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周日的晚上，天气凉爽，埃尔汉·库尔特驾车行驶在空荡荡的乡村道路上。路上雾气弥漫，能见度不足，但丝毫不能阻挡他返回村子的决心，那里曾是他的家乡。他想喝点什么，两瓶威士忌，或许三瓶也行，然后点只烟，和大家聊聊，一如以往每晚前往保加利亚时所作的那样，那是欧盟最贫穷的国家，也是他的祖国。

库尔特一路驾车经过废弃的火车站和破败不堪的牲畜饲养场。32年前他出生的那所房子就矗立在斯利沃波莱村口，现在无人居住了。旁边的酒水吧是他过去常去的地方，现在也早已停业。他继续前行，经过村民们常常赊账购买食物的杂货铺。理发店依然在营业，唯一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在它的储藏室里设有西联汇款柜台。“如果没有从威廉斯堡寄回来的钱，这里的一切都无法正常运转，”库尔特开着蓝色宝马车经过两边建筑时说，“他们恐怕全得饿死。”

他指的是为数不多的留守老人，他们的儿女都离开这里，生活在德国的柏林、爱尔福特、汉堡等城市。库尔特也是斯利沃波莱出走村民中的一员。

不同的是他经常回来。如今他更像是个搬运工，只不过搬运的不是家具，而是人——那些一无所有却巴望着能在德国开始新生活的人们。走运的话，他们能跟库尔特一起来到汉堡的港口区——蓝领工人聚集的威廉斯堡。那里是库尔特的地盘，他开了一家物流公司，专为德国公司提供零工。

坐在乘客位上的麦考·居尔是库尔特的朋友，大部分时间待在保加利亚。库尔特需要居尔的帮忙，因为居尔有一辆面包车，每星期可以在保加利亚和德国来回跑上个4000公里，给库尔特送来新工人。

居尔和库尔特打小就认识。他们都出生在共产主义的环境下，在同一条街上长大，当保加利亚转制为民主国家后，又同时变得一贫如洗。两人都曾在保加利亚贩过牛，后来又一起到希腊采摘草莓，在那里他俩晚上挤在一张塑料布上。“我们都是贫穷的散工，”库尔特说。不过那些都是过去了，如今他俩在斯利沃波莱是有名的“清运工”，任务是把整个村子清空。

“全球化的奴隶”

库尔特从宝马车上下来，走进斯利沃波莱狭窄而冷清的街道。通常他不喜欢步行，不过今天他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成就。他指着左手边的一所房子说：“他们搬到威廉斯堡了。”然后又指着右手边的一所说：“也去威廉斯堡了。”接着指着街对面的房子说：“还是去威廉斯堡了。”这里还有一些人仍在西班牙捡葡萄，在希腊摘草莓，或者在丹麦和面做比萨。库尔特称他们为“全球化的奴隶”。他们都曾经是他的邻居，如今却成了他赚钱的工具。

库尔特知道，他的人在德国不受待见。他们文化程度低，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工程师，不会说德语或英语，不是精英中的一员，甚至连熟练工人都算不上。但这一切没能阻止他们奔向德国。

在欧盟的新东欧成员国中，有许多斯利沃波莱之类的村庄，那里的村民们是欧盟最贫穷的公民，对他们而言，自由旅行等同于自由逃离。过去几十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布加勒斯特、索非亚或鲁塞的郊区，而现在人们正在离开，希望借着加入欧盟、发家致富的承诺大捞一笔。从那以后，一些村子整体迁移到德国城市中，比如罗马尼亚的芬特奈里村，事实上，该村全部人口现正居住在柏林的新克尔恩区附近。再如罗马尼亚的巴布勒斯提市，现已迁至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斯利沃波莱村曾经的居民则将汉堡-威廉斯堡当成自己的家。

当工人趁假期从德国返回斯利沃波莱时，库尔特来到保加利亚。他们站在村外的汽车修理厂，喝着塑料杯中的速溶咖啡，与库尔特及其司机麦考·居尔争论着，焦点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相比，哪国的汽油更便宜。

