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宣布将反向收购大股东中信股份100%股权，以实现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消息，成为刺激香港与内地股市的重大新闻。

4月16日，中信泰富公布，这桩总额2269亿元的重大收购，交易对价包括499亿元现金和1770亿元的股份。完成收购中信股份100%的股权后，新公司易名中国中信，或成中国最大综合性企业。　

同时担任中信集团以及中信泰富和中信股份等子公司董事长的常振明在香港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述交易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一步，实现了政府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

而随着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中信的整体上市，荣氏家族的身影已经越来越远。一个时代缓缓落幕。

中信的“荣氏”烙印

1979年10月，荣毅仁由邓小平点将创办了中信。同深圳特区一样，中信成了金融领域的“特别窗口”。作为1950年代因公私合营而名噪一时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特殊身世、遍及世界各地的亲属和天赋的商业智慧，对帮助当年的中国打开经济之门意义非凡。

跟随荣毅仁一起创业的中信元老中有时年38岁的王军。据荣智健回忆，当年创办中信的2000万元启动资金还是王军（王震之子）借来的。加上荣毅仁借给公司的1000万元个人存款，中信创立之初可调用的资金仅3000万元。到1984年，国家投入中信的资本总值为1亿元，此后再无现金投入。

1986年，已是70岁的荣毅仁亲手将中信的大旗插到了香港。中信香港集团董事、曾任荣毅仁秘书的庄寿仓先生回忆，在香港成立分公司的想法是与筹组中信同步进行的。那时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尚未公开，“九七”回归一事还未提到日程，荣毅仁早已敏感地意识到香港这块极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窗口。

据庄寿仓回忆，那时，荣毅仁同吴志超、吴光汉、王军和叶选基等几次赴港，与香港新华分社领导商谈。荣毅仁每天都要有五六次的会见，与各界华商名流交谈。“首届董事会聘请的港澳董事李嘉诚、霍英东、马万祺先生和已故的何贤、王宽诚先生，都是那时商定的。”

从形式上讲，1980年2月已确立了“中信香港”的基本模式，但正如庄寿仓所言，中信香港真正在香港有所作为，还是在1986年底、1987年初。“香港一岛之地，华洋杂居，已有百年殖民地历史，但系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故必须有熟悉本地情况、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善于运作的人才主持，才能用好这块金字招牌。”

已在香港摸爬滚打了8年的荣毅仁独子荣智健成了扛起中信香港业务的最佳人选。

1986年，在商海中搏击了8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的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并很快担任董事总经理，那年他已44岁。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由米国钧接替王军任董事长，荣智健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荣智健向北京中信提出的要求只有两个：人事和经营决策权。中信香港从此步入荣智健时代。

收购国泰航空是荣智健的第一次漂亮的出手。香港国泰航空是老牌的英资公司，当荣智健提出收购国泰航空股权时，遭致董事局许多人的反对，因为当时世界航运业普遍低迷，香港航空业也不景气。关键时刻，父亲给了他最坚定的信任和支持。国务院为此也特批了8亿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

1987年2月，中信香港以23亿港元购入了国泰航空的12.5%的股权。这是中信香港首项大投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投资行动，是很成功的资本运作。除此之外，荣智健在香港和内地投资地产和电厂等项，“到1988年底，这些投资已使中信香港获得3亿港元利润”，这既是荣智健在资本市场的初次上演，也为中信香港日后积累了起步发展的基础。

此后，荣智健又把投资重点放在公用事业上，1990年，先是以5亿港元收购了港龙航空公司的46.3%的股权，成为香港第二大航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又以 100亿港元的高价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这一年，荣智健完成对上市公司泰富发展的收购，从此更名为“中信泰富”。

与此同时，中信泰富完成了中资公司第一宗准MBO(管理层收购)。1993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董事长职务。

1996年，中信集团资金紧张，接替魏鸣一出任中信董事长的王军将中信香港所持3.2亿股中信泰富股份(占15.47%)，以每股33港元(低于市价25%)出售给荣智健、范鸿龄等 65位管理层，作价109亿港元。其中荣智健以96亿港元购入2.91亿股，成为第二大股东。这笔钱的绝大部分当然也是借的。后来，荣智健又在股价波动之际购入部分中信泰富股票，个人持股总数超过4亿股。

红色家族往事

2005年底荣毅仁去世时，荣氏家族再次高调跃入人们的视野。这个富豪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一百年中经历了从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震荡，并在每一种格局下都显示出高超的生存智慧，甚至让人感到了神秘。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是荣氏商业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

上世纪初期，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2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随后荣德生南下广东，看到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俩默契配合下，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厂房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自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荣家先后开办了无锡公益工商中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补学校、江南大学、上海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同时增设分设校内面粉、机电、化工、数理、商业、农业等许多专业系统，约培养高级人才1200多人。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100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1990年客死巴西。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淡去的身影

而伴随中信泰富的壮大，荣智健的舞台越来越大，他在舞台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连续三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荣智健都始终稳稳地坐在前三甲的位置，从2002年的7.8亿美元，到2003年的8.5亿美元，再到2004年的14.9亿美元，仅隔两年，财富几乎翻了一番。房地产、运输、金融、电信、基建，荣智健执掌下的中信泰富所涉足的行业无所不包。

但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股价如果大跌，用以获得数百亿贷款的质押股票会被“斩仓”还债。而无质押的债务也会被催逼，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公司被“清盘”。危急关头，来自中央政策的资金“扫盘”（吃尽抛单）助泰富渡过险关。荣智健在股权方面的“野心”被搁置了起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信泰富逐步把力量向钢铁和矿业集中，这是非常有眼光的战略调整，使其一举成为中国特种钢铁的领导者，无论对中国传统行业整合，还是对中信泰富未来发展都有深远重大的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在2007年美国次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中，一向强势的澳元兑美元汇价大幅下挫，导致中信泰富在外汇衍生品上出现155亿港元的巨额亏损。

荣智健随后向母公司中信集团求救，中信集团注资15亿美元助其渡过难关，中信泰富则以每股8港元股价向集团定向增发。巨亏之下，让荣智健自行辞职的呼声渐高，而荣智健则表示并无辞职之意。然而，在香港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事件后，迫于压力，他还是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由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接任。

而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持股比例由29.4%增至57.6%，重新成为中信泰富的控股股东。

自2009年4月离职后，荣智健逐步减持中信泰富股权。根据路透社获取的销售文件显示，荣智健于同年5月5日以每股11.95-12.2港元折价配售 6000万股中信泰富旧股，涉资7.32亿港元。6月12日，荣智健再按每股3.45港元，以先旧后新方式配售保利香港2.3亿股，集资7.94亿港元。也就是说，一个月内荣智健已经获得15亿港元现金。

2010年3月11日，荣智健又分两笔减持了中信泰富超过4000万股，套现逾8亿港元。此后，荣智健不断减持中信泰富股票。

减持的同时，荣智健于2009年6月25日成立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为40港元，而董事会成员最初共三人，即荣智健、长女荣明方和次子荣明棣，清一色家族成员。

这是荣智健首个以“荣氏”命名的家族企业，直至当年12月23日改名为隆源企业控股公司，计划进军地产和金融。2010年3月30日，“红筹之父”梁伯韬入股隆源控股，任职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不过，随后荣智健的企业就因海南神州半岛土地问题身陷关联交易的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