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北京的小学，从地域分布上看，东城、西城、海淀三区是北京三大教育强区。西城由于靠近中南海，以及上一辈领导人的特殊爱好，形成了西城政策氛围 浓郁的特点；东城稍晚开发，现时已多笼罩在商业气息之中；远离红墙与跨国公司的海淀，由北大与清华开始，衍生出众多高校。
北京那些最难上的小学，背后都有深厚的地缘烙印。这个烙印是中国政经变迁的当下凝结。
显微镜下，京城名校的分布，恍如社会结构的一个切片。
从地理而言，东城、西城、海淀三区是北京三大教育强区。西城由于靠近中南海，以及上一辈领导人的特殊爱好，形成了西城政策氛围浓郁的特点；东城稍晚开发，现时已多笼罩在商业气息之中；远离红墙与跨国公司的海淀，由北大与清华开始，衍生出众多高校。
三区的地缘政治因素托起了其教育实力。在京城教育界流行一个说法：西城如高原，教育实力普遍拔高；东城则如平原，不高不低，亦堪一马平川；海淀峰壑耸立，譬如丘陵，高者极高，低者甚低。北京名校即散在这张教育地形图上，居高而处。
政治中枢边上的知名小学
北京那些最难上的小学，其崛起背后的一个特殊原因是拥有政治地理优势。
北 京东城区史家胡同里名宅鳞次。从晚清至当代，众多政商名流，置地于此。称名于后世者，如史家胡同51号曾是章士钊居所，其女章含之与乔冠华的爱情亦在此处 结果；53号即著名的好园宾馆，宾馆名由邓颖超所题，寓意“女子园”，其前身为全国妇联办公点，帅孟奇、邓颖超、康克清等皆曾在此办公；史家胡同亦是众多 中共领导人及各界名人宅邸，华国锋、徐向前、荣毅仁、于光远、仲曦东、臧克家等曾先后居住此。
旧京掌故，明末将领史可法家祠位于北京史家胡同59号。这座传说中的家祠，院落三进，从1939年开始，成为了史家小学的所在地。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为史家小学颁发“红旗学校”锦旗。
从 目前的情况看，史家小学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三：一为传统的就近划片生。二为法定以外的共建生，改革开放后，为招商引资，东城区除了在土地、房屋和财税方面开 出招商便利外，亦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的置换，即以提供共建名额的方式，招徕了许多大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保利等纷纷将总部设到了东城区。据记者了解，共 建生在史家小学大概有7、8个班之多。三为高干子弟，名额直接划给中央办公厅等部门，如有领导人眷属申请入学，需直接联系中办，不能直接跟学校接洽。据 悉，现在史家小学，中央领导人子弟约有30到40个。这些孩子在派出所皆有登记，以确保其安全。曾经有一次，某高级官员的孩子，放学之后自己跑到了网吧， 结果7、8个派出所出动，遍寻一夜，才在网吧找到这个孩子。
除了招收高干子弟，史家小学一贯以来亦承担着政治任务。1963年，时 任老挝总理的贵宁·奔舍那被暗杀，老挝国内局势动荡，贵宁夫人带着子女避祸中国，对其子女的教育任务，即落到了史家小学等学校身上。1964年，贵宁·奔 舍那遗女西沙蒙和开芸姐妹进入史家小学六（3）班，短暂学习了半个学期。此外，1995年坐床继位的十一世班禅，因当时年纪尚小，其教育任务，亦由史家小 学承担。十一世班禅在北京接受了小学教育，现在史家小学还有班禅上学时所题墨宝。
实验二小名声不弱于史家小学，其也得地理之便：坐落在新文化运动起源之地——新文化街，且斜对面便是中南海。
与史家小学类似，实验二小亦招收有不少领导人子弟，甚至因其附近片区住户较少，校内高干子弟比例在全市首屈一指。该校有教师曾慨言，校中学生皆背景深厚，不敢怠慢，故其校风提倡“以爱育爱”。实验二小与八中关系密切，八中亦被认为是北京颇具贵族气质的中学。
北 京景山学校创办于1960年，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左傍故宫博物院，南下即是王府井，目前，因其招生甚少被认为是最难上的学校，亦是居北京的富商 巨贾最爱为子女选择的学校。一个机缘是1983年，邓小平参观该校，信笔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此后“三个面向”成为大陆三十年 来教育方针，景山学校亦因此而贵，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符号。据悉，邓家后代亦有人曾就读于景山学校。
