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建立“燕京学堂”的初衷是什么？内部经过了哪些论证？

姜国华：我 觉得这不是仓促的决定。“燕京学堂”是2013年初开始筹办的，我们肯定是经历过正式的调研。校领导以及“燕京学堂”参与者，比如说蔡洪滨、王博（注：均 为燕京学堂副院长），中间都组织过一些座谈会。刘伟副校长2013年牵头成立论证小组，后来又有了第19次党政联席会，在该次会议上成立了“燕京学堂”建 设领导小组。这两次会议我都没有参与。我个人是2013年12月，领导小组成立后，才被学校任命做“燕京学堂”办公室主任的，也就是说任命我的时候，“燕 京学堂”已经启动很久了。中间的座谈会，不见得每次都有记录。

蒋朗朗：2013年初学校就开始筹备、酝酿“燕京学堂”。酝酿过程中，学校陆续搜集了各方意见提出方案。在第19次党政联席会之后成立了“燕京学堂筹备建设办公室”，发了红头文件，这是全校师生都看得到的。

王恩哥校长上任后，每周四下午，都有个例行的教授茶叙——约一个或者约几个主任、教授一起喝茶，跟他们沟通学校方方面面的事，其中有一项就是“燕京学堂”。王恩哥校长还和一些著名教授，比如说文科的资深教授沟通过。

王校长和主任级别的基本都沟通过。他自己不也说过了，“个人前后以我的名义召集十数次（会议），小的七八人，大的上百人”。

南方周末：但不少北大教授在2014年5月5日校方正式通稿发布后，仍然不知道“燕京学堂”这件事。

蒋朗朗：举个 例子。当年中文系办双学位项目，最初也是中文系的行政办公会决定的。首先在行政办公会这个范围酝酿，然后由主管教学的主任提出方案，行政办公会讨论多次。 当然内部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最初决策的时候，你要问某些中文系老师他知道这个项目吗，也许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参加办公会。当然在办公会先有这个动议 后，我们还是在大范围内征求了老师们的意见。

请大家都设身处地想想，校长一般联系，都联系院系、院长，他也许会和院系的普通教授联系，除非是他自己认得那个教授。

南方周末：所以是在那些系主任和大牌资深都答应的情况之下……

蒋朗朗：不是答应。

南方周末：都支持？

蒋朗朗：我们听到的信息，有许多系主任和被征求到意见的资深教授，对“燕京学堂”表示支持，认为应该做。

南方周末：到底“燕京学堂”在筹备阶段征集意见的面有多广？

姜国华：你们可以挨个采访这些老师，看老师们自己的意见。

蒋朗朗：后来，学校就此事开过全校的中层干部大会。全校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副书记、副院长、副主任以上的干部都在校长办公楼礼堂开过一个六七百人的会。

南方周末：你的意思是，“燕京学堂”项目，中层干部大会上是支持居多？

姜国华：不是，这是一个通报会。

蒋朗朗：支持不支持都在大家自己的心里……

姜国华：你支持你怎么去表达呢？比如我觉得挺好，学校正在干这件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南方周末：但我们听到的大部分是质疑。

蒋朗朗：有些不是中层干部的教师没去这个会议，不知道也是有的。因为教师太多，几千个教授不可能开教授大会。全校教授大会的确没开过，也不可能开。

南方周末：你们认为，经过“燕京学堂”事件，如果校园内部再有类似新动作、新项目，到底应该怎样做？

蒋朗朗：大学的治理，必须要有法可依。什么法？就是章程。我们现在正在制定一个大学章程。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除了高等教育法，每个学校还有自己的根本大法，即“章程”。这个章程马上要出台了，我们正在征求意见。要从根本上解决校园内部的治理结构。

