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和错觉，模糊了罗曼·特里茨(Roman Tritz)过去60年的记忆。但有一件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护工来找他的那天，他跟人打了一架。

曾在二战期间开轰炸机的特里茨说：“他们想出了给我做脑叶白质切除术的主意。让他们见鬼去吧。”

Dorothea Tritz

参战前的特里茨

特里茨回忆，退伍军人医院的护工把他按倒在地上，他奋力反击，最后迫使他们放弃。但在1953年7月1日，离他30岁生日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护工又朝他冲了过来。

这一次，医生如愿以偿。

《华 尔街日报》发掘出一批被人遗忘的备忘录、信件和政府报告，显示在二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对2,000名左右患有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可能还有 另外几百人——实施了脑叶白质切除术。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饱受那些在北非、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受到心理创伤的退役军人困扰，对它诊断为抑郁、精神错乱和精神分裂的老兵实施了这种改 变大脑的手术，偶尔也对被定性为同性恋的人实施这种手术。

退伍军人医院的医生认为，他们在采用脑叶白质切除术的时候是谨慎的。但因为急于寻找有效的精神病治疗办法，从俄勒冈到马萨诸塞，从亚拉巴马到南达科他，他们在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医院都实施了这种手术。

本文系首次深入报道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这种做法。有些情况下，这种手术减轻了心魔对退伍军人的折磨。但这种手术往往留下后遗症，就是让他们变成了无法照料自己的老小孩。很多人饱受疾病发作、健忘症和运动技能丧失之苦。有些人直接死于手术。

现年90岁的特里茨是几位仍然在世、可以描述那段经历的人之一。他的前额两侧是两道浅浅的伤疤，中间是稀疏的白发。他揉着伤疤说：“这里不太舒服。”

在 脑叶白质切除术中，医生切断被认为控制情绪的脑部区域之间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医学界知道退伍军人管理局采用这种手术的事情，医学教科 书也时有提及。但这种做法从未广泛宣传，很久以前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就连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译注：由退伍军人管理局演变而成）也说，它所掌握的记录都没有详细介绍其脑叶白质切除术项目的设立和范围问题。

最近被告 知这一项目时，退伍军人事务部发来书面回复说：“20世纪40年代末直至50年代，退伍军人管理局与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医生对脑叶白质切除术的作用展开 了辩论。这项手术被适用于病情严重、用其他治疗方案都没有好转的病人。没过几年，随着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疗方案被开发出来，退伍军人管理局内部以及整个美 国都不做这种手术了。”

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里已经发霉的文件显示，退伍军人医院的医生在诉诸脑科手术的时候，面临着一个直到今天整个美国都很关心的棘手问题：怎样最好地处理战场归来军人的心理危机？

《华 尔街日报》发掘的退伍军人文件显示，从1947年4月1日到1950年9月30日，退伍军人管理局系统的医生在50家获准实施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医院对 1,464名老兵实施了这项手术。其中22家医院的很多病历还列出了这段时期之外实施的另外466次脑叶白质切除术。如此计算，记录在案的手术便有 1,930次。从档案中的数据差异来看，其他的退伍军人机构可能也实施了另外数百起手术。绝大多数病人都是男性，但也有一些女性退伍军人接受了脑叶白质切 除术。

50年代中期，第一种重要的抗精神病药物氯丙?上市，在精神健康领域掀起了革命，脑叶白质切除术随之逐渐弃用。

被 人遗忘的脑叶白质切除术文件、兵役记录以及《华尔街日报》对退伍军人亲属的采访，揭示了一个个严重偏离正轨的人生的细节。乔·布若扎(Joe Brzoza)在意大利安齐奥海滩上的密集炮火中生存下来，四年后被实施脑叶白质切除术，余生都在退伍军人医院的精神病房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度日。尤金· 凯努莱宁(Eugene Kainulainen)在北非战役中崩溃，军方将其部分归因于他童年时期爱“突然发脾气、挑食”等方面的问题。梅尔伯特·彼得斯(Melbert Peters)曾是轰炸机机组成员，做过两次脑叶白质切除术，其中一次极有可能是用一个锥子一样的仪器插入眼眶完成的。