也有显赫一时的知名小学因地理而失势。育才学校前身是延安保育院，但迁入北京后建址于宣武区先农坛，因远离核心，遂失去了地缘政治优势，声势稍弱。
更典型的例子是府学小学，此校历史已逾600年，与史家小学相邻，但在发展上落后于后者，亦可以从地理位置稍有偏离中获得理解。
正宗的干部子弟小学
1949 年之后，为了安排进京各大部委机关子弟，干部子弟学校纷纷而立。官办干部子弟小学，有典型的军事战争痕迹。延安时期，共产党为解决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和培 养红色接班人，幼儿托育供给制在大后方兴起。这以延安保育院为代表，其招生对象主要是为具有一定级别要求的党、政、军领导人子女，且因父母级别不同，子女 所享受的待遇亦有所差。
1952年，政务院颁布《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 子女小学”。与延安时代一脉相承的是，干部子女入学，“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对烈士遗孤，应给予特别照顾。”具有封闭性 和等级性的鲜明色彩。转至文革年代，原旨保障随军后勤的干部子弟学校，遂变成了血统论的堡垒。
目前机关学校中，北京育英学校最为著 名。育英学校成立于西柏坡，原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学校，后随部队入京，定址于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与万寿路附近的部长公寓所毗邻。该校曾经是中央 干部子女学校，负责对领导子女的教育工作。中共诸多领导人子女曾就读于此，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从西柏坡到北京后，便曾插班进入该校学习。1952年，“六· 一”儿童节前夕，毛泽东专门为育英学校题词“好好学习”，此后数十年，此四字为妇孺所详熟。
由育英学校往东，三里河一带，因是国家计委、财政部等多部委所在地，亦是干部子弟学校密集处所。
东临钓鱼台国宾馆而建的中古友谊小学即坐落于此。该校始建于1954年，原为国家计委子弟小学，1964年，因与古巴交好，该校由外交部下令改为北京市三里河中古友谊小学。
三 里河东南，至长安街西线的复兴门外大街处，即北京市育民小学。该校创建于1959年，原是财政部子弟学校，1961年，改归北京市教育局领导，成为教育局 子弟寄宿学校，文革时期，又奉命接收外国专家子弟。目前，育民小学以在小学阶段开展超常教育而知名，其超常班创办于1995年，当时为国家重点科研课题。
建于1955年的二里沟中心小学，位于三里河北面二里沟一带，附近有住建部等部委。其实该小学最早是对外贸易部子弟小学，是当时为解决出国工作人员子女教育问题而设立，亦是北京市最早对外开放的学校之一。
中央部委层级的干部子弟小学大多位于西城，北京市的干部子弟学校则位于北京次级办公区域——东城区。建于1955年的东交民巷小学，即是当年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子弟学校。该校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大街，与北京市委大楼相依，其址亦是清末外国使馆区驻地。
背靠科研院校的“二路军”
海淀区中关村一带由于集合了全国最顶尖的科研力量，同时也是全国最顶尖的大学聚集区，其教育水平拔高于全区水平，为“丘陵上的峰峦”。其中，大多数“山头”即是由顶尖大学领导的附属学校，包括附属中学与附属小学。
就小学而言，口碑最好的附属小学为北大附小。该校始建于1906年，前身即为京师大学堂的附属高等小学堂，其后一度为燕京大学附小。195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并于数年后迁入北京大学内部的燕东园内王家花园。百多年来，该校向为国中小学翘楚。
距北大附小不远，位于清华大学内的清华附小与其鼎足而立。清华附小始建于1915年，前身亦是清华教员子弟学校，名为成志学校，冯友兰、朱自清等清华教授曾先后任成志学校校董。1952年，因抗战一度解散的成志学校，改名为清华附小，依旧为清华教职解决子弟教育问题。
北大附小与清华附小的经验在先，为大学设附小，成为50年代趋势。1954年，人民大学开始筹建寄宿制职工子弟小学，至1958年，校址设于人民大学院内。人大附小由人民大学党委领导，其校长亦由党委指派。
