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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牛汉伯伯

时间:2013-11-24 12:31:06  来源:财新网  作者: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44期 出版日期 2013年11月18日
2004年,牛汉(右)、北岛(中)、蔡其矫(左)在北京。作者提供
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44期
 
□ 宝嘉 | 文

  接到牛汉伯伯离世消息的电话是在早晨,一个秋天的早晨。这让我想到他那首著名的诗篇《悼念一棵枫树》:

  “湖边山丘上/那棵最高大的枫树/被伐倒了……”

  牛汉,当代著名诗人、作家、编辑。曾用笔名谷风、牛汀。牛汉是他最常用的笔名,牛是他的母姓。

  我和牛汉伯伯有许多的渊源:我们都姓史;他和夫人吴平解放前在华北大学任教时曾经和我的父母同事,甚至吴平阿姨和我母亲住在同一宿舍;他们的女 儿史佳是我和我哥在铁七小的小学同学、我在师大女附中的中学同学、我表姐黄健怡的中学同班同学;他们的儿子史果也是我和我哥的小学同学、我哥在四中的中学 同学;史果的夫人小曾还是我中学同学的妹妹。因为这些渊源我称牛汉先生为伯伯。

  他在给别人的书上都是题“赠方家”“赠诗友”,而送给我的书上题的是“赠贤侄”。我每次去他家,吴平阿姨都会慈爱地看着我说,越长越像妈妈了。 牛汉伯伯却说,你没有你妈妈好看,你妈妈很漂亮。看我不爱听这句话,伯伯就开心地笑起来,笑得很灿烂。伯伯还多次回忆他和我父母解放前在华北大学时,吴平 阿姨和我妈妈的住地距他和我父亲的住地有数十里之遥,在休息的日子,他会和我父亲一同步行去看自己的爱人。

  牛汉伯伯是忧郁的(诗人总是忧郁的)。他总是皱着眉头,即使在笑的时候。久而久之他的双眉之间有两道深深的纵纹,隆起如山丘,凹陷如沟壑。他还爱叹气,看书的时候说话的时候经常会长长地出一口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口气在身体里不舒服,出来了就舒服了。

  我不懂诗,更不曾静下心来好好读诗。对诗的喜爱与否全凭心在一瞬间的感应。但是对牛汉伯伯的诗我会有感应。我喜爱他那首《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

  “人们/老远老远/一眼就望见了我/满树的枣子/一色青青/只有我一颗通红/红得刺眼/红得伤心⋯⋯我憎恨这悲哀的早熟/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凝结的一滴/受伤的血/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很红很红/但我多么羡慕绿色的青春。”

  这首诗里“红得刺眼,红得伤心”,还有《悼念一棵枫树》里的“清香,落在人的心灵上,比秋雨还要阴冷”“芬芳,使人悲伤”,这种意象的冲突中,我能读出诗人内心的忧郁,也读出我自己的。

  我有时也试着向伯伯请教诗。我曾问起他当代新诗的传统。他说,没有传统,只有艺术。八十年代办《中国》的时候,他为诗歌领域的苏醒和新的生机而 振奋,他说北岛的冷峻、舒婷的至情、江河的浑朴都令他赞叹不已。在前辈诗人当中,牛汉伯伯给了这批年轻诗人最有力的支持和最热情的关怀。北岛、江河、顾 城、芒克、林莽等诗人与他都有着忘年之交。他认为,“这是一群很有见解,很固执,很坚定,很了不起的诗人。”

  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第一、第二期的原稿他全都读过,他是这份著名文学刊物的见证人。他最欣赏北岛。早在“文革”后期,他们的来往就开始了。有一段时间,北岛几乎每周都到他家里,和他谈诗。

  1994年,北岛去国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国,被阻于国门外,扣留在机场。北岛的弟弟振先次日早晨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向我求助。那天是复活 节,11月24日,星期四。接到振先的电话后我做了两件事。先是送儿子去学校,并到哥哥那里对他说,如果发生意外,请他帮我照顾孩子。接着我去牛汉先生那 里,托付他在必要时出面,请文化界的朋友伸出援手。