还有特里茨。他是威斯康星州一位奶农的儿子，曾34次驾驶B-17“空中堡垒”(Flying Fortress)飞越德国以及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执行作战任务。

特里茨说：“在我看来，他们只想捣毁我的脑袋。就有人想这么干。”

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文件颠覆了一个人们深信不疑的战后美国神话：归来的军人放下钢枪，脱下制服，坚忍不拔地迈进了乐观向上的50年代。特里茨以及同命运的精神病老兵所经历的挣扎，除了仍然经受着手术后遗症伤痛的家人以外，几乎无人知晓。

特里茨对他人生经历的描述有时候并不可靠。他称自己有“精神伤”，但没有“精神病”。几十年来，他总是陷入各种错觉，以及有关政府阴谋的偏执看法。

但他对自己的从军经历和接受脑叶白质切除术的事情却讲得很清楚。官方记录，以及本报对其家人、历史学家和一位空军同僚的采访，都证实了他的很大一部分说法。

特里茨的从军生涯与他的精神疾病之间无法建立直接关联。但档案显示他以良好的状态走上战场，经历了空战——梅赛施密特战斗机和防空炮火——带来的无情精神压力，回到家乡的时候， 被脑子里想象出来的说话声音无情地喧扰。

特里茨在威斯康星州托马的退伍军人医院住院八年，期间接受了28轮电击治疗。这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法，有时候会引起严重到导致病人骨折的剧烈抽搐。病历显示特里茨还接受了退伍军人医院的另一种常规治疗：胰岛素诱使的暂时性昏迷。这在当时被认为会减轻病情。

档案显示，为刺激病人的神经，医院工作人员常常向退伍军人交替喷射高压冷热水柱。特里茨的病历显示，他接受了66次名叫“冷热交替直喷浴”(Scotch Douche)和“针浴”(Needle Shower)的高压水柱喷射。

当其他一切都不管用的时候，就有了脑叶白质切除术。

现 年89岁的二战老兵、精神病医生埃利奥特·华伦斯坦(Elliot Valenstein)曾于50年代初期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退伍军人医院工作。他说：“你会忍不住觉得当时的医学界无能为力。”他想起病房里全是饱受噩 梦、幻觉重现困扰的军人。他说，医生们“很容易什么东西都去尝试”。

空袭

特里茨1923年生于威斯康星州的波蒂奇，父亲阿尔伯特·特里茨(Albert Tritz)和母亲安娜·特里茨(Anna Tritz)家教甚严。七个姐妹中，有两个被允许读完高中，但三个活到成年的儿子（另一个早夭）读完八年级就要辍学，帮忙打理家里的农场。

现年83岁的多罗西娅·特里茨(Dorothea Tritz)在旁边的农场长大，后来嫁给了特里茨的弟弟。她说：“当爹的就是老板。”据多罗西娅说，阿尔伯特的信条就是：“如果你辛苦劳动，有一个强壮的脊背，那么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办到。”

亲戚说，罗曼的性格温和而安静。现在那双潮湿、惊恐的蓝眼睛在当时充满了热情和笑意。他玩尤克牌，鼓捣发动机。

离开学校之后，他帮助父亲照料奶牛。但他的梦想是开飞机，于是加入了当时的“陆军空战部队”(Army Air Forces)。

陆军训练他驾驶装满机枪的四引擎轰炸机B-17空中堡垒。1944年秋，他乘船前往英国，加入对欧洲大陆发动白昼突袭的452轰炸集团728中队。特里茨有时候会跟随遍布天空、像大群鹅迁徙一样的庞大B-17编队飞行。

