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 头真”的说法，是杨继绳在2001年1月的《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说：“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当中还有一大 批‘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 主义派。”后来，他在《李普今年八十八》中又说：“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提出‘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作为思想者的李普，他的 思想走过了一条‘之’字路。他自己写道：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 ‘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杜 光在《“两头真”现象与“两真”道路》中说：“近几年来，经常有人谈起‘两头真’的现象。所谓‘两头真’，指的是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 识分子，他们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积极投入了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他们是真心实意地为理想而奋斗的一代。这是‘真’的一头，是青年时代的‘真’。近年沿着这条‘真相——真理’的‘两真’之路，他们热切地探求历史真相，寻 觅超越传统观念的真理。找回了青年时代的真诚，重新焕发出民主革命的激情，致力于揭示真相，探讨真理。这是另一头的‘真’，老年时代的‘真’。”他把“两 头真”现象限定在“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即“一二九一代”，我是同意的。更老的一代赶不上后一头的“真”，更年轻的一代即 1949年以后走上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赶不上前一头的“真”。但他把“真”解释为“两真”即“真相——真理”，我是不大同意的。误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观”，正是导致“两头真”人物一度走弯路的重要原因。我以为“两头真”的“真”，应该理解为“真诚”。

在 “两头真”中间的一段是什么？李普说是“左”，章立凡说是“失真”，我赞同章说。在理论上、政策上“左”一点或者“右”一点，其实并不可怕，也难以避免， 根据“试错论”，正确道路本来就是逐步摸索出来的，谁也不可能真理在握。最可怕的是失去了“真诚”。所谓“真诚”，就是有理想，而且忠实于理想。所谓“理 想”，就是对于美好而有道德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向往。失去真诚，就是出于迷信或迫于权势，怀疑乃至背离了自己本真的追求，想的和说的不一样，说的和做的不一 致，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说，成为一个“伪人”，一个自欺欺人的人。

章 立凡在《“两头真”与中间失真》中说：“于光远、杜润生、田纪云、胡绩伟……，这种‘两头真’的老人还有不少；又如李锐、李慎之、何家栋等，在政治生涯中 途因讲真话获罪，就发不出声音了，但晚年仍坚持讲真话。这些前辈有的已故，有的健在，无法一一列举，但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由于我与何先生最为熟悉，因 此本文的讨论将以何家栋为中心。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时说：“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本文的主题就是研究 “两头真”现象的时代背景。

（二）

有人质疑“两头真”人士前一头的“真”，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历史性错误的一方，而没有像米瑟斯、哈耶克那样洞察计划经济的虚幻，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揭露苏维埃体制的反人类罪。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和认识水平来苛求前人，用朱学勤的话来说，是“道德傲慢”与“知识傲慢”。

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知识分子的左倾化，是个全球性的趋势。米瑟斯当时人微言轻，尚处于知识圈的边缘；像杜威、罗素这些最早被梁启超请进中国讲学的西方学术界的 “领袖人物”，都是说社会主义好话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论欧洲、美国、日本，马克思主义都是大学讲堂上最时髦的理论。不仅影响到人文学界，而且影响 到自然科学家。美国搞原子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苏联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在美英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中，有好几组地下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自觉自愿地向克格 勃递送了绝密情报。

苏 维埃模式草创时，知识分子普遍抱有好感与期待，连胡适访苏后也曾表示乐观其成。外部世界对苏联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微。列宁时期就把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 这些政治流亡者对于苏联的揭露，很难取信于西方主流媒体和知识界。得以进入苏联国境的西方知识分子，看到的尽是新版的“波将金村”。即使了解到蛛丝马迹， 自己也不敢完全相信，如罗曼·罗兰就把他的《莫斯科日记》封存了五十年。纪德的《访苏联归来》说出了部分真相，立刻遭到法国左翼文化人士的围剿。连鲁迅这 样生性多疑的人，也把“波将金村”当成了苏联的现实而加以膜拜。当时对于体制持批评态度的苏联知识分子，不是被枪毙了，就是关在集中营里。索尔仁尼琴能够 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幸运，而他的巨著《古拉格群岛》，是在五十年代赫鲁晓夫“解冻”以后才得以问世。要求中国的“两头真”人士在二三十年代就能认清苏联 模式的真相，就好比要求在二三十年代就写出奈斯比特《大趋势》一书，完全脱离了历史的可能性。