  我到机场见到振先时,他说北岛已经不在那扇大玻璃门里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一起去机场海关询问。一位穿便衣的人说,他已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你们不用等了。

  这件事让我心里悲愤,好多天不能平静。又过了些日子,牛汉伯伯骑着一辆破旧的28型飞鸽自行车,从东八里庄出发,在寒风中骑了总有十五六公里, 一路打听着道,到东便门家里来看我。车把上挂着硕大的一把香蕉。那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他说的话不多,我牢牢地记住一句: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件事过去已 有二十年,但他的话,连同他那语气和口音我不曾有一日能够忘记。

  2001年12月13日,北岛终于获准回京,抵达的第二天就要我陪他去看望牛汉伯伯。当我们按照约好的时间到达伯伯家楼下时,他已经在严寒中伫立等候。两个高大的男人在风中紧紧地拥抱。史果说,老人听说北岛来了,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从二楼的楼梯下来。

  顺便想起的是,一次刘福春说,北京有两位一直骑车出行的七十岁以上的老诗人,都曾经骑自行车去造访过你。你何其幸也!他说的另一位老诗人是蔡其矫先生。

  牛汉是山西省定襄县人,1923年10月出生在一个有文化背景的农民家庭。祖父是清末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曾经办过报纸。父亲读过中专,在北京 大学旁听过两年,后回乡做教员。喜爱新文学,尤其喜欢周作人和徐志摩。母亲是当地第一批读完高小的女子,口授童年的牛汉背过几十首唐诗。牛汉是蒙古族,据 说,他的远祖忙兀特儿,曾是成吉思汗帐前一员勇猛善战的骁将,当过驻守洛阳管辖豫陕晋交界地区的军事守领,元亡后冒充一位史姓汉族人的家属流亡至山西定 居。1937年平型关战役后,牛汉随父亲逃难到西安,卖过报,学过画。1938年徒步到甘肃天水读国立中学,开始使用“谷风”的笔名写诗。

  1937年9月胡风等在上海创建《七月》杂志,胡风担任主编。《七月》《希望》等杂志的创立以及《七月》丛书的出版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 刊载平台,形成了以艾青、田间、牛汉等诗人为代表的诗人群。因该诗人群的作品大多数在《七月》等杂志上发表,故被称为“七月派”。牛汉是“七月派”的主力 成员之一。

  1942年牛汉发表长诗《鄂尔多斯草原》:“滚滚的黄河/在北中国/寂寞地湍流着/琥珀色的泪浪/像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静静地/躺在草原上”。这首诗被认为是牛汉的第一首诗和成名作,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牛汉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

  牛汉说自己在创作初期受艾青影响很大。他一生都视艾青为老师。在谈到《鄂尔多斯草原》时他说过,“这首诗的情调沉缓,有点像黄昏或深夜骆驼铃的 声音。这种舒缓的情调,有意无意地带着马头琴的韵味。”他说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懂得文艺创作中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写作手法,“我只信 任艾青与田间的诗,反复吟咏他们的诗,觉得跟着他们写下去,总会写出诗来的。艾青仿佛是个拉骆驼的人,昂首阔步,沉着地走在前头,我是一匹骆驼跟着行 进。”诗人郑敏曾说牛汉的诗歌已经远远超过了艾青的水平。此说或许是一家之言,但是牛汉作为一个大诗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1946年,牛汉因参加民主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55年,他因胡风一案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第一个遭到拘捕。

  “文革”一开始,牛汉即被关进“牛棚”。1969年9月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被管制劳动。成天干的是拉车运输等最繁重、最疲累的劳役。 两三年之后,管制放松了些,他成天幽灵般地游荡在干校附近日渐空茫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苏醒了。他重新有了写诗的冲动。他说: “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正是扇动着的翅膀。”他把自己住的屋子取名“汗血斋”,在杂记本上草草 地记下了几十首诗。在最没有诗意的日子,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诗如钟锤一样敲醒了他,提醒了他,他又开始写诗。就在这“汗血斋”里,诞生了他的一些最 具代表性的诗篇。