三年前，德国《明镜周刊》对居尔进行过报道，描述了他尚未发展成熟的临时工运送业务。从开始时的名不见经传到今天的专业化管理，一路磕磕绊绊。“我们尚未大富大贵，”库尔特说，“但已创建了一套体系，不必再挨饿了。”

谈到过去，库尔特经常提及2007年前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前的情景。当时他们仍住在斯利沃波莱，但库尔特的奶牛所产的鲜奶突然间一文不值了。

招兵买马

今天，几辆挂着德国牌照的高价德国车停在乡村汽修店前，包括一辆黑色宝马X5和一辆奥迪房车。宝马车累积行程已达70万公里，但在斯利沃波莱，这不算有效的评价标准。无论多老的宝马车都代表着上乘的机动性。当这些车从德国到汽修厂外时，库尔特的工作就开始了。“这是招兵买马、补充新鲜血液的最佳时机，”当我们开车进村时，库尔特如是说。

在斯利沃波莱，大款一看便知。开着德国车或将房屋粉刷成粉色或绿色的人都是有钱的主儿，还有那些举行三天婚礼、付得起5,000欧元歌手演出费的人都很有钱。想在斯利沃波莱过上阔绰的日子，钱是必须的。想要赚钱，就必须外出务工。

库尔特和居尔与村民谈着德国，跟他们说，威廉斯堡的烤全羊味道更棒，在阿尔迪，50欧元能买两大袋生活用品，而一包奶酪片仅需0.55欧元，而不是2.50欧元。库尔特走近道边一群醉汉说：“你们最好离开这儿，等生出六个娃，想走也晚了。”

库尔特经常握手，皮夹克下的金表清晰可见，他用的是“帕科百万”古龙香水，是在德国一家连锁超市卡夫兰买的。

库尔特对德国的宣传犹如一些人促销免费信用卡。失业的村民询问他工作的事，然后问居尔，车上是否还有空位。库尔特的手机隔一段时间就响起来，是威廉斯堡的物流公司打来的，要招收包装工。

像所有村民流入西欧的村子一样，斯利沃波莱也有先行一步的人，他们先去那里，又返回来，向村里人讲述德国医生治病不收现金、只需一张塑料卡片的故事。他们谈到公交车准时运行，并随身带来药物和第一颗圣诞树，在斯利沃波莱这个穆斯林村庄，这是从未见识过的。

库尔特是先驱者之一，早在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之前，他和兄弟及堂兄弟们一起，抓住机会去了德国。他们最初是非法移民，然后申请庇护，现在已成为欧盟公民。

一种幻觉

库尔特指着一位堂哥的房子说：“那里曾是棚屋，看看吧。”如今，它已是一幢刚刚粉刷过的三层小楼，每个房间都带有阳台。大厅里铺着一张豹纹地毯，浴室柜里摆着德国浴盐，甚至在地下室都能无线上网。这里有德国的复合地板，连厨房橱柜都是德国制造。女儿在学习金融，儿子种植薄荷，并申请了一份欧盟基金的补贴来养殖美国蠕虫。他们的父亲，也就是库尔特的堂兄，在威廉斯堡一家大仓库上班，妻子在汉堡的阿尔斯特湖为德国富人打扫房屋。“任何人都能做到，”库尔特说。

他朗声大笑，扬起手甩着头，大张着嘴，露出掉了一半的牙齿。库尔特说话时，别人都鸦雀无声。他喜欢说话，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他推销新家庭模式运动的一部分，换言之，父母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赚大笔的钱，最终返回家园，富足而快乐。

“这是一个幻觉，”他的搭档居尔说。他知道没有人从西欧返回。他继续走着，现在站在村里的许愿树前。他从围巾上拽出一根线，绑在树枝上，许了一个愿。

这棵树早在20世纪初就一直在这里，和村子存在的时间一样长，由围墙和一扇绿色的金属大门保护着；黄的红的线绳绑在树枝上。围巾、胸罩、内衣随风飘荡。有时候，乘坐居尔面包车的人们在被带入新生活之前，想最后一次到树下许愿。居尔在车里等着。他耐心十足，有着安静的声音和粗糙的双手，这双手要经常修理汽车供暖系统、更换电池。

