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救我，”1967 年，流亡巴黎的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服下致死剂量的安眠药后，在床边留下的字条上这样写道。二十世纪对瓦特过于无情：当他的祖国于 1939 年被纳粹军队及其苏联盟友联合占领之时，身为犹太人，又曾担任马克思主义杂志《文学月刊》（Literary Monthly）编辑的他不大可能向西（译注：指柏林）逃亡；然而东方也并非善地，当逃亡至利沃夫（译注：Lviv，现属乌克兰）时，他便被秘密警察逮 捕，并流放至哈萨克斯坦。瓦特是个有良心的人，然而若是身处二十世纪的无数死难者之中，他的良心大概会被负罪感压垮——他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个迫害者，他让 知识界对斯大林主义变得无害。
是什么使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难以看透？瓦特对此的洞见对于历史学家们极具启发，即使极权主义本身已逐渐消亡。“自由被剥夺、暴政、滥权、饥荒都可以勉强忍 受，如果它们没有被强行称为自由、公正、人民的利益的话”——他自传中的这句话被 Anne Applebaum 用作她关于苏联在东欧统治史的新书（译注：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6）的题辞。就瓦特和他的圈子著述颇多的历史学家 Marci Shore 在其新书（译注：The Taste of Ashes: The Afterlife of Totalitarianism in Eastern Europe）中也记载了自己如何成为最后一批有机会采访瓦特同时代人，和首批有机会阅读瓦特令人心寒的绝命书的学者——那张字条被从自杀现场取走并下令封存，直至二十一世纪才得以重见天日。
Applebaum 和 Shore 等学者的作品证明，即使身处二十一世纪，共产主义这一上世纪现象仍有许多不为人所知之处值得了解。她们都是掌握多种语言、拥有丰富实地经验的区域史学者， 都为波兰文化（对于 Shore 则是波兰犹太人文化）的多样性、不屈不挠和精神活力所吸引。此外，她们都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的联系，比大多数前剧变学者所认为的要更加密切。
Applebaum 的作品更像是社会史而非叙事史。她并未从外交高度审视东欧，引用电报和专著，纠结于雅尔塔会议上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出卖了波兰，或者究竟是杜鲁门还是斯大 林先挑起了冷战。相反，Applebaum 向我们描绘了一副斯大林主义如何在波兰、匈牙利和东德运转的详尽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画卷。
斯大林武力重塑东欧的计划开始之初便有希特勒的帮助。在签署了一份瓜分该地区的秘密协议之后，两个独裁者即于 1939 年入侵波兰。斯大林的辩护者宣称他只是在为抵御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争取时间。Applebaum 不信这一套。如果斯大林真的预见到会不可避免地被希特勒背叛，大批德国共产党人就不会被送入虎口（遭入狱并处死）。在这一时期，苏联同样进行了纳粹式的大 屠杀，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卡廷森林惨案”—— 22000 名波兰军官和其他战俘被大规模处决。“在这 22 个月里，苏联和纳粹德国是真正的盟友，”Applebaum 写道。纳粹于 1941 年袭击苏联，给这段蜜月期划上了句号。
任何战后东欧史，尤其是波兰史，都必须直面这段混乱的时期。当红军在 1944 和 1945 年咆哮着向西穿越波兰时，他们卷入的是两场不同的战争：一场是完全正当的面对纳粹侵略的抵抗战争，另一场则是完全不正当的、和纳粹合作发起的侵略战争的延 续。盟军参与的是苏联的抵抗战争，而非征服战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二次背叛波兰而不因自己的不作为而良心不安，上次没有，这一次自然也不会有。
对于俄国人来说，区分这两场战争并不容易。在正当战争之中，占领军确实拥有一定策略上的回旋余地。1945 年 8 月，波茨坦会议授权盟军可以关押不仅纳粹士兵，还有“其他对占领军及其目的有威胁的一切个人”，这给苏联的一系列暴行大开方便之门。苏联重新启用了布痕瓦 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作为战俘营，企图“将可疑分子与社会断绝联系，至少直到苏联占领者 站稳脚跟，”Applebaum 写道——很难说这不是个合理的愿望。
问题是，一支庞大而粗野、刚进行了数年野蛮战斗的的军队，要做到不误伤十分困难。俄国人对待他们的波兰附庸的方式就像对待敌人德军一样。在德国，他们的有 些行为——比如收缴所有收音机——基于军事理由还可以一辩，到了波兰却只能引起义愤。众所周知，1944 年华沙起义时，俄国人就在维斯瓦河（Vistula）对岸，对德军将城市夷为平地熟视无睹，毫无作为。300,000 名带着武器的波兰地下抵抗者希望在苏军指挥下抵抗纳粹，但俄国人欺骗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逮捕了其领导者并关押至古拉格。斯大林的波兰顾问，后来的 波兰秘密警察头子 Jakub Berman 指示手下的干部如何玩转抵抗者，好像他们本身就是纳粹似的。