之前的二战飞行员要执行25次飞行任务才能拿到回家的船票。到特里茨抵达的时候，这个条件提高到35次。机组人员纷纷阵亡或被俘：执行250次任务之后，452轰炸集团损失了110架飞机。

战争结束后，特里茨对弟媳多罗西娅说，他总是环视营房，心里想着第二天晚上谁还会睡在营房里。特里茨回忆说：“每一次出发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Larry Tritz

特里茨在空袭中九死一生的经历在他的家乡威斯康星州成为头条新闻。

他记得，有一次执行任务时，防空炮火击中驾驶舱，一块金属碎片打进他的头盔，导致他颅骨骨折，不省人事。这件事虽然在他的记忆中清清楚楚，却没有出现在他的兵役记录中。兵役记录没有战伤报告。但他对其他空袭行动的回忆与兵役记录和另一位机组成员的描述吻合。

美 国空军先进空天研究学院(U.S. Air Force School of Advanced Air and Space Studies)军事史学家理查德·马勒(Richard Muller)说，1945年1月17日，728中队被派去轰炸德国汉堡的U型潜水艇掩体。 那天特里茨作为副驾驶开了一架名叫“Puddin's Pride”的飞机，机头画着一名投弹手的妻子穿着高跟鞋和泳衣、带着挑逗意味地半躺着的性感画像。

机群飞入防空炮火形成的充满榴散弹的 黑云中。就在潜艇掩体的正上方，“Puddin's Pride”遭遇湍流，翻向一侧，下降了2,000英尺（约610米）之后特里茨和主驾驶才把它稳定下来。军方向特里茨老家的《波蒂奇每日记事与民主党人 报》(Portage Daily Register and Democrat)发去新闻稿，详细描述他所遇到的险情。

当天操作顶部炮塔的是现年91岁的戈登·斯科代尔(Gordon Skordahl)。他说：“最恐怖的时刻是战机满载着炸弹侧翻，几乎让我慌了神。”

1945 年4月7日，特里茨所在的中队轰炸了卡尔滕基兴的一处机场建筑群，那里停放着德国人希望借以扭转颓运的新式喷气式战斗机。为了精确轰炸，B-17轰炸机以 18,000英尺（约5,500米）的高度飞行，而不是平时的27,500英尺（约8,400米），所以很容易遭到反击。

德国战斗机朝着轰炸机蜂拥而来，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对任何无法击落的飞机加以撞击。袭击持续了40分钟，直到轰炸机向英国返航。

往回飞的时候，特里茨觉得自己远离了危险。突然他看到一架德国战斗机撞上附近一架B-17轰炸机并将其尾部撞断。他眼看着一位美国机组成员从缺口处掉出来，然后无影无踪。

特里茨回忆说：“那种情景会给你无法忍受的感觉。”据马勒教授说，多起报告反映当天有美国飞行员因为德国的自杀式袭击从天上掉下来。

兵役记录显示，中队的38架飞机当中有四架坠落，另外还有13架在战斗中受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 Eisenhower)签发嘉奖令，表彰这支部队在“持续、猛烈和疯狂的进攻”面前“坚定不移地忠于职守”。

在1945年4月19日执行最后一次空袭行动之后，特里茨回到波蒂奇，找到了组装活动房屋的工作。军医用一纸健康证明书让他出了院。

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美国军方以为它知道怎样防止曾在一战期间摧残作战人员的精神问题。它开始在准新兵当中筛查精神问题迹象，最终以此为依据拒绝180万名美国男子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军方和退伍军人管理局很快发现下属医院人满为患。1955年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一项研究发现，仅二战期间就有120万名现役军人因为精神和神经损伤在军医院住院，相比之下因为战伤入院的人数只有68万。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42年沃尔特•弗里曼(右)和华特斯共同施行了一台前额叶切断手术。