我 曾问过何家栋先生，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是什么。他说，第一是左翼文学作品，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普及读物。许良英先生从初中二年 级就开始崇拜爱因斯坦，对物理学一直非常感兴趣，大学读的是浙大物理系，但他受爱因斯坦的启迪而认真思索自己人生道路的结果，却是皈依了马克思主义。他 说：“我从《万有文库》中找到一本《哲学概论》，书中对各派哲学都有简要介绍，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比较好懂，对其论点我很赞同。由此，我又开 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革命理论。”显然，对于文学青年何家栋来说，就更无缘了解和接受罗素、维特根斯坦、实证哲学、分析哲学这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 学派了。有些人无法想象左翼思想何以会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大行其道，他们是把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专政投射到过去时代了。其实，他们只要对八十年代执政 集团屡屡“反自由化”而自由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行其道的事实有所了解，就可以理解1949年以前的情形了。葛兰西指出，即使是在统治阶级掌控经济基础和国 家政权的情况下，被统治阶级仍然有可能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或曰“霸权”）。何家栋先生青少年时期刚刚开始实行的“党化教育”，远远不能与五十 年代或者九十年代的“党化教育”相比，从民国成立后就在学校中普及的“公民教育”以及“左翼文化”的社会教育，对于他来说是占压倒性优势的。因而，“两头 真”人士为了救国救民的理想而靠拢“左翼”，既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受到时代潮流的推动。

（三）

三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的亲苏亲共，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日本侵略所激起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结。

傅 国涌最近介绍了1929年12月北京大学的一次民意测验。其中第六题“中国民众最大的敌人是谁?”回答“军阀”的171人，回答“帝国主义”的89人，回 答“日本”的只有4人。在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的政治话语中，“帝国主义”是以英国为首的。可见当时的中国大学生，对于日本的敌意和警惕性都很低。1931 年“九一八事变”完全出乎国人的意料，否则张学良也不会把东北军的主力开进关内。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求坚决抵抗。中共也顺应民意，及时发 出了抗日的号召。但是，主政的蒋介石鼓吹“攘外必须安内”，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抗日问题上唱“低调”，失去了很多民心。我们事后来看，民众本能的抵 抗要求是对的，上层的反应貌似理性实则误国。“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下尅上”的一个典型，日本内阁与军部均不赞成，如果中国军队坚决抵抗，打痛了关 东军，事变的肇事者将会受到日本官方的惩罚。中国军队一味退让，只有万把人的关东军节节得胜，导致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政坛逐渐占据了上风。

蒋 介石和胡适当时都指望国际联盟的干预。然而，由于美国受孤立主义的影响拒绝加入国联，“世界领导者”英国对于德国和日本在欧亚大陆两侧的崛起均持绥靖主义 态度，国联没有能够对于日本侵华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因而，在三十年代，中国迫切需要的国际支持与援助，只能来源于苏联。当中国工农红军剩下区区几千人撤 退到陕北的时候，张学良积极要求加入中共，蒋介石也通过多条渠道与中共联络，不是折服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个人魅力，而是要巴结他们的后台老板——斯大林。 由于中东路战争与中苏断交，张学良与蒋介石都得不到斯大林的信任，都没有资格充当斯大林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而遭到斯大林 的否决）。蒋介石当时完全有力量消灭红军，但他要留着中共作为与苏联结盟的中介。确实，在抗日战争的头两年，给中国贷款，派飞行员来华帮助中国的，是苏联 而不是美国和英国。