与来自东南亚贫穷国家的人不同，从斯利沃波莱村来的人并非前往未知世界，他们知道在德国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离开斯利沃波莱的人通常有一个弟弟、妹妹或表亲住在威廉斯堡。他们邻居的妻子已沦落风尘、兄弟姊妹在威廉斯堡住地下室，每月为一张床垫支付250欧元，或者他们的熟人睡在桥下。他们熟悉老板的做事方式——每小时支付三欧元；如果托盘装得不够快速，会动手打工人；有时包工头拖欠工人的工资，突然潜逃。

但他们还是坐上了居尔的面包车。

居尔22岁时，觉得自己万事俱备，可以去希腊摘草莓。父亲卖了一头牛，为他付了学驾照的钱，居尔载着村里的农工去希腊北部，几乎所有人都在同一家草莓园干活。居尔开车穿过田野，把农工送到目的地，再返回村子去接自愿前去的工人。他很快掌握了组织的技巧，给他们买塑料防水布、燃气灶和帐篷。因为保加利亚还不是欧盟成员，居尔不得不非法穿越边境。他学会了如何贿赂官员，迅速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司机。“麦考不会大声嚷嚷，不会和你的妻子打情骂俏。梅科还会放最好听的音乐。”如今，乘客依然对他赞誉有加。

金融危机冲击希腊时，保加利亚人被迫返回斯利沃波莱，居尔只得重新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现在保加利亚已成为欧盟成员国，而且他的朋友埃尔汉就在威廉斯堡，没过多久他就弄清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斯利沃波莱地区的司机很出名。居尔和其他年轻人把保加利亚边境一带的村庄做了划分，一起制定路线，开始向乘客推介。对于绝望之人，以及决心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的人来说，居尔这类人将旅游社、经纪和就业中介集于一身。居尔现年36岁，在谈到自己的日常工作时，看上去疲惫不堪。

居尔说，搬到威廉斯堡真是累人啊，但他很快说自己不是在发牢骚。如今他有一匹赛马，名叫布莱塔尼卡，拴在畜栏里。他在斯利沃波莱买了三幢房子，还有了第二辆面包车，雇了司机来开。妻子离开了他，两个儿子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200平方米（约合2,15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居尔也有一个房间，涂成了粉红色，铺着绣花毯子，到处粉艳艳的。麦考·居尔喜欢粉红色。

他给儿子们买了最新款阿迪达斯运动鞋，在威廉斯堡的土耳其出口店给母亲买了瓷器。两个小孩有智能手机，把父亲的奥迪汽车照片上传到Facebook页面上；全家人用平面直角电视机收看卫星电视。居尔将外面的世界带回斯利沃波莱，但他不希望两个儿子离开自己。居尔说，外面的世界乱得一塌糊涂。“我不想我的孩子们被人利用，”没有人在那儿发大财，他补充到。他指的是威廉斯堡。

拓展到丹麦

16岁的长子阿里仍然想去威廉斯堡，因为他所有朋友都在那里。

最后，居尔打算给儿子们开一家店，或者送他们去上大学。他毅然将孩子们留在了保加利亚，而他正在存钱，以备将来之需。与此同时，他的财富不断增长，帮村民们移民是一份好差事。

除了和库尔特在汉堡的合作外，居尔还拓展了其它业务，包括给埃尔富特的汽车维修店和丹麦比萨店介绍劳力。“我们在威廉斯堡的业务已经饱和，”他说。居尔喜欢丹麦平坦的地形和宽阔的公路，保加利亚人在那里有相当多的就业机会。丹麦雇主付的薪水很高，现金结算，每人200欧元，有时候甚至350欧元。保加利亚人每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月薪700欧元，睡在雇主的厨房里。