因 为急着为病情最严重的病人（包括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一战老兵）寻找有效治疗方案，退伍军人管理局开始接纳脑叶白质切除术。当时，数万例脑叶白质切除术正在 非军事医院实施。这股浪潮是在脑叶白质切除术最热切的两个推动者——神经科医生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和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华特斯(James Watts)的——的启发下掀起来的。

1943年7月，退伍军人管理局助理局长乔治·艾姆斯(George Ijams)致信局长，力劝该局批准脑白叶质切除术。他写道：“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发现这项手术具有消除恐惧、焦虑、抑郁及含有明显情绪成分的强迫症等方面的价值。”

不到一个月，退伍军人管理局总部即确定了指导方针。它命令医生将脑叶白质切除术限定于“电击治疗和其他治疗方案都不起作用”的病例，并获得病人近亲属的许可。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不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这个概念要到越南战争之后才流行起来。当时的用词叫“炮弹休克”或“战斗疲劳”。但上面提到的前退伍军人医院精神科医生华伦斯坦说，很多脑叶白质切除术病人表现出的症状现在可能会被归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现年90岁的精神病学家麦克斯·芬克(Max Fink)曾在40年代中期负责肯塔基某陆军医院的一间病房。他说：“现实地回过头去看的话，重要的不是诊断结论，而是病人的行为。”他说，通过其他任何技术都无法控制的老兵有时候会被送去做脑叶白质切除术。

芬克说：“我当时觉得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还不足以决定是否让人接受脑叶白质切除术。只是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来治他们的病。”

在标准脑叶白质切除术中，医生撑开额头上的皮肤，在颅骨上 出两个洞，然后插入一个回转刀具或压舌板一样的手术刀，切断额头背后的额叶前部与大脑其他部分之间的通路。在执业医生看来，这些纤维会促进过度的、强迫性的情绪。

推广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神经科医生弗里曼还率先使用了一种争议性更大的技术。根据这项技术，他将碎冰锥敲入上眼睑，穿过薄弱的眼眶骨进入大脑。他是通过旋转锥子来打孔的。

手术

刚从英国归来的时候，特里茨在现年83岁的妹妹雷吉娜·戴维斯(Regina Davis)眼里看起来还挺健康。到40年代末，他的行为变得让人担心。

病历显示，父母担心特里茨会攻击雷吉娜。家住威斯康星州奇尔顿的戴维斯说：“有声音对他说，或许他应该走进另外几间房当中可能有我们当中某一位的那一间。他脑子里想着什么，我不知道。”

特里茨的弟媳多罗西娅记得，1949年拜访农场的时候她注意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至今她仍然记得她跟特里茨的一次交流。

她问：“还好吧？”

她记得他说：“有人真正在乎吗？”

病历显示，特里茨诉说他遭到联邦调查局和空军的迫害。亲属们想让他相信这些阴谋都是想象出来的。特里茨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带着他去见了一位牧师。

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一份医学报告说：“家人比较担忧的是，病人可能会因为他的想法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被打入永恒的地狱。”牧师送他去一位天主教精神科医生那里，医生建议实施电击疗法。

Michael M. Phillip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特里茨的妹妹戴维斯说，父母在经过了很久的挣扎后，决定将他们的儿子送进一家精神病医院。

1949年，特里茨的父母让他住进了专治精神病的托马退伍军人医院。据戴维斯说，他们的这个决定做得很艰难。她说：“我认为妈妈和爸爸之所以觉得送他去医院是最佳选择，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家人安全的考虑。”

病历描述了特里茨接受的胰岛素休克疗法、电击休克疗法和高压喷水疗法。医务人员在1952年报告说：“病人有时候非常警觉，跟他一说话，马上就有反应；有时候他会继续站在原地做鬼脸，就好像没人跟他说话一样，显然是在等待冷水冲击身体时的那种刺激。”

医务人员的结论是：“病情略有好转。”