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二小、三小等三所小学也为人瞩目。这三所学校皆位于中国核心科研区域中关村，本是为解决中科院子弟入学问题而设立。但由于中科院子弟智商水平较高，且重视子女教育，中关村三所小学越办越好，久而久之形成口碑。
值得一提的是，中关村一小属于军民共建学校，航天英雄杨利伟等子女皆曾就读于此。与之类似，据中关村不远，直属于北京市教委的101中学，亦与部队有共建关系，被认为是关系最难找的学校。
因 为出身原因，这些小学大多依傍中科院、大学而立，其领导权亦为院校所掌控，脱于北京市教委领导之外，形成“化外之地”。此种因历史留下的局面，被教育观察 者认为，是造成北京市教育与学校改革整体难为的因素之一。“化外之地”的形成，亦使得海淀区的教育呈丘陵颜色，东城与西城的红土铺地，呈现出光怪陆离之 貌。
教育荒野的新富高地
因天时与地利，海淀、东城与西城三区，罗织了北京最丰厚的教育资源，形成一幅从丘陵到平原、再到高原的地形图，然而，在这幅地形图之外，北京其他区县的教育却如荒野般，草木疏离。
近十年间，因入世与经济发展而成为北京CBD核心所在的朝阳区，尤堪注目。在朝阳的教育版图上，由于与政治核心区较远，名校寂寥。
芳 草地国际学校是朝阳区知名小学，也是北京少数有中学建制的小学。该校始建于1956年，上世纪70年代，因外事活动增多，按照周恩来要求，芳草地小学开始 招收驻华使馆人员子女和外籍及港澳台学生，至今，传统未改。作为国际化学校翘楚，该校位于朝阳区日坛北路1号，周遭使馆环立，颇受来华外国人青睐。
北京那些人人欲往里钻的小学，大都成名于改革开放之前，而近十年来北京财富地理变迁，对教育布局的重构力，却影响甚微。在朝阳区CBD周遭，罕见知名学校，作为北京新富阶层居住地区，该区域教育水平远在相邻的东城区之下，更不用说与海淀、西城比。
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说：“中国的名校阶层已经形成了，尤其是名小学，建校时间大多非常长，很早之前就获得过上面的认可，比如评选市重点、区重点，就算现在有个普通学校，教学质量再怎么好，也需要二三十年才能跻身名校阶层。”
内 容摘要：北京是中国政治中心，也是财富中心。其权力和金钱的巨大磁场，强烈扭曲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使得权力、金钱和名校之间互相竞逐，又以小学为甚。它形 成的格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就通过教育资源不公平分配这根纽带，形成金字塔形的学校落差，最终固化了不同家庭的孩子们在将来阶层、身份的差异。
保险柜打开的一刻，在场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珠。成叠的现金滚滚倒出，人们不敢相信，这是在一个小学校长办公室里。
在这间办公室里，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本被销毁的账目。之后传言四播：这本销毁的账目中记录了北京中关村三小过亿的账外资金。
自中关村三小原校长王翠娟2008年受审后的3年中，校长掌握过亿资金的信息已不鲜见。2011年年中，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推出了一份被舆论视为迟到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应当引起重视》的报告，直言中小学的“账外账”或“小金库”现象突出。
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疯狂中，京城“幼升小”、“小升初”的赶考之路愈发逼仄。相对于医疗、住房领域，教育的灰色与不公，对社会显然更具毁灭性。然，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对其表达了更多的沉默？
“老师真的说要我了”
数年前，从东北搬到北京朝阳区的张兰跟丈夫发生过一场“战争”。当时，她一心想把6岁的儿子送到海淀区上小学，她的丈夫却认为孩子小，上学路不要太远。
