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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林:国人作假 从头开始

时间:2014-07-17 09:33:24  来源:共识网  作者:

 在很多场合都会碰到同样的事情,一段时间未见的朋友一边看着我,一边口流惊讶:哎哟哎哟,你的白发咋就这么多了呢?或者说:在忙啥呢?你的两鬓都白了耶?每每遇到此关心式问候,我的回答是:老喽老喽,头发怎能不白呢!遇到继续追问的朋友,只好作进一步的解释:都四十好几了,头发白很正常呀,以前就有很多白发呢!往往此时,朋友们就会安慰我:哪里哪里,你的气色看上去很好,一点都不显老。听了类似安慰言语,我也只能打哈哈:谢谢!谢谢!希望是人老心不老哇!

 

  前不久参加一个比较大型的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两百多人。黑压压的报告厅里有那么两三位是满头的银发(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先生),在一片黑发中显得很突兀,甚至有点触目惊心。这要归咎于“万黑丛中一点白”的强烈的色彩对比效果!尽管参加会议的学者的年龄大多超过了50岁,但头发却是黑乌乌的。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奥秘?是的,绝大多数人都染发了,将灰白的/银灰的/银白的头发染成了一色的黑发,就差拧出水来。

 

  看到此情此景,不由想起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两三年前一次晚饭后陪内子上街买东西,步出所居小区的大门时看到一个以前的同事骑着自行车一闪而过,我与他打招呼时的偶然一瞥,却有了新发现:此老兄年近60岁,其头发呈现了三种颜色——最上面一层是棕红色,那是低劣的染发剂给留的杰作,化学药品的经年侵蚀导致本应变黑的头发却部分变成了棕红色,事与愿违了!中间一层是黑色,那是染发剂的真正功效。最下面一层也就是紧贴头皮的一层则是白色,那是新长出来的头发,约莫半寸长。由于来不及染,甚至想染也来不及,因为白头发一直在生长、一直在不断冒出呀。这三层颜色头发的杂糅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撞,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冲撞,便对内子说,“你看你看,头发都成了那样!要是都染成黑色,也就罢了!但成了那样,让人感觉到一点尊严都没有!为啥要这样自取其辱呢?!”

 

  第二个镜头是2003年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务院领导成员后,温家宝总理率领众副总理出席新一届政府记者招待会时的幕后镜头。在临出席前,国务院办公厅的有关同志跑到总理跟前,请他前去染发。温总理一听,便说: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谁不知道已是白发苍苍了,精力也不可能与年轻人能比,不去。事情一下子僵住了。后来,还是国办领导来到他跟前,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据称,这是政治纪律),他才勉强地答应了,但坚持只染上面的头发,鬓角不染。细心的观众在电视镜头中还能看出此点:温总理的鬓角花白,但头上其余的头发却很黑。

 

  第三个镜头是担任过副总理职务并长期担任外交部长职务的钱其琛同志,2003年3月以75岁高龄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根据亲身经历,花了半年时间撰写并出版了《外交十记》,一时“洛阳纸贵”。随后此书各种外文版本相继出版,钱其琛同志也应邀出席各种场合宣讲自身经历,漫谈感想。退下来的他已经没有了顾虑,一头白发示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退出公众视野的众多领导人,回归本来面目后,偶尔以满头白发示人,反而大家都不适应了:长期以来都是以满头黑发著称,怎么就突然间一夜白头了呢?

 

  与这三个镜头相连的是:明明大家都是白发丛生,由于染发的缘故,染发之人看到不染发之人,反而觉得别人咋就老了呢?而没有染发之人看了染发之人,倒觉得自己咋就老得这么快呢?倒疑问自己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与染发之人在一起,不染发之人反而产生这是不是一种罪过的感觉之疑问?真是咄咄怪事了!

 

  国人染发始于何时,无案可稽。大规模染发,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有人说,染发主要是从美观角度出发,显得好看,显得年轻,有何不可?此种解释无以服人。一个反例可以说明:为什么国人中众多城市女子不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将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红色乃至五颜六色?

 

  深层次原因在于国门打开后,一段时期乃至今天仍然以西人的金黄色头发为美,骨子里没有丝毫对东方女人一头飘逸的黑发的自信,普遍跟风,造成了今日国中女子遍染金黄色头发之后果。只不过暂时无更高超的技术可以把眼睛变成西人的蓝眼睛而已!但描眉画眼早就开始了!!!还有人说,年轻人染发是为了张扬个性。这点,笔者部分相信,但私下认为这也是把张扬个性弄错了地方,仍然是国人教育失察之罪。

 

  在今天的国是会议上,在众多的高层领导中,如果能够在黑压压的黑头发者中找到那么一两个白发者,可以形成三个判断:此人要么是民主党派的人,要么尚属于知识分子之列,要么是快退休之人,当然,也有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但“万黑丛中一点白”之突兀,不得不让人产生好笑与滑稽之感喟!