就在纳粹留下的烂摊子之上，苏维埃政权崛起了。百分之二十的波兰人口已经死亡，包括绝大部分犹太人。战前波兰的部分版图划归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由 德国的部分领土“代替”。Applebaum 对七百六十万德国人被驱逐出波兰并无多少同情——毕竟，他们的目标是“生存空间”（Lebensraum），是殖民，是毁灭波兰文化——但她仍然震惊于他 们被驱逐的方式。专门建立的负责驱逐德国人的机构，随后被用以骚扰其他族群。俄国人接收了纳粹从波兰人和——尤其是——被谋杀的波兰犹太人手里偷来的财 产。共产党人辩解的方式是归罪于这些财产本身：“这些公司属于德国战争机器，目标是摧毁苏维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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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曾说过，共产党人接管东欧的故事没有内在的叙事意义，因为这一切在苏联都曾发生过，并不新鲜。Applebaum 强烈反对这一点，她认为在东欧实行的政策是斯大林主义的精髓，是经年提炼出来的“最优方法”。战后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流行的指控“铁托主义”或“犹太 复国主义”的表演式公审和 1936 到 1938 年之间莫斯科的一系列审判其实是同一模式，这“证明了斯大林将那些审判归为政治胜利，认为是值得在未来的附庸国推行的策略，”Applebaum 这样判断。
在所有国家，共产党都按照同一条简单公式行事。甚至在临时政府就绪之前，他们就会依据内务部（NKVD）的指示建立起秘密警察组织。他们可一点不开玩笑。 匈牙利人口调查局曾成功抵制纳粹统计全国犹太人的要求，然而在苏联占领之下，也只得很快交出了所有德意志裔人（Volksdeutsche）的数据。然 后，苏维埃政权会接管消息机构：从电台开始，最终扩展到其他所有媒介。
在 Applebaum 看来，苏联是真心以为，所有这些幕后操纵，加上共产意识形态对于工人天生的吸引力，可以使得他们在不伤及表面的民主形式的前提下掌握政权。然而选民们的敌 意却是始料未及的。1945 年 11 月，右派的独立小农业者党（译注：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Agrarian Workers and Civic Party）在匈牙利议会中对共产党及其他四个党派获得了绝对多数。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的波兰人民党（PSL）“勇敢非凡且惊人地直率”的竞选活动是全书亮点之一，以党派成员被暗杀、1946 年被窃取的选举、1947 年 1 月被破坏的选举以及米科瓦伊奇克本人遭流放而结束。有些例外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在1946 年共产党获得了 38% 的选票。不过，在斯大林强迫捷克拒绝马歇尔计划承诺的美国财政援助之后，这样的局面再也没能重复。到了 1947 年共产阵营领导人会面讨论如何应对马歇尔计划之时，“几乎所有与会的共产党派都已经取得了对政权的直接束缚，”Applebaum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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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于“我们人民”（译注："we the people"，美国宪法序言的前三个词）究竟是谁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一国人民（a people）是几乎无法抵御僭政的。苏维埃占领者的当务之急即是防止这样的观念自发地出现。Applebaum 引用历史学家 Stuart Finkel 的论断：相比破坏自由经济，共产党人首先会更加卖力地破坏自由结社。即便是 1920 年列宁启动新经济政策之时，“对文学、哲学、和宗教社团的系统性破坏丝毫没有减退，”Applebaum 指出。苏联担心得没错：1980 年代给东欧共产主义带来末日的不是财阀，正是捷克的知识分子、波兰的工会，还有各个教会组织。
Applebaum 没有满足于简单的概括，她选取了一些小规模组织，细数了它们被颠覆的过程。在书的开头，她以波兰妇女联盟，一个由热心志愿者设立的在车站向难民施舍食物的 组织为例，描述了官僚如何对其进行渗透，并最终改造为党派教条的代言人。破败的华沙基督教青年会（YMCA）因收藏有大量爵士乐唱片成为年轻人聚会的场 所，使其难逃被关闭的命运（唱片最终被共产青年们用锤子砸毁）。连酒吧老板、烟草小贩和理发师们也遭到怀疑，因为“与公众的规律性接触机会使得他们成为法 西斯宣传的绝佳吹鼓手。”但苏维埃共产主义甚至不允许独立的“反法西斯”组织存在。波兰童军组织因为在二战中加入武装反抗纳粹的抵抗斗争而成为眼中钉。对 于个人，光是欢迎新政权、敌视旧政权还不够。那些没有抢着公开对苏维埃胁肩谄笑的人，很可能就是会造成麻烦的坏分子。
