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賈葭

台灣反服貿期間，我在北京遇到一個計程車司機，他說，你把服貿說得這麼好，還有那麼多人反對，他們是傻子嗎？他們不傻。一定有什麼他們不願意接受的東西。我們要相信正常人對事務的基本判斷。我問他平時通過什麼看台灣新聞，他說是《環球時報》和央視的《海峽兩岸》。我很震驚，同時替胡錫進主編感到擔心。這位司機提了一個問題：他們到底在擔心什麼？

同樣的，在香港反自由行、“反蝗蟲”的人，他們又在擔心什麼？雖然香港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不可以簡單類比，但香港人聲援台灣人時會說“不要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台灣人也說“今日之香港，即明日之台灣”。反自由行在香港是非主流民意，反服貿在台灣卻是主流民意。這兩者的共同點是，反對中國大陸主導的對兩地的貿易統戰。不同點在于，香港把矛頭對準那些去香港的大陸人，而台灣的矛頭卻是直接針對執政黨。

這正好顯示了香港和台灣的主權差異。香港已經被納入中國的整體經濟體系之中，有自由而無民主的香港，在政治上無法反抗對香港擁有主權的北京政府，港府又無決定權，只好類似泄憤似的反對“蝗蟲”。台灣有主權（或者稱為不完整主權）且有民主，則可以反對民選政府。佔領立法院，幾十萬人上街，正是台灣民主的體現。

對於中國大陸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周邊的香港、台灣其實無法抵禦。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改革開放，為北京處理香港、台灣問題提供了相當多的貿易手段。基於地緣政治，這兩地的抗拒幾乎沒有什麼力量。但在與中國大陸的相處過程中，都發現了與大陸的緊密關係帶來的新問題：政治受限與價值挑戰。在香港，這個較為明顯。台灣則是從2012年大選開始發現。

今年的佔中和反服貿兩個議題，就是對上述“政治受限”與“價值挑戰”的一個回應。香港的佔中是是要民主，人民要決定權。台灣的反服貿說白了，就是明確提出：和中國大陸交往不能只談錢，在談錢的時候要保證政治安全，要經過民意同意。一方面顯示出大陸的“以經促政”的統戰路線要面臨挑戰，一方面則表明非民主體制遭遇民主體制的尷尬。

反服貿人士中，有反共產黨的，也有反全球化的。是不是很奇怪？全球沒有一個地方會同時反社會主義和全球化，只有社會主義才會反全球化。其實這三十年來，中國早就形成比資本主義還要更資本主義的權貴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的一個變形，能夠更方便的利用資本影響國際政治，從而保證自身的政治利益。這就是鄧小平說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特主義”如今在香港和台灣迎來了挑戰。這種挑戰的核心在于：除了談錢之外，我們在一起還可以談談文化價值和政治秩序。這無疑是在挑戰北京的底線。也許對香港和台灣來說，如果不守護自身價值甚至不去影響對岸的價值，就會遇到這種文明差異帶來的價值風險。我想起一位前輩媒體人三年前在香港對我說，如果不改變中國，中國就要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