何家栋先生告诉我，他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才靠拢中 共的。在二十岁之前，何家栋已经先后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官和八路军的小队长，他对于两支军队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比较对照。他对于八路军在抗战中挖国军墙 角是有看法的，也向中共地下党员谈过，因此，他迟迟没有被地下党组织吸收入党。但是，当国民党要清理异党分子时，他还是跑到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在要求抗 日的年轻人看来，留在敌后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怎么说也要比大后方的国民党人更“勇敢”、更“神秘”。何家栋后来写道：“左倾激进主义是时代思潮的主 流，它反映出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渴望改变现状的愿望，他们追求的是光荣，是功业，而甚少受利益驱动。他们不过是‘争自由的波浪’，而党是它的潮头。这种 活动所具有的神秘和阴谋色彩，特别吸引”青年人。

（四）

    对于青年何家栋来说，争取国家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是并行不悖的目标。他写过一首《太行战歌》，全文如下：“我在太行山上狂歌  点起自由的烽火  我守卫这片土地  它正诞生一个新的中国  太阳在我脚下升起  又在我脚下降落  任风雨雷电肆虐  对我也无可奈何  只要我在  敌寇就休想从这里通过  我算不了什么  但我就是我”。这里面既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又抒发了对自由的向往。在这里，“大我”与“小我”和谐相处，与五十年代的诗词格调完全不一样。

李 慎之在给何家栋的一封信中感叹：“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何先生在回信中说：“当初 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李先生后来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当年， “咱们”（何、李）入的不仅是一个抗日的党，也是一个标榜民主自由的党。

亨 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把历史上的民主化浪潮分为三波，其中“第二波短短的民主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李慎之在《全球化和全球价 值》中写道：“推原起始，也不必远溯古老的历史，我亲身经历的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邱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正是由英国和美国两个近代宪政思想发源国 家的政府首脑所宣扬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这一大转变的发端。它不但高高举起了一面旗帜，而且 指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甲子以后的现实，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获。”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共竭力向世人展示的也是这面“旗帜”。

1944 年8月，毛泽东对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说：“运用美国影响的另一个方式是美国人多谈论美国的理想，每一个在中国或在美国与任何中国官员会晤的美国 官员都可以谈谈民主。……每一个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民主的活广告。他应该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说到底，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当做民 主的典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企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 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的帮助才能做到。”1945年9月，毛泽东对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 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四十年代前半期，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尽是此类言论，笑蜀已经把它们汇集成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汕头大学出版社因出版此书而被中宣部下令撤销）。

    有些“两头真”人 士主张回归四十年代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何家栋不赞成，他认为毛泽东提出该理论时缺乏诚意，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欺骗性理论。他在给李慎之的信中说：“咱们 都是上当受骗分子，是上了‘假马克思主义一类骗子’的当，是一类骗子不是二类骗子的花言巧语把咱们迷惑了。”何家栋在给胡甫臣的信中说：“若问新民主革命 和旧民主革命有何区别，恐怕只能说是旧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许假洋鬼子（知识分子）革命。从制度创新来说，新民主革命还不 及旧民主革命，旧革命打倒的皇帝再没起来，新革命却屡出强人，制度创新，一所无成。蒋介石逃出大陆前，还搞了一回普选，共产党至今不敢说还政于民。”

    从 1935年的“八一宣言”到1946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被迫妥协让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和开放，与此前此后的一 贯态度判若两人。而“一二九一代”，正是在这种特殊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知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已经不具有自由的心态，譬如说早在1925 年，李大钊领导下的游行队伍就纵火烧毁了发表反苏言论的《晨报》社，预演了红卫兵在文革中的那一幕；他们也不知道，在苏维埃时期，红军和赤卫队是如何杀人 如麻，包括成千上万的党内同志。对于何家栋来说，他甚至连延安整风人人过关的情形都不知道，因而，他也就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一批被革命吞噬了的孩子。

（五）

1949 年10月，何家栋及其同辈人的心态，可以用胡风的一句诗来概括：“时间开始了！”李慎之说：“‘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 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我历来 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是这一句话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经过几十年的战乱，中国大陆终于获得了和平与统一，可以甩 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仅仅两三年时间，何家栋从无到有，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为工人出版社挣回了一座工厂和一座办公楼。