“每一个公众节日都成为训练公众的机会，”Applebaum 写道，“每一个组织，从德国的 Konsum 食品供销社到波兰的肖邦协会，都成为共产宣传的传播媒介。”今天，如果读到东德的文化官员宣称“从歌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直无意识地向着辩证唯物主义 努力”也许滑稽，可那时，这话可不含任何喜剧元素。“共和国的建设需要喜剧战线上的同志们的支持，”当东德政府关闭一家温和的幽默杂志时，中央委员会的一 名成员这样解释道。
在 Applebaum 考查的全部三个国家里，摧毁天主教会组织都是政府优先进行的事务。1950 年，经营孤儿院和救济厨房的天主教慈善组织“明爱”（Caritas）因为“与贵族和纳粹同情者有联系、涉嫌挪用资金”遭到非难。该组织被国有化，在布道 时影射此事件的牧师也被处罚。破坏教会使得政权获得大量资源，转移至“爱国牧师”和官方“反对派”的控制之下，正如亨利八世所做的那样。
苏维埃政权希望将年轻人赶到官方组织的畜栏里。相比其他地方，拥有“希特勒青年团”传统的德国完成这一任务轻而易举。当东德的共产青年沉溺于里芬施塔尔式 的火炬游行时，基督教组织却被反复的毛式批斗大会折腾得四分五裂。于对这类恐吓，教会权威有着不同的反应。匈牙利天主教会选择了强硬反抗，其枢 机 József Mindszenty 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都在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中度过，到共产主义失败之日，教会早已被摧毁。相比之下波兰的教会机构则更加灵活，虽然并非无可指摘，但至少成功 存活了下来，并领导了 1970 到 80 年代的抵抗运动。
苏维埃治下的东欧并非纯粹邪恶，亦非毫无成就、平庸无奇——只需听一首 1960 年代的交响录音，或尝试解答一道 1970 年代高中奥数比赛中的难题。但它缺乏自由。在波兰曾有一项称为“社会提升”（awans społeczny）的项目，基本上就是一种面向工人阶级孩子的反歧视政策，其听上去很美好的目标“深化、拓展在校教育”跟我们自己关于“多样化”的口号 也没什么区别。问题是，政府希望通过“社会提升”获取的政治利益和公众的教育权益可没什么关系，而在领导者被挑选、提拔而非选举产生的波兰，只有政府的利 益才是至高无上的。
学校系统也并非毫无意义。在波兰，由于纳粹占领时期关闭了学校，于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消灭文盲之战”变得不可避免。但是，教育成果再次从属于意识形态上 的因循守旧。Applebaum 提到一个女孩因为在学校说“我爷爷说斯大林在地狱里被火烤着呢”而被送回家——不是因为老师不同意这句话，而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她的朋友、她的爷爷、她 的学校，以及学校的管理者。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成为了镇痛的慰藉，成为人们自我欺骗的一种方式，用以合理化自己对强者的屈从，得以保全面子。“我也不 喜欢斯大林的一些作为，”你可能会对妻子嘀咕（得低声！）道，“不过总得有人消灭文盲呀！”
对于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忍受共产主义的人所负有的责任，Applebaum 的态度是矛盾的。而对于那些建造华沙的斯大林式建筑群的工程师，她则毫不留情。她认为，波兰建筑师们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她认为他们“就像那些制 作纳粹卡通宣传画的德国画家一样，没有一个是被枪指着非得这么干的。”（然而这值得怀疑。即使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存在自由的艺术空间，想要分辨其边界也很 困难，更不用说在其中贸然进行自由创作了。）
Applebaum 同情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的人，若是身处正常的年代，他们大概会对社会作出无法估量的贡献，而非成为毫无人味的国家机器中一颗颗无足轻重的螺丝钉——扮演这样 的角色是出于“自愿”还是无能为力，或许他们自己也无法分辨。作曲家安德热・帕努夫尼克（译注：Sir Andrzej Panufnik，波兰作曲家、指挥家，1954 年移居英国）为了其作品能得到演出机会，不得不加入波兰作曲家联盟。所有联盟成员都被要求为统一工人党写一首党歌，最终他羞愧地发现，自己匆忙写就的作品 居然获得优胜。要养活家庭，又不愿继续向政权妥协，他放弃了作曲事业，转而研究十六世纪波兰音乐。另一位名为宝娜嘉的女士（译注：Halina Bortnowska-Dąbrowska，波兰神学家，团结工会顾问）放弃了自己童军领导的工作，前往西里西亚（Silesia）向小学生教授宗教。