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培笔下的三个苏俄东方学家

蒙古学家鲍培像 陆林汉 绘

　　最近泛览西文东方学旧书刊，读到乌伟君（Henry G. Schwarz）整理的蒙古学家鲍培（Nicholas Poppe，1897-1991）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1983）。书中所记学林掌故，多非国内读者所熟知者，下面就挑几个好玩的作一介绍，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

　　鲍氏是德裔俄国人，生于山东烟台的芝罘，1918到1924年间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随鲁德涅夫（Andrei Dmitrievich Rudnev，1878-1958）、鄂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1863-1934）、巴托尔德（Wilhelm Barthold，1869-1930）等名家攻究东方语言。当时虽然苏联新起，旧俄不在，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圣彼大东方学教师平日里的言行，怎么看 都离苏联人民教师的形象太远了。

　　比如《佛教逻辑》（Buddhist Logic, 2 Vols，1930-1932）的作者、精通梵藏语的大学者史切尔巴兹科依（Fedor Ippolitovich Shcherbatskoi，1866-1942），他是前帝俄科学院院士，学问极为渊博，享有世界声誉，但在鲍培眼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叫兽”：

　　谁都知道他是个见女人就走不动的人，而且对待她们的方式很粗暴，其所作所为与人们对一个大学者的期待严重不符。我觉得所有女性对他来说只是些物 件而已，用完就不再需要她们了。有一回科学院常务秘书鄂登堡给他家派去个女打字员帮他做事，没多久她就发丝凌乱衣衫不整地跑了回来，哭着说她死也不要回去 了。我第一个妻子娜塔丽娅的女伴对她讲过，有一次吃饭时她正好挨着史切尔巴兹科依，他居然摸起她的大腿来，直到她小声警告说“再摸我就喊啦”，他这才停下 来。

　　从鲍培的叙述来看，史氏这个毛病在圈内似乎早已尽人皆知。希望这个八卦不要坏了大家读《佛教逻辑》以及史氏其他论著的胃口。

　　讲完史氏对女性的态度，鲍培继续回忆他对人民民主问题的看法：

　　其实史切尔巴兹科依为人真诚、勇敢，从不掩饰他的真实想法。他特别厌恶苏联人称之为民主的那些东西。我记得有一次苏联东方学会（当时还叫东方学 家管理委员会）开会，著名的日本学家康拉德（Nikolai Iosifovich Konrad）宣读了一篇关于古代日本民主制度的论文。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史切尔巴兹科依问康拉德：“我说，教授，您觉得民主到底是什么？”康拉德回答 道：“当人民有权集会和讨论事情，有权投票和选举时……”史切尔巴兹科依马上反驳说：“是吗！就是说允许每个蠢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啦。”他这句话一出来， 就像扔了枚炸弹，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被逮捕的。

　　“人民=蠢货”、“民主=蠢货们发言”这类话，从波兰旧贵族出身的史氏嘴中蹦出来，一点也不奇怪。还好他最后没被人民民主给专政掉。像这样敢说怪话却能免于刑罚的，还有生理学巨匠巴甫洛夫。毕竟都是学霸级人物，背景硬，普通人就不要模仿了。

　　史氏教过鲍培藏语，课本用古印度佛教学者寂天造《入菩提行论》的藏译本。他是个好老师，教得非常不错。但鲍培的专业是蒙古语，他真正的老师是蒙 古学家鲁德涅夫、弗拉季米尔佐夫（Boris Yakovlevich Vladimirtsov，1884-1931）和科特维奇（Wladyslaw Kotwicz，1872-1944；也是波兰人）。其中最好玩的要属弗拉季米尔佐夫。弗氏可不只有蒙古语这一杆枪，他兼通梵语、藏语和古突厥语，还在巴 黎跟沙畹、伯希和、卢塞洛神甫（Abbé Rousselot，1846-1924, 实验语音学家）和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印欧语言学家）镀过金，熟悉东方学文献。弗氏带鲍培读的第一部蒙古语书，是十六世纪蒙古学僧Neyichi Toyin的传记。不过这位老兄在治学态度上似乎有些问题，读校样时从来都是马马虎虎的，结果印出来的东西错误百出。鲍培提到他出版的一篇讲演辞，题目叫 《蒙藏之佛教——919年9月31日举办的讲演》。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开篇就错，因为谁都知道，9月只有三十天，哪儿来的9月31号呀。每当发现这类错 误，弗氏的反应却是脸不红心不跳，而是高兴地喊一句“嘿！这儿又印错了”，一副与己无关感觉挺好玩的样子。这都什么人啊！

　　虽然史氏癖好特殊，弗氏马虎成性，但没人质疑《佛家逻辑》和《蒙藏之佛教》是他们的爸爸代写的。不过另一位蒙古学名家波兹德涅夫 （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1851-1920）的情况就不同了。波氏去世后，他搜集的蒙古语写本、刻本以及未刊论著的手稿，都被其遗孀卖给了苏联科学院，负责整 理和编目的正是鲍培。鲍培在这批东西里发现了驻北京俄罗斯馆的巴拉第（Palladius，1817-1878）从汉字音译本复原成蒙古语的整本《元朝秘 史》，这是当年巴拉第委托给波氏帮他出版的。结果波兹德涅夫只刊行了一些片断，只字不提巴拉第送给他的是整部书的复原本。鲍培还注意到，波兹德涅夫在杂志 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谈用俄语标音符号转写《元朝秘史》汉文音译字的问题，内容竟然全是基于巴拉第之说。鲍培感慨道，虽有拉丁语格言劝大家“对死人，要么喊 好，要么啥也甭说”（de mortuis aut nihil aut bene），但他还是要让波氏剽窃巴拉第一事彻底曝光。

　　此后，鲍培陆续发现了波氏习惯性抄袭的其他证据。在1895年和1897年，波兹德涅夫石印出版过两本有关蒙古语文献史的讲演录，但其内容竟然 全是抄自他的学生柯赫（Georgii Kokh）的博士论文。柯赫在答辩前不幸死于结核，波氏就把他已经写好上交的博士论文藏了好些年，等所有认识柯赫的同学都毕业离校了，才把它拿出来署上自 己的名字出版。这得有多粗的神经，才能做得如此心安理得呀！巴拉第作品的整理刊行者、波氏以前的学生柯津（Sergei Andreevich Kozin）告诉鲍培，有一次波氏前往卡尔梅克地区调查，在某卡尔梅克富人的帐篷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临行前居然顺走了一尊银佛像，结果被主人抓了个现 行。像波兹德涅夫这样严重不靠谱的人，不能不让鲍培怀疑他发表过的所有论著都是抄袭来的。那句拉丁语格言也许应该改成：“死了的坏蛋，更不能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