没几个月，医生便开始论证做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可行性。一位脑外科医生报告说，在一次检查期间，特里茨直勾勾地盯着前面不肯说话，手臂和手掌做出“多种怪异的姿势”，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一位神经精神科医生警告说，特里茨做手术的效果可能不会很好。她写道：“我怀疑病人做手术之后能不能实现社会能力的康复。”从记录中看不出这些疑虑有没有说给特里茨的家人听。

特里茨的父亲准许实施脑叶白质切除术，母亲签字作证。

实施手术那天，麻醉师用硫喷妥钠让特里茨失去了意识，上午11点05分，外科医生在他的头皮上开了第一道口子。到正午时分，医生已经用黑色丝绸缝线缝合了他的头部。特里茨的脑叶白质切除术做完了。

之后，特里茨的妹妹和母亲看到他扎着绷带，在病床上痛苦地翻腾。妹妹戴维斯说：“他太痛苦了。他那个样子让人不忍直视。”

特里茨记得，他出现了剧烈头痛，“任何人能够有多疼，就有多疼”。

Merrell family

1953年，梅里尔（左）在威斯康星州的托马医院接待一位病人，也就是这一年，他和其他医生建议给特里茨进行脑叶白质切除手术。

建 议给特里茨做脑叶白质切除术的退伍军人管理局人员之一，是当时29岁的心理学博士生、退伍军人管理局实习生戴维·梅里尔(David Merrell)。他在1953年的一份报告中说，给特里茨做脑叶白质切除术“应该有助于降低破坏性情绪冲动的强烈程度，使病人能够更加有效地活动”。

梅里尔自己曾在1944年盟军登陆意大利安齐奥的血腥战场上担任卫生员。战后多年，他的夜惊症总是把妻子艾薇(Ivy)从睡梦中弄醒。

现 年88岁的梅里尔仍然因为他在特里茨病例中起到的作用而感到不安。那是他在离开退伍军人管理局之前建议的唯一一次脑叶白质切除术。他说：“回过头来看，脑 叶白质切除术是当时精神医学领域弄出的一件可怕的事物。但它确实使医院有可能在不伤害医院病人——凶猛好斗的病人——的情况下控制他们。”

现年81岁的梅里尔夫人在当时是托马医院的一名精神科护士，负责照料暴力病房，和患有精神病的老兵一起玩克里比奇牌、打垒球。她说：“当时我不信脑叶白质切除术，现在也不信。那是在搞乱别人已经乱作一团的大脑，我不赞同。”

效果

战后不久的那段时期，脑叶白质切除术并不像今天一样引起人们的一致反感。报纸杂志常常将它描述为针对严重精神病人的特效治疗方案。有些军人的父母甚至主动要求为他们患病的儿子做脑叶白质切除术。

1950年，加州弗雷斯诺一名女子致信旧金山退伍军人医院，请求医生赶紧给她已经住院的儿子做之前被推迟的脑叶白质切除术。 “1942年征兵编码下来时，他响应号召去参了军，”她写道，并质问：“他为什么不能（在不进一步推迟的情况下）做这项手术？”

有 些家属认为脑叶白质切除术改善了老兵的生活。莫里斯·杜索特(Maurice Dusseault)在756宪兵营(756th Military Police Battalion)服役期间精神崩溃。亲属相信，他所做的脑叶白质切除术帮他恢复了接近正常的生活。手术之后，他和姐姐（妹妹）一起生活在新罕布什尔州 的曼彻斯特——据亲属说，他手边总有一瓶“老祖父”(Old Grand-Dad)波旁威士忌——一直在一个机场打工，同时兼做自家百货店的送货员。

他的外甥、现年78岁的尤金·罗尔特(Eugene Rheault)说：“我这一辈子对脑叶白质切除术是充满敬意的，因为我认识的病人就莫里斯一个，而手术在他身上见到了效果。”

