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大学是高校中的领头羊，群望所属，观瞻所系，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燕京学堂项目，作为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一种探索，当然要集思广益，谋定而后动。毛亮老师的文章，对这个项目提出了质疑。他的出发点，无疑是希望北大能办得更好，这是不劳多说的。

真正的“国际化”教育，应该更多地 让本国学生有机会融入世界，同时让外国学生有机会融入中国。“国际化”教育是要为所有学生打破教育制度中的藩篱和隔阂，而绝非再去人为地制造“小圈子”和 “小团体”。若从待遇和生活条件而言，燕京学堂确实具有所谓“国际化”的水平，但要就学理、制度和精神价值而论，燕京学堂与“国际化”教育的理念可以说完 全是背道而驰。

北大最近一件闹得沸沸扬扬的大事，是“燕京学堂”的开办。这个“学堂”甫一亮相，便被称为“北大近年来最为大胆的教育创新工程”。除了北大师生还愿 闻其详的“巨额捐赠”、“高额奖学金”和“哈佛标准的教授预算”之外，这个培养“一年制中国学硕士”的“住宿制学院”，已经被贴上了诸多“标签”：“高端 学术”、“全球独创的中国学”、“未来世界的精英领导者”、“由皇家花园改建而成”等等。

炫目固然炫目，不过，就像许多匆忙“上马”的“工程”一样，怕的就是推敲。

北大英语系主任高峰枫已有专文论及这个学堂的几处“不禁推敲”的地方。在高文所说的几点之外，“住宿制学院”的名头，也是“燕京学堂”的一个“亮 点”。在英文网页上，“燕京学堂”被着意描绘成一个由“皇家花园”（former Imperial Garden）所改建而成的“住宿制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暗示着“住宿制学院”与“精英教育”和“高端学术及人才培养”等等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

果真如此？

我们先不忙于联想到《围城》里那位也曾在“三闾大学”力推师生“同吃同住”、开口闭口“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部督导大人。既然“住宿制学院” 是体现“燕京学堂”“精英色彩”的一个要素，而引起巨大争议的、静园六院区域的改建也都缘由于此，那么，我们不妨来推敲一下：“住宿制学院”到底是一个什 么样的“概念”？

住宿制学院意味着“高端”和“精英”？

说一句客观和“去魅”的话，“住宿制学院”不过是今天世界上诸多大学组织形式的一种，它没什么“特殊意义”，而且和“高上洋”也不搭界。确有“住宿 制学院”制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还有更多的、采取同样制度的大学水平一般，默默无闻。同时，没有采用“住宿制学院”制度的大学，也有很多跻身世界一 流。如果我们看一下教育界常引用的“QS世界大学排名”，就会发现位居前列的学校中，绝大多数都不是“住宿制学院”制的大学。

那么，“住宿制学院”是否就意味着“高端”和“精英”？

若从起源来看，可能恰恰相反。远的不说，牛津大学应是一所典型的、实行“住宿制学院”制的大学。我手边恰好有一本历史学家G.R.埃文斯 （G.R.Evans）所著的《牛津大学新史》（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 New History）。按照埃文斯的记述，牛津大学创立之初，和当时包括现在的大学建制大同小异，它的核心也是由不同的专业系科组成（称为faculty，其 意思就是“系”）。后来，由于聚居牛津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食宿生活成为问题，且不断引发市民和学生的暴力冲突（所谓town and gown之间的冲突），所以开始出现一些专门提供学生食宿的宿舍（当时称为House或Hall）。它们设立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有僧侣身份的 学生需要共同居住；有的是因为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相互竞争；更多的则是贵族阶层为资助贫寒学生或培养自己领地内的子弟而捐金建立。这些宿舍渐渐演变为今天 牛津的“住宿制学院”。所以，“住宿制学院”在开始时，并没有“高端”和“精英”之类的“联想”。它不过是一种大学内部的“宿舍群落”而已，而且许多“住 宿制学院”制的大学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

“住宿制学院”逐渐带有一些学术成分（比如提供一些课程和学习辅导等）是很晚之后的事情；而且，这个变化主要是为了应对“住宿制学院”中本科生的学 习与生活之需。19世纪以后，“住宿制学院”制度更是与大学本科的博雅教育密切相关。著有《大学的理念》一书的纽曼主教，当年就曾做过有力的论证，希望借 这个制度让本科生浸润于追求“普遍知识”的氛围之中。所以，服务本科生的“住宿制学院”制度，原本就与“高端学术研究”毫无关系。

