒋梦麟曾自比为“宋江”，可见他管理北大的方式还是以情感亲和为要，讲求以德服人。

此次燕京学堂风波，正如陈平原所言，校方“事先其实征求过不少中层领导及名教授的意见，不可能是校长脑袋一拍就出来的。问题在于征求谁的意见，以及如何征求，程序正确不等于效果一定好”。北大不再是只有一百两百教授，九百一千学生的年代了，要动这么大、这么高调的一个工程，没有掌握充分的民意，结果不撞南墙者几希。

考察北大校史，学生从未获得制度规定的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力，而教授的法定权限也相对有限，未有过真正的“教授治校”。然而北大的特殊性即在此，所谓“北大无小事”，该校的异动总能引发媒体与公众的兴趣，不妨说学生、教授这些“无权者的权力”，即在于“挟校外舆论以自重”，当年《国民》、《新潮》都是这样将影响力从校内散发至校外直至全国的，校方若不充分考虑成这一点，往往会陷自身于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