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安徽省金寨县张湾小学一年级学生苏明娟在上课。这张照片作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海报，被称为“大眼睛”。解海龙 摄

作者：戴盈、刘伟、吴济海

募款过百亿，资助贫困生490多万人，建成希望小学18300多所，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希望工程25日要在北京召开25周年大会。然而，最近几年，人们已经很少听到这个昔日中国第一公益品牌的声音了。希望工程这些年都在做什么？它老了吗？

中国人的慈善启蒙

京城，离着游人如织的南锣鼓巷几步之遥，有一处安静的三进四合院——后圆恩寺胡同甲一号。门口一棵大树苍天，树影斑驳地落在朱漆门上，如今这是一家叫圆恩空间的公益场所，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起“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就在此办公。

圆恩空间执行长刘文华1991年刚进入青基会工作时候，正赶上青基会从团中央大楼搬到这个小院子里。

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甲一号，是中国青基会原办公地址。戴盈 摄 新华社

“90年代是希望工程的鼎盛时期，青基会挨着地安门邮局，我们是邮局大户，雪片般汇款单就汇到这里。”曾在青基会工作了16年的刘文华回忆。

那也是希望工程创始人、原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最春风得意的岁月。在他记忆中，每天有上千封的汇款单在财务办公桌上“堆成小山”。“我还记得一个母亲，抱着小婴儿找上门来，希望以孩子的名义捐一笔钱。”他说。

而在距离后圆恩寺胡同几千公里以外的云南大理无量山里，少年张枭翔每逢期末都要给上海工程师赵小凡写信汇报自己的成绩。1998年起，张枭翔每个学期从班主任手里领到希望工程发的50元钱，相当于学费的一半，小学六年下来共计600元，他的捐助人叫赵小凡。“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我觉得我和大山外的世界有一条线牵着。”张枭翔说。

即使飞机、高铁网络密布的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张枭翔回老家，要先飞昆明，然后坐大巴颠簸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进家门。“小时候，家里就几分田，种的粮食只够全家人吃三个月。有一次妈妈急着去县城办事，连几块钱的路费都掏不起。我和哥哥都在念书，幸亏有希望工程资助，没有失学，哥哥现在是一个核电工程师。”他说，想重新找到赵小凡，当面感谢他。

在徐永光看来，希望工程无疑是中国人的慈善启蒙。“改革开放以前，慈善事业都是政府管，没有民间参与的空间。经济刚起步时，国家穷，很多事业光靠国家还不行，乡村教师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希望工程让老百姓能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他说。

让刘文华最有感触的是，那个年代，很多部委下设的基金会主要是退休的人发挥余热的地方，而青基会聚集了一帮年轻人。

“那个院子可不是什么惬意的回忆，几十个人挤在狭仄的办公室里，冬天大木头窗户透着风。可大家那时候有一股干事业的劲儿，每个人都在做跟筹款有关的事情，筹钱多的，也没啥奖励，就是年底开会时，被表扬一下。”他说，当时，青基会搞了很多创意，今天看也不过时，比如和电信发行附捐电话磁卡（如买10元面额有2元捐给希望工程）。

“被弯道超车”的青基会

希望工程20周年时，青基会曾委托第三方做了一份调查报告。从认知情况上看，超过60%民众是在1989年至2000年间知道希望工程。

二十多年前，它是时代先锋。希望工程曾因公开谈论中国文盲率、孩子上不起学的问题，被有关部门一状告到团中央，说给“社会主义事业抹黑”。

我国第一所希望小学1990年5月在安徽省金寨县金溪镇建立。（摄于1991年5月26日）张曙光 摄 新华社

正是这样一个有性格的公益项目二十多年后却在中国日臻多元的公益市场中退居一隅。2012年，刘文华去深圳参加第一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逛了一圈，才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希望工程的展位。“甚至有公益人问我，希望工程还在吗？”他感慨不已。

青基会秘书长涂猛把希望工程分为两个阶段，以2005年为分水岭。那一年，政府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免学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基本解决了失学儿童的问题。

“在此之前，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贫困失学儿童每年有百万之多。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救助，让孩子们重返校园——给钱上学、新修校舍。随着政策变化，农村儿童的主要问题从读不起书变成读好书，我们的模式就变为救助加发展模式，同时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开大门，包括资助贫困生读大学，推进教育过程公平。”涂猛告诉记者。

从青基会官网上，可以看到希望工程在希望小学部分，延展出了快乐系列：快乐电影、快乐体育、快乐音乐等，同时把2006年推出助学贫困大学生的圆梦行动从纯给钱，变为与激励行动（大学生成立公益社团，设计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结合的立体模式。

不过，在一位青基会前员工眼中，快乐系列淡化了中国城乡二元差距的现实问题，不再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痛感，无法与社会取得更多呼应。最终，他选择离开，去做更“接地气”的工作。