南方周末：“章程”会征求学生代表的意见吗？

蒋朗朗：我印象里给学生代表开过会。由学生会来组织派出代表，不可能所有学生都来。

南方周末：“燕京学堂”事件发展至今，有没有出乎你们的预料？

蒋朗朗：在我看来，围绕“燕京学堂”的讨论，是比较平常的，因为北大的传统就是民主。如果没有这样的热烈讨论，就不是北大了，反而出乎意料了。

我觉得是意外之喜，不是意外之忧。我们都看到了，学校就“燕京学堂”项目举办师生座谈会、学者研讨会，干部大会、教代会代表会、校友代表会，经过那么多次论证，7月9日还开了一个对全体北大师生、校友、媒体完全开放的座谈会。

全社会都在关心这件事，这是不多见的。北大能有这样的民主科学精神，爱校荣校的真挚情感，这是喜。政治者，众人之事也。一个决策就应该大家一起来讨论，欢迎大家提问题。北大的管理层是有胸怀的，闻过则喜。

“你说跟国家战略 没关系吗？当然不能”

南方周末：7月9日的座谈上刘伟副校长说“燕京学堂是服务国家战略的举措”，是否可以理解为，“燕京学堂”是一项承担国家要求的项目？

蒋朗朗：创 办“燕京学堂”怎么和国家发展战略扯上（关系），我想主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第二是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这是北大改革发展的需要，当然也和国家软 实力的战略密切联系，是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在国际上学术话语权的重要举措，你能说跟国家战略没关系吗？当然不能。

前两天到北大来访问的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是北大的杰出校友，本科、硕士、博士都在 北大学习，要求所有的海外青年都来像他这样（成功），不现实。但是我们通过创办“燕京学堂”，让更多海外优秀青年来学习中国学，以后多培养点这样的人，不 是为国家作贡献吗？这是北大发展改革的内在需求，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说法是上面要我们办“燕京学堂”，我没听说过。

南方周末：不少人质疑“燕京学堂”的“一年制”，一年硕士项目能不能学好文史哲，能不能保证学位质量？

姜国华：北大任何一个院系都有两个核心工作，教学和科研。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二者是矛盾的，“燕京学堂”只能做一个，不能做另一个。

在国外，研究型硕士项目，叫M.Phil或者By Research，非常少。其他的叫MSC或者是MA。这是中国学位体制发展改革的大方向。“燕京学堂”不是培养M.Phil的。我们是培养人才，但不是 说他念完了就可以做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国内的硕士学位，大家更多理解为学术型硕士，是因为以前博士都很少，硕士会被定义为学术型。近十来年，我们开设了 MBA，也才有了专业型硕士项目。如果将来有“燕京学堂”毕业的人有兴趣，要继续留文史哲读博士，我们很鼓励。

“燕京学堂”是培养了解中国的人才，这是我们服务国家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培养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奉献世界、知华友华的人。我们很多地方都和其他国家有争端，说到最后是互相缺乏了解，那需不需要我们北大，为国家做点事情？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南方周末：所以“燕京学堂”培养的是理解中国的，但以后会从事各行各业的人才？

姜国华：没错。比如去世界银行或者世界卫生组织，去美国联储，去各种非营利组织，去世界各个区域的政府部门，甚至去企业如GE、投行。

蒋朗朗：我 觉得“燕京学堂”办这个“中国学”应该实现三个目标：一，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对中国文化和情况产生浓厚兴趣，将来成为一个对中国有兴趣的 知华派；二，试着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自觉地防止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全面认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三，能 在学习、生活当中获得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体验、经验。

姜国华：我 们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有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学生群体。中国梦的实现，得有一两所大学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我们现在的学生群体国际化的程度很不 理想。我们希望能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抢生源，跟哈佛抢，跟剑桥抢。我们的生源不仅局限于北美、西欧，我们有意识地要维持来源的多元化，要限制北美和西欧的 比例，覆盖到中东、中亚、非洲、南美、东欧。

南方周末：国外大学的一年制专业型硕士项目，往往是学生自己承担学费以及生活费，像“燕京学堂”这样提供奖学金的，并不多见。

姜国华：要达到我们刚才说的培养目标，原来传统的那种吸引留学生的方法，吸引不到优秀生源。

“本来领导班子 该琢磨的是……”