  绿原回忆道,“记得那时,他拉了一天装载千斤以上的板车,或者扛了一天每袋一百多斤的稻谷,回来总要气咻咻地告诉我,他今天又寻找了,或者发现 了,或者捕捉了一首什么样什么样的诗。”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刻,牛汉写下了《鹰的诞生》《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巨大的根块》《麂子》⋯⋯在《悼念一棵 枫树》中,他写那棵最高大的枫树被伐倒后,“家家的门窗和屋瓦/每棵树,每棵草/每一朵野花/树上的鸟,花上的蜂/湖边停泊的小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 ⋯⋯”枫树飘散出的浓郁的清香,“落在人的心灵上/比秋雨还要阴冷”。他为自己,也为整个一代被迫害、被侮辱的知识分子,唱出了一曲回肠荡气、悲凉慷慨的 悲歌。

  牛汉伯伯说:“我的诗是从我的灵魂里发出来的”;“如果没有诗,在干校那样的环境下,我就活不下去了。”他的这些诗,写得沉痛、激越、高亢,是 诗人生命和人格的外化、对象化,是苦难的升华和诗化,有一种悲壮、崇高的诗美,散发出震撼人心、净化灵魂的艺术魅力。这个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期。

  诗歌之外,牛汉伯伯在上世纪80年代所作的两件编辑工作,也可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一是编《新文学史料》;二是编《中国》。他曾经很自豪地 说,他编的两个刊物只登作家的好作品。编刊不做违心的事。前者为现代文学留下了许多当事人的珍贵回忆;后者仅仅存在了两年,但刊载了许多“先锋派”作者, 譬如北岛、舒婷、杨炼、残雪等的作品。

  这里重点说说《新文学史料》。1978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韦君宜在著名作家楼适夷的建议下,决定由牛汉筹备《新文学史料》。牛汉以其 敏锐的历史意识、郑重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探求历史真相的勇气塑造了这本刊物的品质:以史料说话,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他亲自向萧军、端木蕻良、赵清阁、 骆宾基、沈从文、叶圣陶、朱光潜、施蛰存等人组稿,几乎当时所有重量级作家,包括茅盾、冰心、叶圣陶、丁玲、沈从文⋯⋯都在《新文学史料》发表回忆录。

  可以这么说说,《新文学史料》在历史转折期创刊,以一刊之力,承载起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的重任,为中国文学走出幽闭、褊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有时也会追问牛汉伯伯为什么不写爱情诗。他好像有些窘迫,说自己是个粗人,泥人土性子,写不出细腻的东西。话题一转,说你吴平阿姨是个精致的人儿。那时候吴平阿姨正在生病,经常卧床,伯伯有时会走到她的床前,弯下腰,用充满爱意的眼光看着她。那目光分明就是爱情诗。

  吴平阿姨是美丽的。鹅蛋脸,大眼睛,高鼻梁,浑身散发着高贵的气质。只有鹅蛋形脸庞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高贵气质。她是安徽桐城人。桐城素以“文章 甲天下,冠盖满京华”著称,从明清时期开始,安徽的桐城吴氏不仅人丁兴旺,宗族显贵,而且到近代还产生了清末著名文学家、桐城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 吴汝纶正是吴平阿姨的祖父。他担任过京师大学堂的总学监,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还创办了桐城中学。桐城至今还有吴汝纶公学,已经是省政府、市政府、市教 育局大力支持下创办的一所集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式学校。清代桐城派方苞的后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舒芜曾经在桐城中学就读,与吴平阿姨的祖父和父亲有师生之谊。也许是 因为这个缘由,在胡风案发、牛汉伯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第一个被捕入狱以及被释放之后,舒芜曾经不止一次带着女儿到位于南礼士路的铁道部第二住宅区 的寓所做客,看望牛汉伯伯和家人。牛汉伯伯和吴平阿姨从未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对同乡故旧衍生仇恨冷漠。他们都宽厚而包容。

  牛汉伯伯和吴平阿姨是在西北大学相识的。

  这里需要说几句西北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但与之同时诞生的西北联合大学,命运却大不相同。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9月10日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 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年底南京失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 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次年临汾失守,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同年西北联合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 院、医学院四个学院。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文学家许寿裳、哲学家李达、政治活动家许德珩、罗章龙、翻译家曹靖华、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都曾在西北大学任教。 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原因之一是学校所在地西安、汉中距延安较近,国民党政府担心大学受共产党的影响,故将其拆散,重组为四所专门性学院分而治之。

