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清唱《海闊天空》、《年少無知》與《雞蛋與羔羊》，都曾教我在社運現場忍淚，因為我為本地流行曲裝載政治願景與情緒，深覺動容。


本土社運挪用流行歌，已屢見不鮮；我倒疑惑為何香港電影，同屬重要流行文化，卻似不曾存在於社運的想像裏？


究其原因，是談及本地社運的電影寥寥可數──出現社運場面的倒也不少，但都其實與社運無關，比如張婉婷的《玻璃之城》（1998），就有黎明飾演大學生上街，也有趙良駿的《金雞2》（2003）裏有七一遊行，可是前者的七十年代學生社運熱情，就及不上追求戲中舒淇的動情，而後者的港人政治失落，更僅餘主角阿金不着（政治）邊際的樂觀。


這是香港電影的先天缺失，娛樂至上，淡化政治。進一步原因，是主流電影需要戲劇性，而一次社運的醞釀與進程，根本難容個多小時劇情片承載，至令電影所拍社運，就會如電視新聞的捕風捉影，僅拍衝突場面，告訴觀眾那是「激烈鬥爭」。於電影語言而論，「鬥爭」就是視覺上的衝撞，而不是參與者的靜態安排與內心矛盾；最後電影所見就是追趕推碰，配以搖晃鏡頭與急速剪接，社運就此如同茄哩啡。


吳宇森的《喋血街頭》（1990）會是一例，說香港六七暴動，如何見梁朝偉、張學友與李子雄所飾的新生代，分別異變出港人未肯忘記、被動失憶與唯命拜金的不同面貌。而戲中香港與越南社運場面，卻被吳導風格的槍林彈雨所蓋過。


比較圓滿例子，是許鞍華的《千言萬語》（1999），由社運真人莫昭如，穿插戲說已故社運中堅吳仲賢；主線是黃秋生飾演甘浩望神父，為艇戶爭取上樓，以及謝君豪所飾社運份子，慢慢成了變質區議員的故事。


《千言萬語》較像現實社運，因為它告訴觀眾，社運不單是絕食與集會，而更有過程的參與性，是故戲中社運人士，都見負責不同工序與崗位。而社運常談的公民對強權，就是後者乃單一的控制者姿態，相對前者為平等參與的群體角色，以突顯獨裁權力的荒謬。


然而劇情片總有缺陷，就是需要主角，只見黃秋生與謝君豪走在前頭，如同精神領袖；可是理想社運，平等參與和決策尤其重要，以彰顯暴政收歸權力的不合理性。電影主角，就如同社運常被評的明星化現象，令運動僅像個人表演，而非多元群策！最後電影所見，社運就如個人崇拜與弄權，恰恰是權力遊戲翻版。


所以若罷課與佔中過後，有人說要為此開拍劇情片，觀眾都可心裏有數，知道這部片必定扼殺原有社運事跡──除非現實的罷課與佔中，都搞戲劇性語言，甚或明星化崇拜！若然如此，我就更不再寄望電影拍攝社運，寧願僅為流行歌而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