但 张兰有自己的打算。海淀区知名中学与小学环立，被外界认为是通往清华、北大的“预备队”。张兰下定了决心要把孩子送入“预备队”。在海淀，张兰找的第一所 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小。当时，人大附小组织了一场跨区招生的考试，对外称准备招收200人入校。北京各区的家长们闻声云集，张兰带着孩子也挤入其中。
考试数日后，张兰接到人大附小电话，说孩子属于替补资格，如果别的孩子来不了，再给通知。后来，张兰打听到虽然对外宣称招收200人，但实际仅会考试收录80多人，其他的名额早被“关系生”占下了。
张兰只好赶快去找别的学校。她想去找中关村一小，在不熟路的情况下，反倒找到了中关村三小。三小的招生负责人看了看张兰的户口本，随声问了一句，孩子会不会20以内加减法。张兰应声说会，负责人便让张兰母子下周参加入学考试。
到 了下一周，孩子顺利通过了考试。试后，招生负责人把张兰叫去一旁，道了声喜，紧接着便示意张兰去学校财务室交3万元择校费。张兰自是不敢怠慢，交完款后， 财务很麻利地开出一张收据，让张兰拿着收据去教务办，以此为凭，领取入学通知书。至此，孩子成为了海淀中关村三小的一员，张兰手上没留有证据，可以证明自 己曾经为这个学籍花费了3万块钱。张兰并不在乎，她甚至很庆幸，“3万块的择校费并不算多，在北京这几乎是最低额度。”
张兰孩子入 学时，中关村三小总共招收了20个左右班级，每班50多个学生，而此后数年，北京各中小学的新招生名额被严格控制，入校门槛随之提升，花费10万元以上却 不得其门的故事开始出现。曾有大陆媒体报道，至升学旺季，某学校校长的随身包中，要求入学的条子竟重达1公斤。
相比于张兰，陈女士今年动用了更多资源，结局却更差。
陈女士家住东城区，膝下有一女，视若明珠。女儿四岁时，她便开始留意周遭名校，府学小学、朝阳师范附小和朝阳外语小学列入目标。其中，陈女士最中意的还是府学小学，一方面府学被认为是京城牛校，另一方面府学有校车服务，便于接送孩子。
巧的是，陈女士正好有朋友与府学小学校长比较熟。于是，今年女儿入小学前，陈女士特意给朋友打了招呼，心下盘算，有了熟人，只要报名考试考得好，就应该没有问题。
府学的考试安排比较滞后，在空隔时间，陈女士又带着女儿去了朝阳师范附小和朝阳外语小学，作为垫底备选。这两个学校倒是痛快，朝阳外语小学对孩子进行了简单测试，便通知交钱，而朝阳师范附小测试后亦表示欢迎孩子入学，但要先交1000元报名费和2万元赞助费。
陈女士心下犹豫，她一边向朝阳师范附小打听交过钱后还能不能退款，一边焦急地等着府学开考。尽管考上府学，听人说也要交5万元赞助费，但陈女士还是想把孩子送入府学。
终于等到了考试日，穿越过人山人海，陈女士把女儿送入考场。半小时后，女儿奔出考场、扑入母亲怀中。听女儿说考得不错，陈女士一颗心就此放下，准备等待入学通知书。
过 了好几天，朝阳师范附小的催款电话打来了不少，但府学的通知却迟迟未至，等得越发心焦的陈女士便上网查询，结果竟然是女儿没被录取。数年来的美梦与数月来 的辛劳，一朝破碎。陈女士疯狂给远近各朋友打电话，恳请帮在府学说情。当天晚上，陈女士辗转不能寐。第二日，精疲力倦的她决定不再求告府学，转而去了朝阳 师范附小交款了事。
事后，女儿问陈女士，为什么没有去府学小学。陈女士如实答复后，女儿一声惊讶道：“可是，那个老师真的说要我了。”
京城新“SARS”
入小学难，从小学升入中学，更难。2011年，北京市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0.2万人，其中至少有超过5万名孩子不是通过电脑派位进入目标学校。
按照北京“小升初”规则，若不想参加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对多数家长来说，往往剩下“奥数点招”一条华山路可以通行。
在此阶段，择校与升学蔚为产业。
这 一年多来，每至周末，老邢都会准时出现在北京苏州街的一家披萨自助店中，邀三五人同食。同食者总是变化，但大家聊天的话题几乎不变。因为他们有着一个相同 的身份：学生家长。在孩子紧张学习的周末午后，他们集中在“坑班”对面的披萨自助店中，分享话题。其中，最热门的话题无过于升学。尤其是进入12月，大家 越来越多地谈到这个话题，有些家长开始变得焦虑，“SARS”在这样的气氛中蔓延传播，多少亦影响到了健谈的老邢。
所谓 “SARS”，并非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而是“严重急性人大附中综合征（SevereAcuteRDFSyndromes）”的代称。北京教育 界人士对此症状的解释是：一种因有人大附中早培班、仁华学校以及人大附中情结，但一直没有如愿入学而导致的发热、干咳、胸闷等症状；严重者出现快速进展的 呼吸系统衰竭，是一种新的焦虑型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情进展快速。更多时候，该症状泛指“小升初”综合征。
