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江江 褚传弘

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呈现高发态势，2014尚未过半，见诸报端的自杀官员人数已达近10人之多。

奉化倒塌居民楼所属街道官员自杀

4月9日15时30分左右，奉化市西河路批发市场附近有一男子死亡。死者正是4月4日奉化塌楼街道建管办副主任何高波。警方经过初步勘验和调查，认为该男子系自杀，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广东省博罗县地税局官员自杀，遗书称难忍病痛

3月21日，博罗县地税局党组副书记吴某中在汤泉半岛住宅小区坠楼身亡。死者在遗书中称自己的病治不好，痛苦难忍。经公安法医尸检，死者系跳楼自杀。

中铁集团总裁因抑郁自杀

1月4日，中国中铁执行董事兼总裁白中仁因意外逝世。白中仁于当日下午从家中跳下，经抢救无效逝世。据称，其死前患有抑郁症。

南通市房产局违纪官员家中自杀

1月6日凌晨，南通市房产局原局长陈西在家中自杀身亡。此前一个月，在南通市纪委召开的全市城建系统警示教育大会上，通报了包括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某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安徽泗县人社局局长留下遗书

1月3日，泗县人社局局长陈兆才自杀后，遗书部分内容得到公布，其中写道：“我的死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影响，完全是自我选择”。

重庆前“打黑英雄”自杀，同事称其悲观厌世

4月4日，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 周渝被发现在渝中区一宾馆自杀死亡。经调查，周渝患糖尿病多年，近期又查出患有重度肝硬化，曾向同事流露出悲观厌世。

湖南税务局局长自杀，死因疑为抑郁

2月24日，湖南税务局局长彭文彬被发现在办公室内自杀身亡，现场发现有遗书。

广东东莞社区主任办公室烧炭自杀

2月17日，东莞樟木头圩镇社区居委会的清洁人员在前往社区居委会主任刘伟强的办公室打扫卫生时，发现办公室内的卫生间房门紧闭，并且已经反锁。等大家破开卫生间的小门时，刘伟强已经昏倒在卫生间里。旁边还有一堆已经燃烧的黑炭。经医生证实，刘伟强因一氧化碳中毒已经死亡。

回溯过去的两年，2012至2013年就已是官员自杀的高发期

2013年12月，汉中市红十字会官员涉嫌挪用公款千万，取保候审期间自杀。汉中市纪委调查发现汉中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张琪存在利用职务之便，涉嫌挪用公款1000万元。8月20日起，汉中市纪委正式对张某违纪问题立案调查。至2013年12月30日中午，张琪在家中用锐器刺伤两侧腹股沟，自杀身亡。

2013年1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官员因抑郁自杀。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终年55岁。消息称祁晓林“生前身患疾病，有抑郁症状”。

2012年9月13日，海南国土局官员自杀，遗书称“压力太大”。海南琼海市国土局副局长戴国川从琼海市国土大厦8楼跳下身亡。据琼海警方介绍，该副局长事发前曾留下遗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工作压力大，不想活了”。

2012年8月15日，台山市官员跳楼身亡。据广东省江门市所辖台山市政府新闻办披露，当日上午，台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梅健敏从该市台城环市中路5楼坠下身亡。

2012年3月30日，商丘市烟草局官员疑似因工作问题自杀。河南商丘市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明显从位于10层的办公楼跳楼自杀。另据河南商报记者初步了解，这事发生在早上5时许，据烟草局内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员说，是因为工程上出了事，被省里知道，然后自杀。

2012年2月17日，广东一官员因工作压力自杀。广东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被发现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苏力自缢前留下2封遗书，有知情人士透露，苏力在其遗书中有提到工作压力过大等内容。

研究表明，近年的官员自杀现象属反常

据齐杏发《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理论与改革》2013年5期），近年来的官员自杀现象有着极度反常的特点。

首先，官员自杀情况与中国公民的总体自杀规律不符。根据医学界的研究，近年来中国人的自杀规律是，总体自杀比例显著下降，自杀者以老年人和青少年为主，性别上以女性为主， 城市人口的自杀率较低。而官员自杀规律，恰恰相反，即总体快速增长，自杀者以中年群体为主，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比例。

同时，当前的官员自杀状况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峰位置，从历史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走出来后，官员自杀便较少发生，在上世纪末鲜有官员自杀的报道。然而，在宏观政治架构未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近十年来，官员自杀却表现出不断加剧的特点。

媒体报道的官员自杀人数（2003-2012）逐年增长。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至今有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其中大部分为自杀。

压力、抑郁成自杀主因

官方消息在介绍这些官员的自杀原因时，多为“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

不可否认，压力和压力导致的抑郁确实是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的一大原因。

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网的创办者徐培基早在2008年就完成了一份《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的报告。报告指出：34.5%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倾向。其中，重度占3.46%、中度占9.9%、轻度占21.30%。

《人民论坛》杂志也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分析，公检法及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官员压力最重：“官员压力有一定的岗位区分，有的岗位压力极大，比如做行政工作的、公检法系统内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压力会相对大一些。类似于信访工作这样需要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官员，以及涉及到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官员问题的纪委、监察、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压力最重。”

不排除畏罪自杀

很多官员自杀的消息一出，官方就急着澄清，称其生前不涉及违法乱纪。但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反向心理不能不让很多人在心中对此画上问号。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也说：“官员一自杀，要么解释说工作压力大，要么说患有抑郁症，但老这么说，百姓会怀疑。”

就公开报道的消息来看，一些官员的自杀确实涉嫌腐败，系畏罪自杀。比如，之前提到的自杀官员中，有数名都死于取保受审期间。比如，因腐败而被公开通报的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西、涉嫌挪用公款的汉中市红十字会官员张琪等人。

事实上，官员畏罪自杀的现象早有先例，早在1995年4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就因腐败案发，畏罪自杀于怀柔乡间。

抑郁自杀背后的问题

即使我们暂且相信，许多官员不是因为违纪违法而“畏罪自杀”，官员队伍中的压力过大和抑郁频发也值得反思。

首先，压力和抑郁导致的自杀看起来是个人原因，但这并不说明这样的案件不需要彻查。在此类案件中，值得追问的问题有很多：要达到怎样程度才会自杀，抑郁自杀的官员死前有过医学诊断还是事后临时被定性为抑郁，事后的定性又是否由医生做出？将自杀定性为抑郁和压力恐怕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其次是官员背后的人事管理问题。当一个官员抑郁到了要自杀的程度之前，他的抑郁症状是否被发现，是否有人过问？我们相信，抑郁是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的。抑郁到即将崩溃的官员如果还在继续上班而没有人发现，或发现了也不管，这恐怕是官员的管理上出了问题。

此外，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究竟是什么给官员带来了如此之大的压力，这一群体近年来抑郁高发的原因都有哪些？

当然，这些问题都建立在官员确实是因抑郁而自杀的前提之上，如果只是拿工作压力来做解释的“方便原因”，那恐怕“抑郁自杀”的官员和公众的其他疑问都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