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医疗制度改革似乎在全世界都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海峡另一边的台湾就走过一条十分缓慢、艰难的医疗改革之路。

 

　　虽然台湾“全民健康保险”（以下简称“全民健保”）制度让每位患者都能看得起病，但在现行制度下，台湾医生成为弱势，不仅劳动权益未受到基本保障，还常常卷入刑事诉讼案件。近3年内，频频出现“医师和医护人员过劳死”、“医师短缺”、“医师出走大陆”的新闻。在医患关系中，医师所承受的压力和遭遇的不平等待遇，渐渐成为台湾媒体关注的对象。

 

　　不受《劳基法》保障的台湾医师

 

　　在《劳动基准法》（以下简称《劳基法》）的规定下，台湾劳工可以在5月1日休假一天。然而，“受雇医师”这个职业却从来不被视为“劳工”，不仅没有这天的假期，更无法享受《劳基法》对员工的保障。

 

　　每年台湾劳动节的街头百花齐放，各个社会团体上街表达诉求，希望争取政府与各界的关心。2011年开始，“医师”加入到劳动节原有的抗议队伍，为自己的权益走上街头。

 

　　那一年劳动节当天，蔡太太是第一个为医生打抱不平的人。她的丈夫原是奇美医院的医生，2009年在做手术时，疑因过劳导致心肌梗塞昏倒，苏醒后失忆。蔡太太称，这两年里只拿过62000元新台币（约人民币12400元）的急难救助与慰问金，医院没有针对过劳向他们道歉，就连续聘也不和他们讨论。蔡太太在接受采访时还愤怒地说：“他们说我先生本来就有心脏病，不是过劳害的，但为什么明知有心脏病还让他每个月工作360小时？”“他是人，不是机器，不能等他倒下就被踢一边”。

 

　　针对受雇者的最低工资、最高工时、退休、职业灾害赔偿，《劳基法》都有明文规定。根据2003年“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资料所示，台湾医师每月平均工资高达10万到30万新台币(约人民币2万到6万元)，虽然拥有高薪，但医师的工时上限并未有明确规定，因此常有医师过劳事件发生。

 

　　高雄医学院学生林彦廷在成大医院实习近一年，2011年4月27日被发现陈尸宿舍浴室，家属怀疑他是连续值班36小时，加上要准备“国家考试”的压力，年仅27岁的“家庭的希望”因此陨落。成大医院的医师指出，医师原本精神压力大，同时也需要体力，特别是在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阶段，“超时工作很平常”，常半夜值班、睡没几分钟就被叫起来处理病人问题，一早又要开会。

 

　　“医师过劳”近年来成为劳动节游行的重要议题，医师工时过长，病人也无法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因此台湾医师自发组织“台湾医疗联盟劳动正义与病人安全促进联盟”，要求将医师纳入《劳基法》保障。然而主管公共卫生、医疗与社会福利事务的“卫生福利部”却响应道：若接受此要求，因工时缩短住院医师人力将短缺三至五成，亦会损害患者就医权利。因此他们会与“劳工委员会”进一步协商、讨论配套措施。

 

　　强势的病人、弱势的医生

 

　　2012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到台湾拍摄“全民健保”专题，内容强调全民健保对全民的照顾，却只字未提医护人员的辛苦，以及台湾整体医疗工作环境。台湾护理师林美琪主动投书CNN，揭露台湾“血汗医院”的黑幕。

 

　　她在这篇《台湾护理师的黑暗期》的文章中指出，台湾全民健保提供民众随手可得且廉价的医疗，但医护人力却被严重剥削：超时工作、低水平薪资、病护比悬殊。此外，台湾护理人力短缺状况已至少有10年，因此“只要还能走路，主管就会希望员工继续上班，医院经常能看到护理师边打吊瓶边工作，每天工作常超过10小时，却没有加班费。”

 

　　诚如林美琪所说，台湾全民健保制度虽让民众看得起病，但也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精神科专科医师卫汉庭以台北市的医学中心为例，他说，台湾门诊看诊费低廉，“使得许多民众即便在假日依然频繁使用急诊室，不论大病小病。医学中心的急诊室总是人满为患，比院外的夜市还要热闹。”今年4月台湾健保局公布去年门诊就医次数，共有4名患者就医次数均超过500次。看诊次数最多的一名男性平均一天到院看病近2次，他自称下背痛，找不出原因，尽管吃了止痛药，还是觉得痛，因此四处挂号看病。光是他一人去年就医次数多达582次，健保支付金额高达28万元新台币（约人民币5.6万元）。台湾民众平均一年就诊次数为15次，为了节省部分民众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从今年5月起，民众若一年门诊就医次数超过20次，健保局就会让诊治医师主动关心、了解患者病情，予以辅导。

 

　　卫汉庭也指出台湾消费社会的特点，“以消费者为中心，造成个人意识上升，逛急诊室就有如逛便利店一样，要求快速且立即的消费服务，对传统医疗体系与儒家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台湾特色”的医患矛盾就此加深。

 

　　为医患矛盾雪上加霜的还有民主社会里自由结社的组织。今年9月底，“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以下简称“消基会”)站在病人的角度批评医疗机构绩效不彰，抨击医院左手要钱、右手却未增加护理人员。

 

　　对此，医师公会联合会秘书长蔡明忠发表严正声明，指消基会“仇医”，若全民健保总额分配停滞不前，将会加速医师出走外流。他强调，台湾健保支出与国际比较已经是长期偏低，2011年台湾的民众医疗保健支出仅占GDP的6%，远低于先进国家与亚洲邻近各国及地区，但台湾病人住院等满意度却排名世界第二。消基会一味要求医院减少支出，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实在矛盾。