“SARS”综合征爆 发的时节，往往是北京两所标杆性中学——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举办“小升初”考试时节。每年此时，北京应届小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会如“赶考”般，云集 而至，参加由两校关联培训机构所办，但却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的选拔考试，以期能够被两校点招入学。考试内容都是奥林匹克数学（以下简称“奥数”）。
自 上世纪90年代末起，以奥数、英语为标尺，以选拔小学生“尖子生”为目的，公立学校自办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开办的“坑班”开始渐次出现。其中，根据对应 重点学校的含金量，“坑班”又分为“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种类。“金坑”对应学校是北京市一流的学校，其通过“坑班”考试招收学生数量 亦较多，依次下分，“银坑”多为区重点中学所办，“土坑”是一般中学所办，“粪坑”则大多属于骗钱机构。
北京知名的“金坑班”，有四中网校，它与四中有着裙带关系，三帆则是师大二附中的“坑班”，仁华学校则是人大附中的“坑班”。
值 得一提的是，在众多“金坑”中，仁华学校被认为是“金坑中的金坑”，是北京市“小升初”的风向标。其前身是华罗庚数学学校，是华罗庚后人与人大附中合作开 办的，目的是为了搞超常教育试点。但后来，华罗庚数学学校逐渐变成了选拔“小升初”生源基地，华罗庚的家人便不干了，遂取消了冠名合作。但仁华学校的发展 并没有受到影响。据悉，每年报仁华且能考进去的学生在6000人左右。考进去后，每年都要淘汰学生。到六年级，只剩下4000人，最终点招300人左右。 每年仁华学校会给一些大校、名校与知名附小更多进坑名额，而普通小学则难获同样待遇。进入仁华的学生，每学期每人要交纳1000元学费，从二年级至六年级 的仁华学生，每年给仁华带来的收入不止千万级。
据了解，仅海淀区，每年毕业年级人数在2.6万左右。除了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海淀区小学平均参加奥数课外辅导的学生比例是60%，知名小学在90%左右。
蜂 拥的学生，亦带动了课外辅导班的生意。北京某知名课外辅导班负责老师向《凤凰周刊》介绍：“上‘坑班’学奥数、英语的孩子大多从二三年级就开始听不懂了， 到了四五年级，百分之八九十的孩子已经听不懂了。因为‘坑班’教育基本是不成体系的，完全看孩子悟性，那么孩子要想有好成绩，就只能在外面再报班，接受辅 导。”学而思、高思、巨人等教育机构由此而立，其中学而思教育甚至已经赴美上市。
6年前，董女士正是通过在外面不断报班，并和儿子一起上课学习奥数，最后才使儿子被人大附中分校点招入学。“别人的孩子去学校面试，都抱着一堆证书，我的孩子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别的特长，要想升上一个好学校，只能从奥数这条路走。”董女士回想起来说。
但 成功者也不是多数，与董女士相熟的家长中，有个家长亦狂热地为女儿辅导奥数，报了许多辅导班，不仅如此，为升学计，甚至找人代写作文，运作获奖。却没想 到，殷殷期望下，竟适得其反，本来一二年级成绩还不错的女儿，进入三年级后越发自闭，目光逐渐呆滞，头发亦开始掉落，到了最后，更是没有如愿升入其母属意 的人大附中。为升学而疯狂的母亲跑到人大附中招生办，坐了一天，申请入学未果后，转至101中学校长办公室，一天端坐下来，终于打动招生人员，最终以3万 块赞助入学了事。
奥数的华山路拥挤，一爬便难以掉头。现在老邢和爱人，为了孩子升学，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时间。他曾跟孩子算过一笔账，每周，不算时间成本，仅花费在参加5个课外辅导班上的费用就超过1000块。老邢对记者表示，他的花费还算是偏少的。