医生报告说，暴力病人平静下来，不再需要加以约束。他们的自杀倾向似有减弱。有些人可以出院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但退伍军人医院医生同样深知，他们很多时候是在用病人的人格去换取情绪上的稳定。

Merrell family

二战期间，梅里尔在盟军登陆意大利安齐奥的血腥战场上担任卫生员，一张老照片显示他在运送伤员，他在照片上标注了每位战士的名字。

精 神病医生杰伊·霍夫曼(Jay Hoffman)在1949年写道，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退伍军人医院接受脑叶白质切除术的42名老兵“作为一个集体，让我想起一只停下来的手表”。他写 道：“如果有人猛烈地摇晃，手表容易走几次，滴答声像一只修好的表，但它几乎马上就耗尽了能量，停下来了。”

1949年，退伍军人管理局 向家属发放一份37点居家养病指南。这本册子的核心内容就是提醒亲属：他们送去战场的男人，回来的时候成了一个孩子。册子上说：“他可能会说出脑子里浮现 的任何东西，让你们难堪。就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给出的各种建议他都有可能说‘我才不呢’。如果你们跟他开玩笑，给他某样新的东西，谈其他一些事情，他可能 就会忘记他说的‘我才不呢’。”

做过脑叶白质切除术的老兵可能会当众手淫，“或在浴缸里洗澡、玩耍数小时，同时还不一定能洗干净”。

“他会在什么时候好起来？” 退伍军人管理局问。“我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退伍军人管理局也曾试图明确好处是否大于风险。风险是很大的。根据1947年的一份文件，总体来讲，做脑叶白质切除术的老兵术后不久死去的比例占8%。一家医院报告了15%的死亡率。

1953 年，俄勒冈州罗斯堡退伍军人医院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想检验这种手术产生的是实际效果还是安慰剂效应。他在四位患有精神病的老兵颅骨上开孔，虽然并没有接触 他们的大脑，他还是在事后表示给他们做了脑叶白质切除术。这位医生报告说，四位病人都没有显示出“哪怕一丁点好转”。

这位医生后来重新打开病人的颅骨，做完了手术。

直到50年代中期，退伍军人管理局才对373名退伍军人完成了一项为时五年的调查。其中一半的老兵做过脑叶白质切除术，其他人则作为对照组。然而到调查结束时，很多实验对象都在服用新的抗精神病药物，从而扰乱了调查结论。

虽 然没有确凿证据，但退伍军人管理局内部一直存在一种信念：手术让病人的病情有所改善。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退伍军人医院的两名护士在1949年写道，脑叶白 质切除术创造了老兵有朝一日离开精神病房回家的可能性，之前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她们写道：“几个月前还生活在一个除了死亡之外似乎没有其它出口的黑暗世界，跟这样一个人说‘再见’的意义，是很难放进统计数据里面的。”

独居

特里茨术后康复很慢。做完手术六个星期之后，他在睡梦中放声大哭，整个身体抽搐起来。那是一系列发作的第一次。医生总结认为，这些发作可能是脑叶白质切除术引起的。

不过到1953年9月份，他变得开心起来，跟其他病人玩七巧板、下象棋。然而不久之后，他再次回到自己的世界，自称“宇宙之主”，让医生担忧。

1954年1月，医生允许他试着呆在自家农场。结果很不顺利。记录显示，他的父亲悄悄地对来访的退伍军人管理局社工说，他不敢独自一人载着儿子回到托马。最后当地警长把特里茨带回了医院。