南方周末：燕京学堂的教师名单、课程表什么时候出来？

姜国华：一 直在酝酿，最后肯定会跟院系坐下来一个一个地敲定落实教师。文、史、哲咨询过这么多人，主管文科的常务副校长（指刘伟）当院长，文科院系出一个副院长（指 哲学系系主任王博），社科出一个副院长（指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应该说对整个（教学）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我们会在8月19日之前拿出来。

蒋朗朗：虽然“燕京学堂”的班子去年底就出来了，但是现在不少师生意见比较大，他们还得去解释沟通。

南方周末：班子就是蔡洪滨院长，王博主任，刘伟副校长？

蒋朗朗：还 有姜国华主任。他们在本来应该非常专心地投入前期工作的时候，都去得应付别的事情了。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也学习了半天。我认为，这是一个创新，大家应该 允许探索，宽容失败。咱们得赶快做起来，不能老在那儿争论。本来领导班子应该琢磨的是课程的问题，具体的方向，整体的设计，而不是不停地开座谈会，去解 释、讨论。我们希望尽快取得大多数师生的支持，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紧迫，我们既要充分发扬民主，也要避免空转、空耗，时间不等人啊。

南方周末：为什么非要选址在静园？真如张旭东所讲：燕京学堂要办出气势，办出品牌，需要眼前一亮？

姜国华：这话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也完全谈不上什么眼前一亮。燕京学堂最初的设计效果图是电脑产生的，我们从来没想过把六院的外墙碰一下划一下，那是文物，要保护。只不过做效果图的时候，不能把爬山虎也弄上去。

南方周末：最初的设计图怎么会从网上流出来的？

姜国华：是我放到网站上的，我急功近利了，因为马上就要招生了。再一个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动，这只是电脑产生的图而已。

南方周末：学生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六院这样的古建筑用作宿舍。

蒋朗朗：我觉得不能光就情感论情感，要兼顾情感和理性。

既然是一个国际项目，你要让国际学生们来感受燕园的这些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沉静式地体验校园里的文化，和师生们在一起，才能对中国文化有感同身受。

网上有说，把“燕京学堂”放在一个地方封闭起来，比如放在圆明园，甚至有人说放到深 圳，这肯定不是理性的，和办燕京学堂的本意不符。“燕京学堂”放在主校区最好，但确实，主校区没有那么多空地了。恰好文史哲从六院搬走了，去了新建的人文 学苑（注：位于未名湖北边的新建筑，用于文史哲三系），这块地方就腾出来了。相关部门也确实找不到比静园六院更合适的地方。省力、省事还经济，就想在这儿 呗。

民国时代这个地方就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1950、1960年代是北大的学生宿舍，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六院恢复为宿舍，也是尊重这批人。

第三，常委会最后确定方案时，恰恰是听取了师生的意见，才否定了在草坪下面建设教学设施的方案，只同意在静园六个院的内部修缮燕京学堂的设施。学校多次公开表示和承诺，不会动静园的一草一木，只是对静园六院的内部进行修缮，这些都充分尊重了师生对静园的感情。

现在迫切的问题或许是，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和认识师生纷繁复杂的情感问题。

极个别老师对静园的情感明显地脱离了理性。比如有人直接要求把文、史、哲三系搬回静 园，我觉得这是情绪之言。这三个院系当年在静园的时候，每个院系的办公面积是八百来平方米，多数教师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只能在家里备课和研究。搬到人文 学苑后，每个院系的办公面积增加到三千多平方米，外观古色古香，设施现代化，每个教师都有了独立的办公室，连习近平总书记来看了以后都称赞办公条件好。现 在，难道就为了照顾极个别人的记忆和情感，让文史哲的老师重新去忍受只有一个信箱、共用一个教研室的办公条件？

当然，最终的选址，还是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既要听取师生意见，又符合学校现况，即所谓理智与情感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