在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何家栋被打成“老虎”，他与顾准一样，是最早被从“革命队伍”中撵出来的。他的经济问题澄清后，又被翻出1943年的所谓 “国民党特务”问题，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行政降级，下放在校对科搞版式。后来，找到了能够为他作证明的人，只要他向上写一个申诉报告，就可以恢复党籍 了。但是他的脾气很倔，就是不肯写报告，心说：是你们开除了我的党籍，就应当由你们主动为我恢复党籍。因此，他既没有恢复党籍，也没有恢复职务和行政级 别。

当时，何家 栋的心情是一个被母亲冤枉了的孩子的心情。他虽然组织上不是党员了，但他要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而且要比党员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在此后的几年 中，他作为责任编辑和执笔者，出版了《把一切献给党》、《女共产党员》、《不死的王孝和》、《革命母亲夏娘娘》、《方志敏战斗的一声》、《海员朱宝庭》、 《我的一家》、《赵一曼》等一系列革命回忆录。如果给五十年代的“红色畅销书”排个名次，前几名几乎可以被何家栋包揽。

在 五十年代前半期，中国的建设事业总体上处于上升阶段，何家栋们即使受到冤屈，也只是对于具体单位的领导人和党组织不满，还不会怀疑党中央的领导人与中共的 路线方针。但是，到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与罪行之后，“一二九一代”中最有头脑与良知的人，就开始考虑带有体制性的问题了。李慎之后来说：“一直到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

1956 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 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 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 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 前就是这个主张。……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毛泽东所指责的“主张要大民主”的“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 就是当时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李慎之等人。李慎之曾让自己的部下林克转呈，“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以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如 果说李慎之等人是“蚂蚁出洞”，当时他们也是“红色蚂蚁”。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本人也在考虑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进行体制改革的问题。李慎之们提出 “开放大民主、压缩小民主”，完全是顺着毛的思路，为共产党的利益着想。

至于刘宾雁发表《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王蒙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更是响应毛泽东“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矛头指向基层党组织中的官僚主义，一度还受到毛泽东本人的好评。刘、王与全国几十万、上百万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本着帮助共产 党整风的愿望，却如蚂蚁一般被各级共产党组织无情地踩在了脚下。何家栋因负责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包括他的两篇成名作）而受到株连，被打成右 派分子，行政上再降四级。

我 曾与何家栋先生交流过被审查、被管制期间的心理状态。我在“六四”后被判刑十三年，身体虽然不自由，但精神上没有丝毫的压抑，因为我和我的同仁都坚信，我 们是站在历史正义的一方面。何家栋与五十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的情况则不同，他们当时还不敢确信，自己就是对的，毛泽东就是错的，因而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 机。何家栋在1949年以前就坐过国民党、日本人和共产党的班房，但精神上最痛苦的，还是在五十年代。

杨 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以细腻的笔法向人们展现了“摧残灵魂的瘟疫”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所造成的伤害，譬如说——“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 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 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操场上去，不想活 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了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 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侮辱!”……

我 在《夹边沟记事》的书评中写道：不能责怪像李怀珠这样的年轻女子难以抗拒“摧残灵魂的瘟疫”，她（他）们当年所面临的处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历朝历代 的中国士人和知识分子，都会遇到选择的困境和内心的煎熬。在真理与强权、道义与利害之间，应当作何选择？高尚和坚强者会选择前者，卑下和软弱者会选择后 者，但在他们的良知中是有一杆秤的。李怀珠们却完全迷失了，他们所信奉的“道理”中有着内在的悖论和难以摆脱的陷阱。他们接受了阶级的真理观、正义观，承 认最高的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手里，但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本性，却在激励他们追求“通适性思想观念”，并身不由己地“处于与现存秩序相对立状 态”。他们对于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分裂而感到内疚，以至于在强权面前丧失了应有的抵抗力。他们虽然承认自己还达不到“坚定正确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境界， 但绝对不能接受他们是“资产阶级乏走狗”甚至是“帝国主义第五纵队”的官方指控。当他们无法从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中自拔时，当他们找不到一种理论和道义背景 的支撑时，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精神崩溃，便是精神堕落。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最糟糕的精神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等到毛泽东犯下更多的错与罪，何家栋们受到更多的生活磨难，肚子瘪瘪的，全身浮肿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反而开始获得了解脱。