换言之，牛津剑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办学办得出色，还有就是因为它们在英国高等教育中长期的垄断地位（没有别的高校与之竞争），得以获得最好 的师资和学生。可以说，我们看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与“住宿制学院”之间的逻辑联系。仅就英国而言，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许多英国大学都没有采用“住 宿制学院”，也一样位居英国和世界大学排名榜的最前列。

那么，“住宿制学院”到底有没有特殊之处？

当然有，它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产物，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包括它的住宿制学院，都是严格按照“封建法团”原则建立的“行会”机 构。它们有自己的章程和特许状（Charter或Grant），或者说有自己的“小宪法”；它们在天主教会或封建国家的特许下维持着高度“自治”的地位， 学院内部有着相当民主的程序并且严格排斥外部力量的干预。

我们当然不是说封建制度不好或“落后”。相反，根据封建制度建立的欧洲大学和“住宿制学院”，历史上曾不断对抗王权对大学事务的干涉，努力捍卫了大 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自治。如英国史学家屈味勒林在《英国史》中所言，“英国的自由制度乃是封建主义和普通法的女儿”。这个特点才是“住宿制学院”在教育史 上的不同凡响之处。

“燕京学堂”作为一个“住宿制学院”，采纳了这个历史上很有渊源的教育制度，其名称似也连接了“燕京大学”这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的“精神传统”，主事者是否抱有什么特定的理想和追求？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敢妄加揣测。

不过，“住宿制学院”与“精英”、“高端学术”之间的种种“联想”，大可休矣。

“住宿制学院”能否与 北大的大学制度“混搭”

蔡元培时期的北大采取的是现代德国大学的、以学科门类为基础的大学组织制度。

首先，这个大学制度在当时影响极大，而且具有非常强的“高端学术研究”的色彩。比如在美国，现代德国大学的模式冲击了当时哈佛和耶鲁之类传统大学 “养成高雅绅士”的教育传统，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的“研究性大学”，从19世纪后期直到今天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传统。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事实上北大目前所采用的大学制度，远比“住宿制学院”更强调“高端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其次，蔡元培先生的改革，也没有采取“住宿制学院”制度；直到今天，北大仍然是以学科门类为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即使按照“本科学院”制建立的“元 培学院”，也没有违背专业系科的组织结构，而是让一部分学生从不同的专业系科中自由选课并自主决定进入哪个系科学习。所以说，“元培学院”并不与北大现行 的大学制度相矛盾。

相反，“燕京学堂”作为一个独立的、所谓“精英式”的“住宿制学院”，所采取的制度与北大现行的则完全不同。这两种渊源精神各不相同的学院制度能否 “混搭”，是一个需要认真推敲的问题。按照“燕京学堂”的宣传材料所云，这个学堂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和教学机构，其学术合法性大概就要归结为“独创的中国 学”这个“一年制硕士研究生”项目。从目前的反馈来看，已经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个“中国学”的“独创性”，甚至学术上的合理性。这一点，本文就不加赘述了。

但是，除了“中国学”的学术合理性问题，我们还应该追问一句：“学院”是什么？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和价值理念？借用《牛津英文辞典》的解释，学 院（college）乃是一个“同事的共同体，一个共同的伙伴关系，一个兄弟会式的平等团体”（a colleagueship， partnership， hence a body of colleagues， a fraternity），其存在乃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功用，并有着属于自身的权利和专属自身的特殊权益及尊严”（performing certain common functions and possessing special rights and privileges）。简单说，“平等的学术共同体”是学院和大学的精神要义与基本原则，也是学院和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

当然，这不是说对所有学生都采用同一种培养模式，也不是说教师和专业之间必须享受完全同等的待遇。“平等的学术共同体”说的是，大学内部的所有差别 都应基于学术层面站得住脚的，以及被大学整体所共同认可的原则和标准。我们要问，“燕京学堂”这个“精英住宿制学院”和北大目前的系科制“混搭”，是否会 违背学院和大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

首先，我们看到，北大目前的大学制度维护了各学科在学术层面的平等地位，而北大的学生也分住在校内外的各个宿舍之中。这个组织形式没有违背大学和学院的基本精神和价值。

其次，牛津剑桥耶鲁等“住宿制学院”制的大学也没有违反这个原则，因为各个“住宿制学院”内部都是一个平等的学术共同体，而这些相互之间地位平等的学院又聚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大学的整体。