与 家长的升学经济重负相比，学校与老师则成为了得利者。在升学动力下，名校老师成为了家长争相趋附的对象，给老师送礼成为了不可少的规程。据一家长向《凤凰 周刊》记者叙述，其曾请人大附中的某化学老师给孩子私授课，睹这位年轻老师，衣着名牌，手挎LV，一身豪阔；另一位人大附中的语文老师更令其瞠目，该老师 每日换衣两件，整整一个夏天，衣装不曾重复。
名中小学老师，有寒暑假期，有层出不穷的隐性送礼，却没有像官员和企业家那样的外部压力，因为他们永远不缺好学生。
按 照北京市教委的要求，“小升初”户籍与学籍需统一，跨区入学应受到严格控制。但人大附中和四中等一流名校，却不受管制，往往会利用户籍与学籍转移的便利抢 占优秀生源。据《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出自人大附中的某届北京市高考状元，其学籍在人大附中分校，但就学地点却在人大附中本部，两校间因裙带关系，学籍交 换并无障碍。相形之下，归北京市委所属的二流名校，则在此方面颇为掣肘。老邢的女儿曾被位于海淀区的首师大附中所看中，但对方在询问了老邢女儿的户籍与学 籍后，面露难色。
一般而言，选择奥数升学的孩子往往会参加不同学校的考试，其中被称作“牛孩”的佼佼者往往会获得多所学校的签约， 如果拿到更好学校的签约，“牛孩”们往往会放弃次等学校的邀请。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次等学校往往会首先放弃最优秀的孩子，以稳为主，选择资质 稍弱的孩子，及时签约。于是，在“牛孩”与名校的制约中，北京名校的差序等级格局愈发明显。
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严令禁止奥数 培训。但奥数如野火烧不尽，北京尤甚。据北理工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小学阶段参加奥数班培训的累计时间平均2.6年，其中北京高出全国水 平，为3.2年；“小升初”占坑班所占的坑数全国平均为1.8个，北京为2.1个；孩子每周用于占坑班的时间全国平均为4.3小时，北京为5.0小时。
针对奥数普及化的趋势，北京市人大代表几度联名反对。作为奥数普及化的策源地，人大附中备受非议。2011年年初，在该校教育实践报告会上，校长刘彭芝谈及外界对奥数的非议，数度哽咽，并谓：“奥数不是反革命！”
深陷奥数囹圄的家长群体大部分反过来支持刘彭芝的观点，认为北京“小升初”的问题并不出在奥数上。
同 样暧昧的还有具体管理部门。有知情人士表示，“坑班”之所以屡禁不绝，是因为管理部门并没有下定禁止决心。究其原因，“坑班”考试其实是现时北京“小升 初”中最公平、客观的考试，无论是权贵子弟，还是民工子弟皆要统一应试，考试程序甚至严于高考。以北京某“金坑班”举例，定在早上8点考试，为杜绝作 弊，7点才印出试卷。而在北京混乱的“小升初”局面中，希图选拔“尖子生”的校长亦格外清醒，唯有通过“坑班”奥数等考试，才能选拔到优秀的学生。
颇具意味的是，据相关教育机构统计，近年来，东城、西城和海淀三区所出的高考状元和前十名都上过“坑班”。
“如果所有应届毕业学生都参加统一考试和电脑派位，我们也不会走上奥数的道路。但总有人能通过‘特殊’的方式进入名校，我们只能通过自身努力，用奥数给自己趟出一条路。”经历过“小升初”的董女士认为“不患贫而患不均”是大多数家长的真实情绪。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人大代表们热衷于批评奥数，却对为权贵开门的情况视若无睹。”老邢说。
“三好学生”的秘密
纵然是奥数“牛孩”，每至北京“赶考”季，其家长亦难得平静。“坑班”考试与面试的标准暧昧，往往让家长们心力交瘁。
“我 儿子升学的2006年，那一年，风声很紧，教委对点招入学正在打压，故而仁华学校都没有像往年一样，安排家长与孩子一起面试，而是在教室里，单独对孩子面 试的。”董女士回忆道，“那是12月份，面试结束后，几个女孩兴高采烈出来，我的儿子却感觉很差。但是结果出来，兴高采烈奔出的女孩美梦落空，我的儿子却 被选上了。”因种种因素，难为外人道的选拔，经常让家长们如坠雾里，迷失方向。
迷途之中，找关系推优入学与特长生证书买卖之风，愈发呼啸。
北京“小升初”，明面上可以选择学校的通道有四：电脑派位、奥数点招、推优和特长生。后两者是“小升初”中最“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也最具操作空间。因名额不多，水也更为深。
特长生制度亦始自奥数勃兴的1997年，不过当时只给了2%的升学名额，甚至后来一度要取消该制度。然而，与奥数的改革回潮一样，特长生制度非但没取消，反而是增加了名额比例，现在特长生占“小升初”的比例都超过了10%。
