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导读：延安的八路军对日军俘虏的优厚待遇甚至比当年的领导干部都好。在抗日战争艰难的岁月里，当大多数八路军指战员吃着小米时，这些日军俘虏每天都吃着白花花的大米和面条，一日三餐都有肉。以至于一些日军战俘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主动要求跟八路军干部一起吃小米。
从7月4日起，国家档案局网站开始陆续公布45名侵华日军战犯的自供材料。在这些材料中，这些日军战犯记流水账一样招供了自己在华期间的罪行，详细到自己的部队在中国的某个村庄杀死了多少人，强奸了多少妇女，抢夺了多少财物。
日本战败后，在遵守日内瓦公约人道主义规定的情况下，如何让这些恶贯满盈的战犯放弃反抗、主动招供，成为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战胜国军队所面临的难题。这就需要对战俘进行重新思想改造教育，俗称“洗脑”。
事实上，如何改造战俘思想一直是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研究的课题。在这一问题上，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给战俘洗脑”的办法。
在苏联战俘营啃“马列主义”
莫斯科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致莫斯科克林姆林苏维埃各民族的伟大领导者、全世界劳动者的导师、日本人民最好的朋友斯大林元帅”。这是一封写于1949年的感谢信，写信者是准备遣送回日本的日军战犯。
日军战犯制作的赞颂斯大林的巨大刺绣，全文约一万六千字。图片来自NHK纪录片截图。
1945年8月，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的150多万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总攻。到当年9月初，苏联红军在中朝军队的配合下，彻底打垮了长期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和其他日军。据统计，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俘虏日军将近60万人。这批日军俘虏大部分被安置到苏联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战俘营中。
战争已经结束，从日军口中获得战争情报已经没有必要了。当时苏联政府对战俘改造的目标是通过洗脑使战俘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这些战犯遣返回日本后成为“第五纵队”，在日本建设社会主义。
一位俄罗斯学者在2001年8月份曾发表文章指出：“日本武士做梦都不曾料想过：他们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然而，这确实发生了，就发生在苏联战俘营里。”
1947年，各战俘营先后成立了战俘民主委员会，委员由战俘大会选举产生，其宗旨和任务便是“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其成为一个永远不做反人民事业的初步的民主主义者”。
劳改所里很快成立了政治学校，每周一、周五晚上进行政治学习，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后来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党史研究班，主要学习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他的学习教材还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传》等。在政治学校讲课的老师都是战俘营里经过改造的日本“积极分子”。
另外，苏联当局还专门为战俘营发行日文报纸。1945年秋天创刊的《日本新闻》是战俘营重要的日文报纸。该报由苏联方面的政治官员和“思想觉悟高”的日本战俘一起制作，新闻来源主要是日本广播，由战俘助理编写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新闻，然后由懂日语的苏联工作人员进行改写。《日本新闻》最兴盛时期共有日本编辑、记者、印刷工等将近70人。
为了鼓励战俘们积极参与思想改造，苏联将日本战俘的待遇进行区分，参加政治学习的人待遇优厚。据后来遣送回国的战俘人员回忆，学习马克思理论的人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被送到所谓的修养房间过上十来天的好日子。在那里，战俘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每天好吃好喝。
此外，苏联情报机构还在日本战俘中培养“自己的干部”，在战俘之中建立间谍网。他们招募日军军官，试图让他们在遣返回日本后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
为争取尽快回国，战俘们极尽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积极。他们在战俘营的大门上挂上“日本共产党旗下”的标语，每天早晚进出营地时，都要扯着嗓子高唱国际歌。
即使在战俘们回国的列车上，他们还要配合苏联当局进行政治宣传，在列车内悬挂“挺进美日反动统治下的日本列岛”的标语。每到一站，战俘们都会下车，手牵手围成圆圈，跳着舞高唱国际歌。
然而，苏联当局所进行的这些政治洗脑都是强制性的，引起很多战俘的反感，效果非常有限。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也曾同日本战俘一起在战俘营接受过改造。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了当年的感受：“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给我发了《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讲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也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什么关系……不过，我还能装出很像用心听的样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索性打起了鼾来。”