记录显示，当年春天接受游泳池疗法治疗的时候，特里茨“非常迷惑和紧张”。记录显示，医生命令他再接受30轮高压喷水治疗，以“激励”他到游戏室活动。

1955年再次尝试居家养病，结果因为他突然发作并口吐白沫而结束。医生还是将此归因于脑叶白质切除术。

1956年的最后一次居家养病尝试效果好一些。他晚上和父母一起打牌，但在开车去城里时，他拒绝下车。一位退伍军人管理局社工报告说，父母“相信他是害怕被迫回到医院”。

1957年3月30日，在特里茨住院2,272天之后，退伍军人医院正式准许他出院。

1958年母亲去世后，特里茨和父亲住在一起。父亲越来越担心儿子的精神病症状和他脑子里的声音再次出现。父亲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告诉他要用哪一个电烤炉，“他们”不让他去某个商店买套鞋。特里茨强迫父亲腾空内衣抽屉，以证明他没有穿儿子的一条内裤。

1960年，特里茨的父亲被诊出肺结核，入住了一家疗养院。妹妹把他送回托马退伍军人医院，第二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那里度过。

阿尔伯特·特里茨在自己的病床上给退伍军人医院一位社工写信说：“他对很多日常活动都没有兴趣。在我、我们周围的邻居和朋友看来，很显然罗曼绝对是陷入了他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也不知道怎样想办法让他走出来。”

60年代初期，退伍军人管理局把特里茨交给农场的家属和宾馆运营商照看。他做了些粗木工活,打扫粮仓，并帮忙挤奶。1962年病情再次发作，所以不得驾驶拖拉机。

1963年，他搬到拉克罗斯，去一所技校读书。一位医生写道：“他说他比一年前更加自信一些。”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记录显示，因为他的疾病发作史，人们起初拒绝聘用他。但特里茨最终在机械厂找到了切割飞机和管道零件的工作。最开始一个星期的工资是70美元。

他的症状消退了，后面几十年都没有出现。由于他老怀疑政府有阴谋，并觉得脑子里被放进了磁铁，他逐步与家人疏远，对朋友产生警惕。

30 多年里，他一直在拉克罗斯餐馆“King Street Kitchen”独自一人吃饭，一天两顿。常客开玩笑说，他们都是在他10点30分前来吃早饭的时候对表。他一般吃火腿芝士蛋卷、炸薯饼和两条培根，很少 跟其他顾客讲话。由于特里茨的自我封闭是如此彻底，他都不知道餐馆里的另外一位常客也是二战期间的B-17机组成员。

他不肯用电话，所以外地亲属在可以过来的时候就过来，并打电话给餐馆看他是不是会过来吃饭。

特里茨解释说：“我必须到这里来吃，因为如果不过来吃的话，我就会向该死的联邦调查局投降。”

特 里茨相信他曾在外交使团和特勤局(Secret Service)工作；联邦调查局破坏了他的两段婚姻（亲属们肯定地说他从未结婚）；他见过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他还说他曾参加越战，但他似乎也知道自己是在记忆与幻觉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游走。他说：“我老是做着开B-52的梦，突然之间又从家里的床 上醒来。”

他说，罗曼·特里茨有好几个，他并不是其中之一。他相信自己出生在英国，后来被联邦调查局拐骗到美国，被特里茨家强制收养。

当问到脑叶白质切除术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时，特里茨便在他头脑中的死胡同里转来转去：“我在飞行期间头部受了重伤，这事被雪藏了，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现在我是一种迷惑不解之类的感觉，差不多也就只能说这些。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他依靠社会保障福利和做机械工时存下的年金过着独立的生活。不想走路去餐馆时，他就开那辆蓝色的克莱斯勒。

特 里茨租住的单间公寓空气污浊，曾经粉刷成米色的 壁已经污秽不堪。 屋内有一张没有床头板的单人床，一排装满了工具的铝盘，一个装满了箱子的衣柜。箱子里装着兵役记录、退伍军人管理局来信，还有一个礼盒，放着他带有四个橡 叶徽的飞行勋章(Air Medal)。 每一片橡叶徽代表六次作战任务。

今年夏季，退伍军人医院医生劝说特里茨做手术来治疗肠道疾病。几个月以来他都不肯。他不想让退伍军人医院的医生拿着刀子走近他。

Michael M. Phill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