再次，美国许多实行“本科学院”制度的大学，将所有本科生纳入一个“本科学院”之内，即让所有学生都属于同一个平等的学术共同体，也是一种合理的安排。

由此可见，上述这三种大学组织形式都没有违背学院的基本精神。假如北大将所有学生都纳入“住宿制学院”的安排之中，倒也无害于学术的合理性和教育的 公平性；但是，在目前北大的系科制之内，凭空设置一个“精英住宿制学院”，这样的“混搭”模式在现代大学制度中绝非多见。同时，让这个相对独立甚至隔离的 “精英住宿制学院”的学生，在校内享受数倍于其他学生的生活待遇和学习条件，就明显违背了学院和大学本身所应有的精神、价值与原则。

再说，精英与否，恐怕还需要时间和经验去证明。先让这一百名“貌似精英”的学生，享受每月2000美元的奖学金（此数额至少6倍于北大的硕士和博士 生，甚至高于青年教师的工资），并独占静园六院的设施空间，且不说北大师生是否会对他们侧目而视，他们自己就能够安心自处于北大之内？我更担心的是，学校 花费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未必就能换来这一百名“精英同学”的认可。而且，享受了“高端”待遇的“精英同学”，也未必会对北大的“厚爱”心存感激。也许，与 北大整体“隔离”开的这些同学，对于北大对于中国，反而没有校方所期待的认同和好感。弄不好，又是一个“我本有心，郎却无情”的结果。

因此，若没有足以说服人的学术理由，也未经北大整体师生的认可，便在学生中分出“三六九等”，而且待遇差别之大令人瞠目，这样的做法对北大的风气和 根基，都会产生不小的伤害。“大胆创新”固然可嘉，但弄成“创傻”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所以，做一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做的事，需要的远不止“大胆”的 勇气，更要有“小心求证”的审慎。别人不做，也许有别人的道理；也许这些道理，我们还没有想到或者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住宿制学院”是否适用于 研究生教育

一般而言，在今天的大学制度中，“住宿制学院”是本科生教育的一种形式，极少用于研究生教育。而且，大多数“住宿制学院”制的大学，目前也都允许高 年级本科生自由选择在校外独立住宿。典型的“住宿制学院”制的牛津大学也是这样的情况。耶鲁大学的本科生虽然大多被要求在各自的“住宿制学院”住满四年， 但是耶鲁却没有为研究生提供“住宿制学院”的安排，只是提供给研究生一些需自付租金的宿舍而已，许多研究生都是在外独立住宿。这也是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的通 行做法。

依照牛津大学或耶鲁大学的财力，为本科生提供四年的住宿制学院安排，甚至为研究生提供类似的安排，也未必就不可能。但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学校都不强 调四年一贯的“住宿制学院”制度？简单说，这是因为人自然的天性。大学生在高年级，更希望有一个成年人所享受的自由和自主；而住宿制学院的不足之处就在于 此。所以，现在极少有学校会强求本科生一直集体居住在“住宿制学院”之内。本科生尚且如此，研究生更不必说。已经独立和成人的研究生，绝大多数显然更希望 有生活上的自由，更丰富的社会交往，和更多的机会享受所在城市的生活与资源。

将100名“燕京学堂”的研究生“归置”到一个住宿制学院中集体居住，是否符合现代大学研究生教育的一般性规律？是否考虑过这些已经成人的研究生内 心的想法？校方精心安排了高端的生活设施，到头来会不会反而让这些学生倍感拘束、孤立和隔绝？效果上是否有可能适得其反？他们所学习的“中国学”，大多数 课程已经计划用英文讲授，而他们与中国学生和中国社会，包括与北京这座城市广泛和自由的交往，也有可能被这个“住宿制学院”的安排所限制和约束。所有这些 都让我们担心，这样学出来的“中国学”是否与真实的北大、真实的中国乃至真实的世界都太过脱节？我们都明白，将一百名“精英”硕士研究生，统一集中安排在 一个“住宿制学院”之中学习生活，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创新”。但是，这个“创新”值不值得、合不合理、是否会事与愿违？对这些问题的考虑，不应该 被“创新”的“豪迈气魄”所遮蔽。

与国际化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驰

在“燕京学堂”的公开材料中，我们看到了太多有关待遇、生活条件、高额奖学金的说明。我们反复被告知，这些都是“国际化”办学的要求。可是，主事者 难道就没有想过：“国际化”教育并不等同于“国际化”待遇？真正的“国际化”教育，应该更多地让所有本国学生有机会融入世界，同时让所有外国学生有机会融 入中国。“国际化”教育是要为所有学生打破教育制度中的藩篱和隔阂，而绝非再去人为地制造“小圈子”和“小团体”。若从待遇和生活条件而言，燕京学堂确实 具有所谓“国际化”的水平，但要就学理、制度和精神价值而论，燕京学堂与“国际化”教育的理念可以说完全是背道而驰。