周二上午，居尔准备从斯利沃波莱出发，库尔特与他同行。但开车前的最后一刻，库尔特说服自己的邻居爬上了车。也许库尔特想让后者在仓库干活，也可能是想省点儿油钱。

去德国的一个座位收取120欧元，回程80欧元。价格降了，但居尔知道自己必须接受，因为这是在自由市场工作的风险之一。为了抵消收入损失，他捎带着分别将胡桃、烤肉串调料和汽车零部件运往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以及慕尼黑。

他发动了引擎。一个女人坐在后座，她将孩子留了下来。女人旁边坐着一个17岁的年轻姑娘，她没有驾照，正准备去埃尔富特给一位老年汽车经销商当陪睡。三个月后，老头会送她一辆二手小车。当问起后座的乘客们要去哪里时，他们回答：“没有地址，麦考知道。”接下来的32个小时，广播里响着震耳欲聋的保加利亚流行音乐，有色玻璃窗后面，青年人坐在后座，喝着塑料杯里的伏特加，吸食随身携带的大麻。这是一个村庄的小缩影，村民们背井离乡，去体验所谓的成功。

这伙人到了威廉斯堡，然后库尔特去了位于市集广场的“克莱恩驿站”，这是一家土耳其小吃店，现在是保加利亚打工人群的聚集点。库尔特在斯利沃波莱的邻居对面坐了下来，一边喝茶，一边讲述自己早期在德国的经历，当时他在建筑工地干过活，在烤肉店搞过卫生，为了挣10欧元给整个公寓的人搬过家。他将牙刷放在后备箱里，晚上睡汽车后座，喝矿泉水，漱口后将脏水吐到鹅卵石街面上。

狮子崛起

库尔特搬到了一位库尔德房东的破地下室里，生活才开始好转。这是一幢红砖建筑，地下室有八个小房间，四人住一间房，每人每张床支付150欧元。他们吃金枪鱼罐头，还要防着蟑螂，将食物放在折扣店的购物袋里。他从地下室搬了出来，搬到一所公寓里。房东接收社会福利救助，搬去和母亲一起住，但继续收取房租补贴，他将公寓租给了库尔特，每月600欧元。“不管到哪里，人们都拿我当傻瓜看，”他说，“就像所有的保加利亚人。”但他没有放弃。“我是一头狮子。”

库尔特卷起马球衫的袖子，一只狮子纹身出现在他的右手臂上，下方印有“耐克”两个字。耐克是他最喜欢的品牌。“即使我裸露的皮肤也是有价值的，明白吗？”他说。纹身已经有十年了，那时他还买不起耐克T恤。

24岁那年，库尔特抵达德国。他身形瘦长，只有60公斤。他把妻子儿子留在村子里，妻子靠分拣短袜为生，每月挣150欧元。库尔特说，那时狮子正在沉睡。

他每天工作10小时，把麦片盒子码到托盘上，或在箱子里分拣瓶子。他说他是厂里干活最快的工人，最终获得晋升，负责在仓库监督保加利亚人。每当老板和工人发生纠纷时，库尔特都能帮助解决问题。他是好领导，即便有时威胁要打人，工人还是尊敬他。

管事的人

库尔特说，老板很快意识到他的潜力，并告诉他，该是停止打包装箱、自己做老板的时候了。老板帮助他获得了必要的经营许可，不久之后，库尔特就创立自己的公司，名叫埃尔汉物流。他成为一名分包商，老板可以将一些工程委托给库尔特，库尔特则要确保注册和保险不出差错。他说，那时生活变得更加紧张了，但是他喜欢承担责任。

那些想为库尔特工作、想在居尔的面包车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必须意志坚强、心甘情愿。居尔也会收留身无分文的人。当他们抵达德国、成为库尔特的员工，库尔特会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了本次旅行的费用。当库尔特没有工作给这些人时，就派他们为住在附近的其他人工作。他会收起工人的的护照，他们只有用钱才能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