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这些讨论大都以“茜拉为什么戴头巾？”引出话题，无一例外地向读者耐心解释，女性的头巾是穆斯林的宗教服饰习俗。 而在一个名为“伊斯兰印象”的官方微信帐号上，则有文章写道：“对于国内穆斯林来说，大家就觉得：啊，终于有个戴头巾的女歌星了！……对于非穆斯林来说，大家更多的是疑问：她也是回族吗？干嘛戴着头巾，脱了头巾应该更漂亮……”这段来自穆斯林的观察，很精准地刻画出这种宗教装扮在公众视野中的缺失，以及中国社会对穆斯林的陌生观感。

 

　　这未免有些滑稽。中国是号称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中包括数千万穆斯林人口。然而，因为新疆等地的族群政治因素，穆斯林却是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禁忌之一。尤其是维族穆斯林的服饰，鲜少出现。新疆各级政府多年来一直落力进行“去宗教化”的服饰宣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就有一个各界妇女代表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名为“让美丽的头发飘起来，让漂亮的脸蛋露出来”，明确将蒙面纱、穿长袍、戴头巾视作愚昧落后的风俗加以批判。类似宣导在新疆屡见不鲜。而在茜拉相关的新闻中，有媒体将头巾话题引向“二零一四米兰秋冬时装周的『包头』女郎”、“阿拉伯皇室贵妇造型”、“五种时尚头巾系法”，悄然避开宗教意涵及民族差异。在官方谨慎围堵与媒体小心回避之下，无怪乎多数国人对穆斯林头巾感到陌生，似乎这是并不存在于这个国度的打扮。

 

　　在中国总包着头巾出镜的茜拉，其实有着相当世俗的生活记录。网络上不难找到她在马来西亚时的影像，尤其是她的少年时代，有时尚的染色碎发，讲着与欧美年轻人一样语气的英文自白。她在中国演唱中国歌曲，并全以穆斯林装扮示人，多少是在特定受众面前，着意维持自己独特的卖点，而非严格恪守宗教风俗的体现。诚然，由于受到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也因为巫统与伊斯兰党在伊斯兰化政策上的竞争，马来西亚的马来族群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步由世俗回归保守。女性穆斯林的头巾，也便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隐形压力。但是，近年来日趋发达的全球资讯共享，以及马来西亚社会的城镇化，又悄然将部分城市马来人的观念带离保守。作为九零后的茜拉，在全马最世俗的大都会吉隆坡长大，又是备受舆论关注的娱乐明星，因此，在她身上看见世俗的基调，和保守的外观，恰是马来社会宗教氛围转变的体现。

 

　　反观中国， 我有一位朋友是维族女孩，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却因从小在汉语学校就读，而有着纠结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她的父母不许她结交汉人男友，希望她嫁入维族家庭；而她自己，则完全不能接受绝大多数维族男人的保守观念，几任男友都是汉人。但是于此同时，她在北京生活，汉人社会对维族、对穆斯林的偏见、无知和歧视，又令她感觉自己始终是个“外人”。譬如网络上常常见到将维族人等同于“卖切糕”和“小偷”的标签，就总会刺痛她的身份认知。可是她在北京住久了，回乡反被亲友认为“汉化”，陷入“乌鸦嫌我白，鸽子嫌我黑”的困境。几年前，有次我和她谈及穆斯林女性的服饰。我说，马来人的传统女装Kebaya（一种V领、半袖、收腰的裙装，凸显女性玲珑曲线）很好看，然而现在马来女性反而少穿，因为它不够包头包脚。她说，其实包头包脚的伊斯兰女装也有很好看的，她挺想买些来穿呢。于是我问她，我一直很好奇，你们穆斯林怎么才能把头巾的前额部分包得那么整齐？她却苦笑着答道，你觉得我会么？——在她自己的生活体验里，并没有包头巾这一项，而这或许恰是她在认同间拉扯的具体事例。

 

　　在香港和新加坡街头，无论是印度的纱丽，还是马来印尼的头巾，都早已是本地人眼中习以为常的打扮，走在闹市也不会引来多少回顾目光。茜拉的头巾却在中国引起好奇和热议，人们像改革开放之初当街围观尾随洋人一样，将来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服饰视为新鲜事物。这全因镁光灯下出现的维吾尔族传统服饰总是尽可能撇除宗教色彩，展现姑娘的小花帽和满头发辫，与旅游摄影集里包着头巾的维族女性，简直像是两个民族。而穆斯林装扮，惟有穿在外国人身上，才能作为个人，闪耀地登上中国舞台，而不只是代表一个面目模糊的“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