这 也许没什么职业前景，“但在这六年里，”Applebaum 写道，“她在没有与当局合作的情况下，在共产波兰幸存了下来。”要做到这一点可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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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plebaum 对这段时期的考查中，一个消散不去的主题就是：德国战争目的的残忍性，尤其是在波兰。“德国占领波兰的目标，”她写道，“从一开始就是摧毁波兰文明。”这 个国家的上层阶级大多数都被处决或送往集中营。到了战争结束之时，毫不夸张地说，华沙什么都没留下。纳粹成功摧毁的还有波兰长达千年的犹太文明。面对这种 情况，旁观者大概会认为，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愤怒会使得存活下来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团结起来。这样的情况完全没有发生。事实上，在战后的波兰，一波接一波的 极端反犹骚乱和集体迫害依然成年累月地发生，其中几次不乏中世纪式的“血之诽谤”（译注：“集体迫害 pogrom”“血之诽谤 blood libel”都是特指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的专有名词，前者指有组织暴徒袭击犹太人住家、商店和宗教场所，后者指污蔑犹太人绑架儿童用作血祭）。
在这些事件中，共产党人在迫害者和受害者中都组成了很大比例。Applebaum 写道，有些共产党人“对犹太历史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情矛盾。”1948 年，共产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认为：“有些犹太人同志觉得自己和祖国波兰和波兰工人阶级毫无关系。”Applebaum 也指出：“几乎所有匈牙利共产领袖，拉科西（Rákosi），格罗（Gerő），雷瓦伊（Révai），都拥有犹太血统。”拉科西的一项首要任务就是将党 “匈牙利化”——也就是说，让党的公众形象更加非犹太（译注：gentile，外邦人）化。斯大林大概也认为，新生的以色列国会跟这些附庸国一样，加入共 产阵营。Applebaum 指出，在共产波兰，公众对秘密警察 S.B.（译注：Służba Bezpieczeństwa，内政部保安局）成员的典型认知就是“穷凶极恶、训练有素的狂热分子，高学历，很可能是犹太人。”据估计，在战后的波兰，犹 太裔占据了秘密警察领导层的百分之三十。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刻板印象就是事实。Applebaum 发现，从 1947 年起，99.5% 的秘密警察由波兰裔担任。犹太人对共产主义的参与比例被严重地夸大了，原因是一种残酷的“拣选”机制：战前波兰的三百五十万犹太人中，活下来的不到一成， 其中大部分都来到了苏联躲避战争。其中，因为亲共而逃往苏联的人，本来就更容易成为共产党员；剩下的人之中，因为苏联保护而活下来的那些，因为怀有感激或 其他情感，自然也更可能加入共产党；而那些没有被共产意识形态吸引住的人，也不会回到斯大林主义的波兰继续生活。相比其他族群，战前的东欧犹太人确实对共 产主义更具同情，但是，纳粹大屠杀的发生，其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创造了上述这种分类，使得犹太人，尤其是波兰犹太人，看起来比他们实际上的要更同情共产主 义。共产党人越来越熟练地利用犹太人作为替罪羊。1950 年代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表演式公审的被告人大多数都是犹太人，而在 1968 年，波兰政府更是发动了一场“抵制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数千名犹太裔波兰人遭到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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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情感雷区，”Applebaum 写道，“没有什么比战后东欧犹太人，尤其是波兰犹太人的历史更难以触及的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即是东欧犹太人和东欧共产主义纠缠不清的关系。”这片雷区， 则成为了 Marci Shore 的新书The Taste of Ashes 的主题。