10% 的名额至如今成为了权钱收受的由头。目前，小学特长生分文艺、科技、体育三类。很多人垄断了特长招生，通过花钱买特长证，以此来为孩子牟利，此种情况在海 淀尤著，比如180斤的孩子居然是田径特长生。特长证交易并不昂贵，一般在1万元左右，但只能保证孩子进入区级学校的普通班。近些年，各中学开始重视特长 生面试，以避特长证之假，但一位家长向记者抱怨，其为使女儿成为艺术特长生，投入不菲，一节钢琴课或声乐课，少则五六百，多则上千。但等到参加某小学的特 长生公开招生时，学校基本是在走形式，“早已内定”。
相较之“坑班”的艰苦、特长生的局限，推优升学是“小升初”中可以较为轻松地进入名校的方式。亦正因此，推优升学中之疯狂，亦最撼人。
按照标准，能取得推优名额的学生，需满足三点要求：1.课内成绩每门在90分以上；2.是三好学生；3.体育成绩达优。其中1、3两项，对小学生而言不难达到，第2项对三好学生资格的要求，则充满了操作空间。
“当年，我儿子的毕业班推优，备选的有3个市三好学生与3个区三好学生，最后入选的竟是2个区三好学生，而其中一个孩子，在推优结果出来之前，就对同学们放话，他肯定能进入101中学，结果分毫不差。”董女士对《凤凰周刊》记者如是言道。
有教育观察者对《凤凰周刊》记者透露，“小升初”中推优贿选，各地皆以出现。在南昌，有家长为了孩子获选三好生，对老师汽车相送；在广州，有家长为此给老师送房。
而 在北京，各个区县都出现了小学生评三好生贿选的情况。其中，老师、家长、学生三方皆参与，有的学校，老师甚至明确告知，一票多少钱，高至二三千元不等。有 的重点小学，快到评三好的时候，参选学生会请全班同学去钱柜等地方消费、请吃饭，其家长尾随于后，躲在一隐蔽的地方，避免让同学发现。其间，一应同学点 单，每点单，家长则于暗处负责掏钱，以此来笼络同学。据了解，这样的情况正不少出现。此外，四年级之后，班主任收到的礼品档次提高很多，尤其是在知名小 学，家长送礼成本非常之高。即使如此，京城某小学班主任仍在一饭局上直言，很多家长都送礼，所以没法特别照顾他们的孩子，但是不送礼的家庭，那是一定不会 照顾的。
某些重点小学，犹会在“幼升小”之时，设置关卡，筛考家长。如查实家长是否大学本科毕业，如让家长背四首唐诗、把唐诗翻译成白话文之类。其目的在于考察家长素养如何，能否辅导孩子学习。据《凤凰周刊》了解，考家长始自2000年之后。
学区房接力跑
家长们不得不使劲逮住进入名校的一丝一毫机会，据《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调查报告中披露，目前，“小升初”入学方式已经多达15种。
在 择校路上，手持巨款、无路可投的家长，往往会在学区房上做文章。所谓“学区房”，即是重点小学划片内的房子，购买了学区房，落了户，就获得了就近入学的资 格。尽管学校越好，接受电脑派位生的比例越来越小。但据估算，目前北京市各城区通过电脑派位入学的比例大致还有：东城44%、海淀40%、西城33%。
“因 地制宜”的“学区房”在售价上比周边房产贵出许多，但销量却出奇地好，即便国务院已祭出史上最严厉的限购政策。如今买“学区房”成了一种接力跑，前一位家 长完成小孩学习使命后再卖给下一位家长。从北京目前情况看，一些中小学名校也利用自身招牌，主动与地产商合作，跨区开办分校，在教育资源的对外支出，与圈 地并行不悖。
而对于能量特殊的家长，则索性直接搭上了“直升机”直飞入重点学校。坐“直升机”登顶的孩子，被称作“条子生”。
据北理工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北京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给“条子生”预留名额。“条子生”的家长部分来自对区的建设有影响的要害部门，如工商、税务、规划、纪检等，甚至级别更高。一般，重点学校的“条子生”占当年招生人数8%-10%左右。
就 北京而言，“条子生”最集中的学校或属101中学。与人大附中等隶属于大学或部委的学校不同，101中学是北京教委直属的学校，同时军队背景深厚，故被认 为是“北京教委的后院”，北京教委渠道的“条子生”，大多安排于此，相应地，北京教委对其拨款，亦居对北京中学拨款前茅。
转载woshiauv 发表于 搜狐焦点网 北京业主论坛 购房智囊团论坛 2012-01-10 15:41:4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