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内向化和孤立主义化吗？在最近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很多金融和政治领袖想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几天后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是如此。在达沃斯，国务卿克里发表了强力演说，毫不含糊地指出：“美国绝没有减少参与，反而因为比从前更多地参与而自豪。”但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解答。

 

　　在几年前的达沃斯，许多参与者都把经济衰退误认为美国的长期衰落，与此不同的是，今年的普遍感觉是美国经济重新获得了大部分基础优势。经济末日论者转而关注此前的大热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

 

　　对美国孤立主义的担忧的背后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首先，美国（到目前为止）拒绝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其次是美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此外，奥巴马在去年春天因为美国国会政治僵局及其导致的政府关门而取消了亚洲之行，这给地区领导人造成了不良的印象。

 

　　事实上，克里的精力和行程都集中在中东，这让很多亚洲领导人认为奥巴马的招牌外交政策——战略性地转向亚洲、实现“再平衡”——已是明日黄花，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态势仍在发酵，从双方领导人在达沃斯的言论便可见一斑。

 

　　在“达沃斯”视角看来，最令人担心的莫过于最近国会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和再融资，尽管这一计划并没有给美国纳税人造成重大的额外负担，并且在几年前就已经得到了奥巴马所领导的G-20的同意。

 

　　我问一位显赫的共和党参议员，为何国会不让美国作出承诺，他表示这 “纯属故意刁难”，反映的是右倾的茶党共和党和一些左倾民主党的思维。更多的美国孤立主义证据可以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的最新民调中看出。这项调查表明，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以国际视角考虑其自身的商业，让其他国家自己决定最好的应对方式”。同样比例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比几十年前“更加不重要、更加不强大”了。

 

　　这些感觉（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问题在于美国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都是如此。中国的规模和快速经济增长几乎必然会增加它相对于美国的优势。但即使中国在未来几年中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其人均收入要想超过美国还需要几十年之久。

 

　　此外，即使中国不在爆发国内政治倒退，基于GDP一个维度的预测也忽视了美国的军事和软实力优势，也忽视了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劣势。

 

　　美国的开放和创新文化将确保其在网络大大影响（如果不是完全取代的话）层级制权力的时代的全球枢纽地位。美国的地位让它十分便于从这样的网络和盟友关系中获益，只要美国领导人战略明智。在结构性问题上，经济和人均收入与美国相近的两个经济体——欧洲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友，这十分重要。从实力平衡资源角度看，这有利于美国的净地位，但有一个前提——美国领导人维持好这些同盟关系并确保国际合作。

 

　　衰落是对当代美国的错误解读，所幸奥巴马没有接受关于他应该追求遏制美国衰落的战略。作为研发、高等教育和创业活动方面的领袖，美国和古罗马不同，并没有绝对衰落。我们没有生活在“后美国世界”，但也不再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美国时代”。在未来几十年，美国将是“首要”的，而不是“唯一”的。

 

　　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的实力源泉正在增长，也是因为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取得美国所中意的结果将日益需要与其他行动者共同运用实力而不是凌驾于其他行动者运用实力。美国领导人维持同盟、建立网络的能力将是美国硬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实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其他国家的崛起”。

 

　　解决办法不是孤立，而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所提倡的选择战略。一个明智的战略始于对限度的明确评估。超然的实力并不一定要在任何边界上都突出、在每个问题上都建立优势。正因如此，艾森豪威尔审慎地拒绝在1954年越南战争中站在法国一边出手干预。

 

　　艾森豪威尔还有一个正确的地方：美国的军事优势取决于捍卫其经济优势。在国内的国家建设并不是批评者所担忧的孤立主义；相反，这是明智外交政策的核心。

 

　　明智的战略将避免派遣地面部队参与亚洲大陆上的大战。但这一审慎并不等同于孤立主义。美国需要更好地结合其软实力和硬实力。

 

　　奥巴马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指出：“在充满复杂威胁的世界中，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我们的实力的所有要素——包括强势的有原则的外交。”艾森豪威尔也会这样说，并且每人会因此指责他是孤立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