再者说，是不是一所大学之中，“外国面孔”越多，则教育就越“国际化”？这个问题似乎当下许多人都有理解上的误区。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当然会 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学者或就学或任教于国内的高校。这是一件好事，而且中国也完全应该以“世界主义”的胸怀包容和欢迎这些外国学生学者。然而，大学学生 和教师群体的“国际化”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不应该成为某种“指标化”或“工程化”管理的结果。

“国际化”教育的本质，是大学的研究内容和教学科目更广泛和深入地涉及本土以外的国家和文明传统，而其研究和教学的水平及题目也更多地得到本土之外 的关注和认可。这方面的工作可以是中国学者单独做，也可以是国内外学者合作，也可以提供平台让国外学者来做。但是，无论何种安排，均应视各学科的实际需要 并应遵循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片面地追求“国际学生”或“国际学者”的“数字比例”。

在许多美国一流大学中，我们都会发现有些系科一直招收许多国际学生或学者，但同时也有许多系科就没有“国际化”的趋势，基本很少招收国际学生和学 者。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刻意而为的结果，而是美国大学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顺其自然而形成的格局。所以，我们不能说北大的校园里，“洋面孔”越多就越 好，或就足以说明北大“国际化”办学水平的提高。

“国际化”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一个“物理现象”。中国的大学既无必要、更不应该刻意追求国际学生和学者的人数或“比例”，而应该 遵循学术的规律和学科的需要，以博大、平和以及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最近，在一次有关燕京学堂的师生见面会上，燕京学堂的副院长王博教授就不无赞赏 地提到，在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哈佛大学校园里，有多达“五十种不同的语言”为人们所使用。的确，不独哈佛大学，美国许多大学都具有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办 学局面。不过，这首先是由于这些高校的学术水平和办学需要，也与美国社会和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有关。我们当然可以赞赏和促进“国际化”教育的实践。但 是，如果我们用“超国民待遇”或“高额奖学金”等等优厚的条件，而且在没有认真进行学术评估之前，就“上马”这样一个所谓“精英化”和“国际化”的“教育 工程”，那么，即使我们也能够招徕一批国际学生和学者，也让北大校园里面有“五十种不同的语言”流行，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了“国际化”教育一点点 肤浅和光鲜的皮毛而已。

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在一篇为“燕京学堂”做宣传的文章中，“燕京学堂”计划的一位主要参与者，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的张旭东教授，提出“年轻人一起学习生活，并了解对方 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后兵戎相见的机会就会少得多”。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而说明此项考虑也是北大建立“住宿制学院”的一个初衷。于是，65名海外学生 与35名大陆学生，同住在一个隔离封闭的“燕京学堂”之内，为期不过短短一年，居然有为中国为世界“消兵戎”之“奇效”。这个说法，怎么看都有些“虚假广 告”的嫌疑。

稍加推敲，更觉荒谬。国与国之间会否“兵戎相见”，恐怕与张教授所言之事，关系不大。而且，有时候恰好相反。奇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山本五十六，曾在美 国留学任职多年，想必深谙美国的“文化心理”与“情感世界”，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山本大将与美国“兵戎相见”。对你“文化心理”和“情感世界”了解得最深 的，也有可能是你最可怕的敌人。此事征之于上世纪前期的中日关系，自然明了。

虽然张教授所说难以成立，我们姑且退一步讲，不同文明之间加大日常的交往，大概会有益于彼此之间的沟通，甚至减少一些战略误判的可能。但是，如若真 的按照张教授所言之理，那么不仅“燕京学堂”不应该办，北大整个留学生住宿制度都应该改，北大的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原本就不应该居住在相互隔离的宿舍之 中。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外学生能够住在一起，一道去浴室食堂，一道注册选课或去大图抢座位，同吃同住同学四年，还有什么办法比这个更有效、更能够让彼此 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和“情感世界”？在一间宿舍同住四年的室友，所形成的情感纽带和共同经历，大概才更有可能让彼此减少“兵戎相见”的机会吧？若按张 教授的逻辑，这个在学术上被广泛质疑、又与北大整体隔离开的、“贵族式”的“燕京学堂”，是不是反而会增加文明之间“兵戎相见”的几率呢？

这几桩事情推敲下来，“燕京学堂”的设计还有许多应再加考虑的地方。如此重大的一个“教育工程”，牵涉北大和燕京大学的方方面面，又关乎北大全体师生和校友的“情感世界”和“文化心理”，我们理应多些谨慎和认真的思考。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