（六）

    我 的姑姑和姑父也是四十年代读大学时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姑父曾长期担任中共七大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秘书。郑位三1949年以后一直在家养病，“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对于五十年代的方针政策屡有批评，姑父也受到他的影响。但是，一直要到姑父目睹王任重在湖北贯彻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系统地吹牛、造假，导 致大饥荒、大死亡，他才从路线上产生了动摇。

    李慎之向朱学勤讲述他在被打成右派后的思想历程：第一年痛不欲生，拼 命寻找自己的错误，欲与罪名合拍；第二年豁然开朗，终于“想通”，“想通”不是痛哭流涕，乞求饶恕，而是大彻大悟，跳出三界。“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 条一素身而已”。读顾准前，他自我评价是：“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一人！”直至发现顾准，有一人一灯如豆，掘进在隧道前面，他又补充第二句：“天下 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二人！”是千百万人饿死的生命代价，帮助顾准、李慎之们认清了毛泽东主义的荒谬与罪恶。

    何 家栋的大彻大悟要比李慎之晚一些。因为他在六十年代初，还在为《刘志丹》一书操刀卖力。1962年，阎红彦向中央举报《刘志丹》“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 泽东据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宣称：“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于是，何家栋又成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审查了好几年， 定为反革命分子。这样一来，何家栋成了“双料分子”——右派分子兼反革命分子，被他一手创建的工人出版社开除，下放山东省成武县劳动改造。在此后的十几年 中，他完全搁笔，没有写一个字的作品。这既反映出他的觉悟，也反映出他的无奈。

    在六十年代，一些“两头真”的先驱 者已经不再说假话，不再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但是还不敢说真话。功勋卓著的“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讲了几句真话，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自己人微 言轻，说真话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像顾准、李慎之、何家栋这些人，当时已经是戴罪之身，讲真话只能是罪上加罪、株连九族。

    从 1962年到1966年，毛泽东通过在国际上全面反对“帝修反”，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成功地挽回了他在中共党内的颓势，并进而发动了旨在打倒“刘邓 司令部”（即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的“文化大革命”。俗话说：上帝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文革十年，毛泽东把错误路线推向极致，使他众叛 亲离，彻底丧失了民心。一大批“两头真”人士开始从消极的观望走向积极的行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反对“五人帮”的四五运动中，在反对“凡是派”的思想 解放运动中，在推动中共领导集团从“调整”走向“改革”的政治斗争中，他们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七）

    进入八十年代，“两头真”人士大都已经过了“六十而耳顺”之年，他们与更年轻的一代心心相印，一起开始了理论道路上的再跋涉。

我 曾说：“不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四五一代，大致是在相同的时点（1971年林彪事件前后）彻底告别‘左倾激进主义’的。在1970年代，两代人的思想转变 是一个平行、并行的过程，互相之间的交叉、交流并不很多。”何家栋也说：“四五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但他 们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到了八十年代，这两股力量便逐渐拧成了一股绳。