中国公益圈这两三年很红火，在免费午餐、冰桶挑战这样的大行情中，青基会却只扮演了一个旁观者。

涂猛承认，现在的青基会创新动力不够，与社会公益发展速度不相适应，需要反思。

“希望工程当年成功，是因为市场做得好、做得早，1989年刚一出生就被抛到了市场上，团中央给了1万元工作经费，要求自收自支，青基会又借了10万元钱，就这么开张了；但后来有些东西沉淀下来，被（其它公益组织）后发优势，给弯道超车了。”他强调，青基会要去行政化、取市场化。

“这种行政化不全是体制约束，而是思维、方法、组织构架的问题。互联网2.0时代的理念是去中心化，有些（青基会）部门部长认为员工要听我的，市场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听客户的，一个客户是受益人，一个是捐赠人。”涂猛告诉记者。

希望工程曾有过两次默默无闻且不成功尝试。一次是2001年，青基会请麦肯锡团队设计战略规划，想引进一套国外精英大学生支教模式，和大企业联合招募精英高校生到贫困地区支教两年，两年后如攻读教育专业可获得奖学金，如工作可获得合作企业优先面试的机会。

“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到农村去，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可以开发的机会，我们的设想是以希望小学为基地，形成一个农村新文化中心。”徐永光不无惋惜地说，尽管这个计划在理事会通过，最后没有获得高层批准。

另一次则是农民工子弟读书问题。青基会在2004年募到一笔5000万善款，资助了27个城市的随迁子女上学，不过和希望工程25年筹款百亿规模相比，只能说是毛毛雨，而多年前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的短暂合作也无疾而终。

徐永光离开青基会后，在2007年担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时，试图再造“第二个希望工程”即用5到10年建百所新公民学校，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不过三年后也以“投降”告终。

希望工程再出发？

希望工程最后一次掀起全国范围的热议，也是史上最大的一次信用危机，是2002年，《明报》和《南方周末》记者质疑青基会违规投资并造成亏损一事，矛头直指徐永光。风波过去很多年后，多名青基会员工向记者提起，仍觉得这件事使得内部士气受挫，自此希望工程很少主动宣传自己。

而这种低调作风在希望工程转型路上，无形中造成了一种沟通障碍。再也没有像大眼睛女孩那样的标志人物能让公众一眼明了希望工程的价值所在。有人提出疑问：没有失学儿童了，希望工程为什么还继续存在？

涂猛说，希望工程没有停滞过，他并不赞成把眼下定义为十字路口期。“我们的新使命应该是不能让一个孩子因为贫穷而失去课堂，让助学和育人复合发展。”他说。

希望工程激励行动是希望工程近年推出的针对大学生公益的项目。图片来自网络

对比最近5年年报，希望工程募款从60亿到破百亿，年资助大学生超4万，希望小学增加了2000多所。

不过同时，农村生源萎缩、撤点并校也波及到了希望工程。近年来，希望小学校舍空置、被撤并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

涂猛告诉记者，由于希望小学主要是乡镇中心校，受到影响不大。青基会做过一个调查，5%学校已经被撤，3%可能被撤。涂猛提出了两个不能丢：坚持希望小学牌子不能丢，坚持捐赠资产不能丢；同时要求新建小学选址要符合教育布局，15年内不被撤并。

而湖南省大洲乡龙洞希望小学则是一个被“降级”的学校。从1995年捐建时，管着一个教学点的完全小学，到2014年成为隔年招生的教学点，只有一、二、四年级和一个学前班，3个老师、90多个学生。

在校长彭品琪的印象里，希望工程的记忆仅止于20年前修建校舍和早以前的捐书。快乐系列并没有到达这里。他说，硬件还可以，就是缺人。一是招不到学生，而是请不来专业老师。龙洞村一条山沟进去，无法与外村联通。自己40岁，最年轻；另外一个老师是退休来代课，一个是差一年半退休。

“你听我这嗓子，已经使用过度了，没法教音乐课，有架风琴也坏很久了。”彭品琪说，所谓美术也只能是数学课画图时，勉强给孩子们传授一点简笔画方法。

“大眼睛”苏明娟现是安徽一家银行职员。图片来自网络

青基会的下一步目标正是锁定需求的缺口——到被边缘化的村小、教学点去。一个叫做“微小学”的项目正在酝酿中，想借着25周年大会再出发。

不过，微小学设计最大的困难在于彭品琪们的遭遇——老师多半五六十岁了，年轻的好老师不愿意接班。虽然青基会设计了“同e课堂”，希望通过网络方式，让山里的老师向山外的老师拜师学艺。但是，老教师能否认年轻教师，能否接受新知都是一个难题。

希望工程另一大挑战来自捐赠人年龄段偏大。怎么让品牌年轻起来？创新则势必要把80后、90后的捐赠人纳入到碗里来一起成长。涂猛自问：“他们要的是低门槛、小型化、参与式体验，我们怎么能提供这样的公益产品和服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