1949年到1950年被遣返的71000名“改造成功”的战俘中，大概只有10%的人坚持斯大林的意识形态。
苏联在战俘营中发展的情报人员也极不可靠。上世纪50年代，苏联驻西德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曾挑选了最有潜力的几十个人进行接头，结果令人失望。有的人拒绝见面，有人干脆报了警，用他们在战俘营里写下的保证书来要挟他们已经毫无意义了。
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日军战俘在劳动。图片来自NHK纪录片截图。
八路军的日本工农学校
与苏联人相比，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洗脑战术连美国人都自叹不如。
1944年10月，阿里约希中士出现在延安机场。他是美国观察团的成员，此次前往延安主要是了解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改造日本兵的情况，他正为如何管理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俘虏而感到头疼。
此时美国军队已经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了主动权。在美军眼中，日军是一群极其顽固的“野蛮人”，他们要么在太平洋岛屿顽固抵抗，要么被俘后剖腹自杀。要想改造他们，简直比登天还难。
位于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成立于1940年10月，主要用于改造在战场上俘获的日军俘虏。首批50多名从全国各战场转运而来的日军战俘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大多数放弃军国主义信仰，一部分人参加八路军在战场奋勇杀敌，一部分人从事和平反抗运动。这一成果让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在美国观察团访问延安期间，考察日本工农学校成为他们的重要任务。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图为延安工农学校与日本解放联盟旗帜。图片来自大公网。
阿里约希在他的书中回忆刚到延安机场见到毛泽东的情景：“一位帽子戴得很低、脖子上围着围巾、着装很随便的男人同我一握手，翻译就介绍说：‘这位是毛主席’……毛主席面临笑容，他把脸转向翻译不知问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向我，再一次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考察八路军对日军进行的心理战’”。
阿里约希此行的任务是考察八路军对日军进行的宣传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对日军俘虏的教育方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开始我对红色中国、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俘虏进行再教育取得成功的报道是怀疑的”。但当他走进工农学校的教室后，看到日军俘虏们热情洋溢的表情，他信了。阿里希约和考察团的另一位同事埃默逊还专门旁听了一堂课，当他们看到日军学员使用的教材是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时，摆着手说：中共的这一套，我们没法学。
埃默逊在他的考察笔记中记载：“工农学校的学生说，促使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是：第一，八路军对俘虏不杀、不虐待；第二，见到已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时的心理冲击；第三，八路军给我们优厚待遇；第四，从外部得到的消息说，日本有可能要失败并将出现与以前不同的新政府。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工农学校的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在工农学校接受过改造的两名日本兵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共同出版了一本名为《八路军中的日本兵》的回忆录，他们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他被俘的经过以及在延安接受改造的经历，全书洋溢着对那段岁月的怀念，对八路军充满着感情。八路军一直严格遵守宽待俘虏的政策，并安排懂日语，熟悉日本文化的人与日军战俘组成“一对一”的工作组，在生活上给予各种照顾。
前田光繁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在工农学校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学者早川二郎著的《唯物辩证法》。“看完日本伟大名学者写的书，我的态度就不同，逐渐认真起来，并在学习过程中认识到书中所说的与自己以前的认识和想法截然相反。过去我认为资本家、地主、富翁、将军等是伟大人物。而实际上他们都是坏蛋，世上根本不存在神仙和上帝，宗教是精神鸦片。所谓万能的上帝只不过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人的意识是物质的产物。”
延安的八路军对日军俘虏的优厚待遇甚至比当年的领导干部都好。在抗日战争艰难的岁月里，当大多数八路军指战员吃着小米时，这些日军俘虏每天都吃着白花花的大米和面条，一日三餐都有肉。以至于一些日军战俘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主动要求跟八路军干部一起吃小米。
边区政府在政治上也非常尊重日本战俘，他们享有选举权。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举行参议会议员的选举，工农学校的日军战俘森健先生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候选议员。森健原来是满洲铁路职员，也是最早一批被俘后送到延安的日本人之一。选举当天，有选举资格的人员集中在延安飞机场开选举大会，候选人陆续上台进行演讲。按照规定，每名候选人只有二十分钟的演讲时间，但是森健的演讲需要翻译，因此，边区政府特意将森健的演讲时间延长到四十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