李 慎之、何家栋们平反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重新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我在《怀念老何》一文中写道：“当时，老何利用手中的职权（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 辑），对于熟悉已久的老朋友和新近结识的青年人，都尽其所能地给予了帮助。这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胡乔木、邓力群刚刚鼓动邓小平抛出‘清除精神污染’的 形势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何家栋与刘宾雁“因为一点文字姻缘”，两次成为“患难之交”。1985年，何先生主编《开拓》（文学杂志）创刊号首篇发表了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再次受到上面的审查，并被免除了职务。何家栋说：“我们下台后，反自由化浪潮就汹涌而至，第一个浪头就把‘思想家’冲走了，甘阳 及姚鹏、马晓军主编的两套丛书相继沉船。”他所说的“思想家”，是指由我主编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这套书后来一共出了六十几种；其中前十种（包括耶 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等）是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每种印数都在几十万册。甘阳主编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姚鹏主编的是《猫头鹰文 库》，原来也都是准备在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当时，这些丛书都是以译为主，重点引进介绍西方近现代思想。何家栋在与我们这些中青年人一起编书出书的过程中， 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转变，基本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学说（即三十年代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奉命打造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但仍然向往马克思所说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 八十年代，由于年岁和精力的关系，由于恢复了大学、研究生教育和出国留学，四五一代在吸收新知方面比一二九一代具有一些优势。徐友渔说：“就我的经验和理 解而言，与一批具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中青年学者的交往，对李慎之最后将思想立场定位于自由主义有重要作用。”李慎之自己也说过：“其实我对自由主义并无多少 研究……事实上，中国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学者，他们对自由主义知道的比我多得多，研究的也比我深得多。我很为此高兴，他们是明天中国的希望。”何家栋写道： “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由于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种种民间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 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程度上，也绝不亚于一二九一代。由于年龄的缘故，要求一二九一代从理论与实践上全面解答中国问题已经是不现实的。回顾一二九一 代的思想发展线索，是为了勾勒今日中国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思想重组后的四五一代与其前辈思想家之间建立必要的‘链接’。”

我 们从下面摘录的何家栋写于1988年的部分文字，可以触及到“两头真”人士在当时的思想面貌。何家栋已经提到了“重建文明模式”、“建设法治国家”、“自 由人的诞生”、“民主化进程”以及“合法性治理”问题。其中涉及“自由人”的段落，可以明显感到吟诵《太行战歌》的青年何家栋又回来了，执笔《把一切献给 党》的中年何家栋则消逝在历史的幕后。

消除人对所有权、对政权、对文化的疏离，实现人的解放。根据劳动贡献获得报酬，根据能力和成绩获得职位，根据自由选择发展个性，为一切人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重建我们的文明模式。

建 设法治国家，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政治上人人平等，才有法律上人人平等，如果官和民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那就没有平等可言，也没有什么法治社会。人 们有一种误解，把平等和效率对立起来，认为追求经济平等，会导致平均主义，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连带否认政治平等的必要性。我觉得经济要讲效率，政治必须 讲平等。平等只能导致民主，促进经济发展。而民主才是法治的根本保证。

社会潮流正冲撞着我们无形中套在自身的枷锁，时代呼唤着自由人的诞生。一切具有良知的人们，当你在复杂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始终以人的尊严承担风险和责任，你就成了真正的你自己，从而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现 在“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好像成了魔术家的手帕，只需轻轻一晃，叫变什么就是什么。一切被谴责的非理性的东西，赖它辩护；一切尚待完善的东西，赖它敷 衍搪塞。这不是尊重国情，倒是对丑恶的东西一往情深，对美好的东西心怀恐惧，还自以为是明智的现实主义者，这些人其实已丧失了曾令人神魂颠倒的理想，背离 了那么忘情追求的目标，最后也只好随波逐流或倒行逆施了。因此，“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两个概念只有同生产力的发展、民主化进程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才 有意义。它是披荆斩棘的利剑，不是藏污纳垢的盾牌。

中 国共产党是在非法状态下建立，又在武装斗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本身没有合法的和平的议会斗争的政治经验，他们比较擅长于用暴力的阴谋的手段来解决同“敌对 势力”的矛盾，在党内也习惯于用军事方法解决思想政治分歧。这样一个毫无现代意识的党显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只能胡来一气。因此，有必要按民主原则在 共产党内建立新的机制，造成健康力量生长的条件。……党内如果消灭了反对派，毁灭了自我否定、自我调节、自我更新机制，就只有等待外力来纠正它，打倒它， 那就不是更新，而是死亡。

（八）

    在 八十年代，绝大多数“两头真”人士是体制内改革派，其中有些人与中共一线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成功寄予希 望并具有信心。“六四”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两头真”人士与执政集团划清了界限，成为政治异议人士甚至政治反对派人士。