如果读到 119 页就停下的话，那么你根本不会明白这本书在讲些什么。Shore 称自己的作品是一本“极度内省”的书。不仅如此，它还充满诗意。它的语言有一种深思熟虑的音韵之美，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精确计算过的（比如这句 "and straw chairs wobbled on the cobblestones"）。这是一部关于作为东欧史学者的 Shore 前 20 年学术生涯的智性自传：旅行（1990 年代的布拉格，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政策，最后还有波兰），语言（捷克语、波兰语、意第绪语），还有人物（从热爱艾伦・金斯堡《嚎叫》的右翼斯洛伐克议员，到 进行变性手术后给 Shore 致信道“革命没有结束，它才刚刚开始！”的捷克友人）。你也许会想到 Elif Batuman 的The Possessed，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优秀著作（译注：The Possessed: Adventure with Russian Books and the People Who Read Them，台译《谁杀了托尔斯泰》），因为 Shore 同样向我们引荐了一群极富个性的怪人，通过他们之口讨论严肃的主题。在 120 页， Shore 抵达波兰不久，一个这样的主题就吸引了她的注意：斯大林主义给人们留下的记忆，以及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罪于它。
柏林墙倒下之时，Shore 才十几岁。当她来到欧洲时，“共产主义的失败，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她写道。过去，对于各式各样的团体来说，共产主义不过是相互利用的工具。想要摆脱这 种工具，无异于邀请别人对自己进行清算。除此之外，更麻烦的是：首先掀起反共大潮的，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和其他左派分子。Shore 指出，捷克异议文件《七七宪章》“并非反马克思主义。”这是事实，但功劳并不一定就要归于左派：不管我们多么乐见（作为反对派的）东欧左翼思潮实际上比之 前认为的要更加形态多样、多元化，仍然有可能只是因为（作为执政者的）东欧左派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要更加残暴罢了。也许出身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反对派的光辉掩 盖了其他思潮的异议者，只是因为他们对游戏规则理解得更加充分，他们明白：哪些规则可以妥协，哪些绝对不会改变。这一群体中，有些杰出的成员对此有着清晰 的反省，比如亚当・米奇尼克（译注：Adam Michnik，波兰思想家，有“反对派运动设计者”之称，著有《通往公民社会》）和 Konstanty Gebert（译注：波兰记者，曾组织地下教育机构“飞行大学”〔Uniwersytet Latający〕）。
历史学家 Jan Gross 将 Shore 的注意力吸引到波兰战后的“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上，她从那里开始研究非同凡响的 Berman 家族。在她关于瓦特及其圈子的著作Caviar and Ashes中，Berman 家族占据了很大篇幅。这个家族有五个孩子，其中两个死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活下来的三个之中，有波兰“小斯大林”之称的 Jakub Berman，正如 Applebaum 写道的，曾阴谋帮助苏联红军将波兰抵抗者引入歧途。他的弟弟 Adolf Berman 则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因为宣扬“右翼异端”被排挤出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并移民以色列。
还在希伯来学校学习时，Shore 曾因为问基布兹（以色列集体公社）是不是就像共产主义而遭到责骂。于是，她本以为这对兄弟一定关系不合。恰恰相反，她发现，战后共产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 关系堪称“缓和”。Adolf 并不反对共产主义：1952 年，已经移居以色列的他（在那里他更常用的名字是 Avraham Berman）与左翼复国主义党派决裂，加入了以色列共产党，原因即是原党派强烈谴责了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针对鲁道夫・斯兰斯基的公审（译 注：Rudolf Slánský，原捷共总书记，被以“托派分子”“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罪名处决。此处似乎与史实有出入，Adolf Berman 因为此事退出的是 Mapam 即联合工人党，但没有立刻加入共产党，而是组织了新党派 Left Faction）。Jakub 对犹太教也并不反感，他的一位 100 岁的幼年伙伴这样告诉 Shore。“这是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到，犹太人问题是如何无可救药地同共产主义问题纠缠在一起，”Shore 这样形容这一发现。