 

　　根据“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资料，自1993年起，在台湾政府的管制下，全台每年医学院招生总数仅为1300名。目前台湾有12所公私立医学院，医学系学生一般7年毕业，毕业后根据住院医师训练制度，先接受2到4年以上的住院医师训练，经过考试，之后增加行政历练，才能成为主治医师人选。

 

　　如此看来，培养一名合格的专科医师需要10到12年的时间，但现在台湾医疗环境却留不住这些长年培养的医师。有些医师不愿意承受台湾高工时、高风险的医疗环境，转往美容整形业发展，不仅工作稳定，还能拿到更高的薪水。多数医师选择较低风险的眼科、牙科、耳鼻喉科，甚至还有医师不满台湾的医疗环境，选择前往其他地方发展。

 

　　蔡明忠指出，目前已有400多名医师出走海外，尤其偏好前往中国大陆，甚至有上千名医师以“短期支持”名义到大陆执医。出走医师当中以妇科居多，而台湾本地妇科医师平均年龄已高达56岁，一半以上的偏远地区甚至没有妇科医师，再招募不到新生力量，断层只会更严重。蔡明忠批评，消基会资料引用错误，抹杀台湾医疗人员的努力，造成民众仇医心态，只会加速医护人力短缺的问题，最终受影响的还是民众医疗质量。

 

 

　　台湾妇产科医师高添富说过一句玩笑话，优秀的年轻医师纷纷避开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急诊科，因为“钱少、事多、离监（狱）近”。这五科的医师除了必须承担较高风险、健保给付低、工时过长之外，他们还可能挨打、挨告。

 

　　今年5月，曾在台湾本土剧《台湾龙卷风》中饰演角头老大的艺人陈清达陪母亲到医院急救，到了急诊室后，陈清达认为医护人员动作太慢，不断咆哮，甚至挥拳殴打急诊室医师，造成医师左后脑血肿。

 

　　据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学者统计，台湾医师的“犯罪率世界第一”。他们调查在2000年到2008年间，台湾医师的“有罪率”高达25.6%，平均每38.8天就有一位医师被定罪。相较于台湾，美国百年来却只有一例医疗刑事案件。

 

　　台湾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王皇玉指出，台湾医疗纠纷案件80%都是以“刑事诉讼”方式提出，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以“民事诉讼”来处理医疗纠纷案件，因此造成医师高犯罪率的现象。他解释，台湾病人、家属偏好提出刑事诉讼的原因是成本低、便利性高。从病人和家属的角度而言，若提起民事诉讼，提告人必须聘请律师并担负举证责任，证明医疗行为与病人死伤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时还要缴纳裁判费用，故成本较高；但若以刑事诉讼提告，他们可以请求检察官介入，利用公权力帮助搜集证据及强制处分，造成医师心理压力，还无须缴纳裁判费用，并同时在刑事诉讼中请求附带民事赔偿。

 

　　因此，一旦有医患纠纷，病人、家属都会选择用刑事诉讼解决，造成台湾医师“高犯罪率”的现象。根据“行政院”网站，台湾各地卫生局每年受理600多件医疗纠纷申诉，法院也约有400到500件医疗纠纷诉讼案。有鉴于此，台湾自2012年年底提出“医疗纠纷法”的草案，希望能够有效解决医疗纠纷事件，预计在今年完成立法。

 

　　“医疗纠纷法”草案中明定“强化调解机制”以及“及时补偿制度”，未来台湾医患纠纷将先采取调解方式解决。在调解的过程中，尤其注重病人及其家属的权益，规定医院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病历表，并成立调解小组主动联系病人家属。另一方面也将成立及时补偿金，不过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苏清泉表示，目前争议条文主要为赔偿是否采用无过失补偿，但赔偿金额粗估一年要新台币200亿元新台币（约人民币40元），届时如何负担、负担比例都是难题，也可能有道德风险。

 

　　“医疗纠纷法”看来是台湾医疗改革当中踏出的一小步，但台湾医师过劳、医师短缺、医师出走，甚至整个全民健保体制下的医疗制度问题，至今仍没有清晰的解决方案。若要追究台湾医疗问题，还是得回归到“物美价廉”的全民健保制度。

 

 

　　在1995年之前，台湾只有劳工、农民、军公教人员（公务员）享有健康保险，其他人看病都必须负担相对较高的医疗费用。1995年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之后，每位患者凭着低廉的保费，就能享受专业的医疗资源，全民健保也获得美国、德国等外国媒体的赞扬。

 

　　然而，有了全民健保的保障后，民众看诊需求大量提升，过去看病成本高，一般人小病直接去药店买成药，但有了健保以后，看病成本骤降，不如走一趟医院。随着民众就诊需求变大，医疗开支节节上升，医院乐得享受业务量和收入的大幅提高，而全民健保却面临高债务的危机。

 

　　针对医疗开支过度增长的问题，台湾健康保险局（以下简称“健保局”）在2010年7月引入“健保总额支付制度”来控制财务风险。此制一出，健保局将不再全额给付医疗院所的医疗支出费用，而会在事前划定一个医疗支出费用总额，由各医疗院所分别申请。如果医疗院所申请总额超过原定总额，健保局会按比例打折给付。这个制度虽然延缓全民健保因医疗开支而破产的危机，但却把财务风险交给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