 

  回到主题,从头开始作假的国人,为什么要如此?撇开上面所谈几点,还是能够找到些许学理依据的:话说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出来工作,他们要将损失的青春、损失的时间补回来,要继续为党为国为人民工作,可一个让他们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他们都七老八十了,力不从心了,精力体力智力都不行了,甚至路都走不动了,无法坚持正常上下班了,怎么办?不行,还是要继续坚持为党为国为人民工作,哪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们在台上,年轻人就上不来,实际上的干部终身制就无法废除,也无法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们中个别人还可能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源。

 

  为此,中共十二大(1982年)发明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新型过渡性组织形式,让这批从心底里不想退但因客观情形的需要又不得不退、一下子全退又不适应且需要有过渡有缓冲的老同志,找到一个发挥“扶上马、送一程”余热作用的机会。邓小平同志对此曾作如下解释:“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的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见《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版,第五页)这一过渡就是十年。到中共十四大(1992年)时,中央顾问委员会结束了其在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特殊历史使命!但由此而孕生的官场退休年龄慢慢形成定规:副部级以下干部60岁退休,正部级干部65岁退休,正部级干部65岁左右转到人大、政协任职可以在70岁退休,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初始年龄不得高于68岁,至于连任则无明确年龄说法。

 

  问题是,在当代中国,什么样年龄的人才可以做到国家主席这类高官呢?按照宪法规定,45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需要从下面一步步干、从一岁岁往上熬,大约熬到什么年龄才有希望呢?60岁左右。因为在当代中国,从投票箱里是跳不出四五十岁的人来做国家主席的(通常兼任中共总书记)。

 

  2002年笔者在美国OKLAHOMA州与该州共和党主席座谈时,看到他很年轻(只有28岁),便询问他是如何获得党内老同志的支持和尊敬的?因为在中国,人们会说“小孩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太年轻,还得好好历练”之类的话来为自己死活不放权辩护。他一句“I am respected because I was elected (我是民选的,自然得到尊敬!)”,就让我明白了个中道理。

在中国,60多岁的人的头发的颜色通常是一种什么样状况呢?如果他不是一介农夫的话,我相信他/她的头发的真正颜色差不多是花白了(2008年暑假回老家,见过堂哥,他是一个农民,快60岁了,头发依然一片黑色)。但为了显示他们仍然有为党为国为人民工作不止、奋斗不已的决心、勇气、精力、体力、智力、能力,显示他们有着年轻人一样的体力、精力、魄力和能力,他们早就把头发染成一色的黑色,染得可以拧出水来!试想,一干人都是一色的黑发,就你一头白发,你把你的同僚置于何地?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能幸免于不染发。充其量,只能在头发的局部做点文章了。这便是当代中国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之表现!

 

  让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些吧:美国克林顿、小布什、英国布莱尔等一干人,刚上台时一色的金黄色头发,做了几年总统或者首相后呢,一色的花白头发!退休后不做了,更是如此!他们为什么不把花白头发重新染成金黄色呢?因为他们不需要熬!为什么当初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不需要将满头的银白头发染成金黄色,虽然奥巴马阵营在竞选时在此上大做文章,不断攻击他的年龄太大,一旦他入主白宫后,让人不放心他的身体呢?因为他不能罔顾年事已高,精力不如年轻人这一基本事实而装嫩、装假,他要做的是证明他有能力治理国家、他的公共政策切实可行就可以了,否则不用大选他就败了(尽管他最终还是败了)!

 

  按道理说,中华民族到了今天的时代,再也不是曾经听任别人宰割的模样了;按说,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不小了,都快步入中等收入偏下国家的行列了,为什么国人对头发的颜色还是如此普遍地不自信呢?有人在奢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华文明将为多灾多难的地球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皈依,甚至还妄谈中华文化将一统天下,仅凭把白发染黑背后的故事这一点就难以服众!我们要问的是,一个连自己民族头发颜色都如此不自信的民族,何以能走向世界?

 

  人在一天一天地变老,头发也在一天一天地变白,又有谁能违背此人生之定律呢?!

 

  写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改于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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