Shore 十分赞赏 Jan Gross 的史学方法，即“在作者与原始资料之间建立对话。”在 Shore 与她采访的每一个能找到的历史学家、老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孩子、波兰犹太人朋友之间，同样建立了这样的对话。她发现，在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解上，犹太裔和 非犹太裔波兰人之间存在分歧。“Kostek 告诉我，对于波兰右派，那场战争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她写道，“对于左派而言交战双方则是两种意识形态。”犹太数学家、道德哲学 家 Stanisław Krajewski ——他的父母在祖父母被斯大林清算后仍然是坚定的共产党员——认为，所谓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是一种错误印象，而且是创造出来用以自我归罪 （acknowledge）的概念。“我没有用『认罪（apologize）』这个词，”他告诉 Shore，“但也许会用『归罪』、『对话（engage in dialogue）』……”Henry Dasko，一位犹太共产党人的儿子，因为 1968 年的反犹运动离开波兰，在临终之时告诉 Shore，当苏联于 1939 年 9 月 17 日入侵波兰时，波兰犹太人对他们普遍持欢迎态度。“对于犹太人，那一天是有意义的。”Shore 的犹太朋友 Bogna 和 Lea 对自己曾在二十年前受洗感到厌恶，当时她们狂热的父母为她们安排了洗礼，作为一种支持团结工会的姿态——“为了向他们自己的父母，那些共产主义在波兰的奠 基者表示叛逆，抑或为他们赎罪，”Shore 写道。就这样，我们被带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地带：这是一场对话——关于波兰犹太人的历史过错（guilt）的对话。不是“幸存者的负罪感 （survivors' guilt）”：是负罪感（guilt）本身。
“整个『犹太人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固定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Shore 的精神导师 Gross 说，当时他正身处一场由他的著作Neighbors引 起的公众辩论之中。在这本书里，他记述了 1941 年在耶德瓦布内（Jedwabne）的村庄，一场由波兰人而非纳粹进行的反犹暴动。Gross 的同行 Tomasz Strzembosz 争辩道：“在 1941 年的耶德瓦布内，波兰人厌恶犹太人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二十一个月之前，对波兰共和国的灭亡，犹太人没有悲伤。相反，他们欢迎红军的到来，与苏维埃合作把 波兰人送进劳改营。”Gross 是对的，正如他在波兰报纸 Gazeta Wyborcza的采访中所担心的，如果对耶德瓦布内事件应用“减罪细节（mitigating circumstances）”，不管是用德国人的恐吓，还是用犹太人的政治倾向，“都会使我们轻松地下结论说『啊哈，原来是这样』，或『确实是骇人听闻 的罪行，但毕竟……』，或者『这确实可怕，不可原谅，可是……』”
这使得 Shore 来到了一个死胡同，因为历史学家可以冒险对斯大林主义应用同样的辩解。于是，她同样努力地搜集证词，证明：否认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只是一种礼貌的惯 例罢了。Shore 还提到了她自己和 Gross 的一封通信，其中她写道，那些 Gross 认为证明了波兰人在纳粹大屠杀中“普遍勾结”的证据，她怀疑只是“漠不关心，或者被动参与。”对于大多数波兰人，斯大林主义只是纳粹主义的延续。对于一些 犹太人，斯大林主义则是摆脱纳粹主义的一种途径。正如 Konstanty Gebert 在描述他那加入红军波兰分支的母亲时坦率地说的：“对她来说，这种选择很清楚：要么古拉格，要么毒气室。既然有些去古拉格的人还能活着回来……”
当然，很少有人能作出什么有效的选择。如 Shore 在本书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写道，更多的时候，这种选择的结果是人们“呼唤着斯大林的名字，前往特莱西恩施塔特（译注：Theresienstadt，位于捷 克的纳粹集中营）的墓地。”在 1952 年捷克公审中失去了丈夫 Rudolf 的女作家 Heda Margolius 告诉 Shore，刚到奥斯威辛的时候，她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在那里，她遇到的共产主义者
实际上是集中营里最好的人了，……唯一不只为自己着想的人，唯一不去想那些即将面对的恐怖、而是思考战争结束后世界会变成怎样的人。而这给了他们无尽的力量，而他们本身是多好的人啊，周围所有人都为他们着迷。
当她和丈夫被解救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共产党。Pani Irena，Berman 家族的第三个幸存者，说得最简洁：“谁若是共产主义者，他一定不是个反犹分子。”