    大 家知道，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在“六四”之后挂冠而去，并留下了一句气贯长虹的名言：“决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他在脍炙人口的《风雨苍黄 五十年》里写道：“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我还清楚地记得 ‘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 能称为人民军队的。’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 出的中国人民觉悟的嫩芽。”“我注意到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 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时代潮流 也是由一个一个人的努力汇聚而成。朱学勤在《危城别慎之》中说：“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五十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 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他也知道还有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不是用来作筹码，向特权阶层讨 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何家栋在《未尽的心愿——怀念慎之》中说：“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李慎之去世 前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但如果假以时日，他显然具有成为新时代政治家的潜质和气魄。”“秦晖所谓‘在非自由秩序下’具有‘实践原创性’的自由主义者，用李 慎之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李慎之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胡适、顾准等前辈，成为当代中国有志于献身自由民主宪政实践的理想 主义者的榜样。战斗就需要有团队，团队就需要领军人物，这是陈寅恪、钱钟书一类‘自由民’不考虑也不理解的。熟悉李慎之的人都深信，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 他的‘实践原创性’肯定会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此，他们才不理会‘律人而不律己的自由主义者’、‘空谈而不践行的民主主义者’对他的贬低之辞。”

我 在《怀念老何》中写道：“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老何。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分裂’出来或‘新生’的民主政党的政治顾问。尽管李、何二位曾 经推动过的某些行动未能实现，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今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被迫停刊后，不就有‘十三老’联署抗议信的发表嘛。”我这样说自 然是有充分根据的。何家栋在给胡甫臣的信中说：“我看共产党要自救，最好的办法是分裂，现在好人坏人（姑且这么分）都在共产党内，我总担心被人家一勺烩 了。分了家，谁也别沾谁的光，滥竽充数者就现原形，恶人才无处藏身，地下党才有可能回到地面上，彻底消除黑道色彩，这也叫阳光政策，公开性。谁愿意继续在 暗室中搞密谋，当恶人，可以自成一党，那时他们搞腐败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现在一锅吃饭，反腐败成了排斥异己的手段，反掉别人，保住自己，越反越腐败。各 立门户，你反我的腐败，我反你的腐败，不会再像今天，一切藏着兜着，老婆贪污受贿曝光，老公立马宣布离婚，还照样做官，一切推到老婆身上，他就‘一尘不 染’了。你若质疑，人家还振振有词：‘这是内部矛盾。’世上居然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事情。但是，这天下毕竟也是我们打下来的，为它坐过牢、流过血，如果我们 不发出抗议的声音，就成了同谋犯，合伙人，助纣为虐，还能逃脱历史的审判吗？”

在 思想上大彻大悟的“两头真”人士更是不胜枚举。杨继绳说：李普“到晚年，他的认识有了彻悟。他的彻悟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对毛泽东的认识：毛泽东是独裁 者；第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这个党不是民主社会的政党；第三是对现行制度的认识：中国是专制制度，而且是长期封建专制与前苏联专制制度的结合；第四是 对马克思的认识：毛泽东很多作法、专制制度的很多方面，其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李普在这四个方面的彻悟是深刻的，一针见血的，带有颠覆性的。”

事 实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蜕变，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与六十年前越来越相似。四十年代初，中共曾与各民主 党派一起推动宪政运动；二十一世纪初，耄耋之年的李锐、李普们从改革派转化为宪政派，再次像青年时代那样，高声疾呼“宪政大开张”。只是理论基础已经不再 是毛泽东牌号的“新民主主义”，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宪政民主主义。

青年 时期的“两头真”人士是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政治的。最近，胡绩伟旧话重提，指出：六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败得失的历史说明，如 果中国共产党不抛弃失败的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那么也将像坚持“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国民党反动 派那样，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废除一党制为核心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是大得人心、符合国情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 六十年前的国民党统治的大陆一样“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15页）但是，毛泽东当年讲得对：“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两头真”人士的思想历程与政治命运，很像是一个历史的循环，但是，这并不是回到原点，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中国的宪政民主化事业，正是这样艰难曲折地开辟着自己的前进道路。

（谨以此文纪念三年前——2006年10月16日——逝世的何家栋先生。）

2009.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