波兰对纳粹的抵抗运动中，有一处插曲使 Shore 倍感困惑。在 1942 年逃离华沙犹太隔离区之后，Adolf Berman 和他的一个曾被关押在奥斯威辛的天主教抵抗力量朋友 Władysław Bartoszewski 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 Żegota 的秘密组织，即“援助犹太人理事会”。在 Jakub Berman 领导安全机构期间，Bartoszewski 被关押了七年。为什么 Jakub 不为这位曾给予他的兄弟无数帮助的朋友做点什么呢？或者，为什么 Adolf 不和 Jakub 一起干预对 Bartoszewski 的监禁呢？1997 年，当 Shore 向 Bartoszewski 本人询问这些问题时，他似乎完全不明白她究竟想说些什么。Berman 兄弟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被缚住了手脚。Jakub 自己都小心到不敢向他在以色列的兄弟去信吊唁他去世的妻子。后来，Shore 看到了一份 1968 年的秘密警察文件，里面有一份日期为 1945 年 4 月 的伪造文档，是 Jakub Berman 和他的犹太人“同伙”之间密谋“接管波兰的全部国家生活，扩大控制力”的通信。显然，一旦党决定对他采取极端措施，这份文档就会被作为“罪证”公开。
Jakub Berman 的女儿 Pani Lucyna 与 Shore 会面时，指责她未能设身处地意识到选择余地之狭窄，“尤其对犹太人而言。”即使在这一点上 Shore 确有疏忽，她也在探讨过程中进行了弥补。事实上，她在这本著作中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讲述了波兰犹太人的选择余地是多么的狭窄，即使在共产统治之下。如 Adolf Berman 的一个于 1968 年流亡至布鲁克林的共产党学生 Aleksander Masiewicki 在给他的一封信中所写：
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构成（共产主义的）替代品。现在它确实能解决数万波兰犹太人的问题，但在当时，考虑一下俄国的三百五十万犹太人，它却是无能为力的。它 也许给予个人无尽可能性，但整个民族的命运却不得不由其所身处的、已暴露出其不友好的真面目的国家来决定……如希腊悲剧一般，我们面临左右为难的窘境，无 论作出怎样的选择，迎接我们的都将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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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著作预示着，我们对于二十世纪的理解正在发生改变。Applebaum 和 Shore 年龄虽然相近，却处于一个世代的两端。Applebaum 生于 1960 年代，对冷战有着成年记忆；生于 1970 年代的 Shore 没有。Applebaum 面向的是极权主义的幸存者，她把自己的书题献给“那些拒绝生活在谎言之中的东欧人。”这本宏大而果敢的著作给予我们关于共产主义的已知最为权威的知识，也 只给予我们最为权威的知识。
Shore 的作品则完全不同。她的著作是互联网时代博学的典范。如同个人博客一样，它记录了她通往对问题理解的每一步智性努力。Shore 几乎从不让重要事件以自己的口吻说出来，相比 Applebaum 的更加古典的文风，这意味着威严的欠缺，但也让她得以摆脱历史学家的超我，与读者分享更多。至于读者是否能接受那些关于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联系的爆炸性内 容，这种问题并没有让她畏首畏尾。
部分读者也许会觉得，周游世界以探明诸多百岁老人对于 Jakub Berman 是否是个“善良的犹太人”的意见有些无趣。另一些也许会觉得，将这些私人回忆辑录在一起，只不过是一套对于 Jakub Berman 在波兰所作所为的最终辩护陈词。相比标准的历史学写作，这样一种“回忆录历史”是更加坦诚（透明）还是更加怯懦（不表明态度），理智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持保 留意见。不过对于任何真诚的读者而言，这一点都是清晰的：Shore 选择历史负罪感作为她的主题，是为了加深我们的理解，而非搬弄是非或者激怒任何人。她成功地找到了一种直率、新鲜、扣人心弦的方法，解释了波兰人和犹太人 关于二十世纪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的特定观点。毕竟，负罪感不是无益的自揭伤口，而是建设性的道德工作。在所有时代，“有罪（guilty）”几乎是任何一 个运转良好的良心的墓志铭。
本文作者 Christopher Caldwell 是《旗帜周刊》高级编辑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文中提到的两位学者：Anne Applebaum 是美国记者、普利策获奖作品《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作者；Marci Shore 在耶鲁大学教授欧洲文化及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