  另一个原因是为使各分立的学院“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几乎全部北归不同,西北联大的子体除北 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西北五校。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高等学 校区域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演化的重要转折,将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

  牛汉伯伯1943年从甘肃天水五中考入西北大学的外文系学习俄文。他在《我仍在苦苦跋涉》等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城固,正是文理学院的所在地。在西 北大学他通过学习俄文而阅读了多种原文的诗歌。他喜欢普希金、尼古拉索夫、叶塞宁、马雅可夫斯基和茨维塔耶娃。特别是莱蒙托夫的《童僧》,直到晚年仍能背 诵。他说他每天早晨到汉江边大声地用俄语朗诵。

  而吴平阿姨之所以从安徽来到西北求学,是因为她的叔父吴叔侯。吴叔侯,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留学生,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当化验员,因辐射受伤,回国受 聘于西北大学物理系任教。吴平1937年考取安徽大学,因为战争于1943年随叔父到西北大学插班到外文系三年级学英文。一个是来自大西北黄土高原的粗犷 汉子,高粱般挺拔坚硬;一个是长江流域的水乡女子,水一样温婉清澈。两个人就这样相遇。

  牛汉伯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吴平阿姨曾经作为保人营救他出狱。到1955年,牛汉伯伯因为胡风冤案再次被捕,当天晚上,单位和几个公安 部的人,对牛汉的家进行了搜查。吴平阿姨当时在铁道部教育局作秘书,听到公安人员宣布丈夫已被逮捕,要进行搜查的时候,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作 为一个1946年和牛汉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木然地坐在椅子里,让公安人员任意搜查。伯伯被带走了,从此 吴平阿姨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而且受他的牵连在政治上从此不能“进步”。

  牛汉伯伯在经历了人生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后多次说到,“吴平为我受够了苦。”(《致胡风》1979年9月21日)“吴平在文革中几乎被造反派打 死,打了九次,遍体鳞伤,她还是坚贞不屈,没有出卖灵魂,但因此身体弄得非常虚弱。”(《致胡风、梅志》1980年4月7日)牛汉伯伯对吴平阿姨怀着深深 的挚爱和感激,也为自己不能有力地保护妻儿而痛苦。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史佳姐姐说,她曾经听到夜半时分父亲一个人在恸哭。

  在我的书柜里有一帧牛汉伯伯的题字:“谢谢我的骨头,谢谢我的诗,谢天谢地!”这是他八十二岁时为我写的。

  1996年8月,在日本前桥市第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开幕式的发言里,牛汉曾经为加拿大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的这样一行诗流下热泪:“我是一个 瘦骨嶙峋的女孩/有美丽的骨头”。然后他说:“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难的重量”。

  他甚至把骨头和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称为自己的“感觉器官”,“它们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着异常坚定不泯的记忆”;“我只能用伤疤的敏感去感觉 世界”,“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他还企望,自己和诗总是不歇地向梦游中看见的美妙远景奔跑,“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我也曾为 他的这篇发言流下热泪。

  牛汉伯伯是一位用生命拥抱生活、拥抱诗的诗人。在他那里,人和诗,根本不能分离、割裂开来。他说过,“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同体共生。”“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诗,就是他的第二生命。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对于牛汉伯伯来讲,再也恰当不过了。

  在这篇不成文的文章即将收尾的头一天夜里,我梦见了牛汉伯伯、吴平阿姨、蔡老,还有我不认识但又似曾相识的人,他们眉宇开朗,目光清澈,步履轻盈,带着美丽的微笑。每个人都通体透明,发着晶莹柔和的光。

  那真是一个让人忘却悲伤的梦!■

  作者为作家

牛汉诗选

 改不掉的习惯

  聂鲁达伤心地讲过

  有一个多年遭难的诗人

  改不了许多悲伤的习惯——

  出门时

  常常忘记带钥匙

  多少年

  他没有自己的门

  睡觉时

  常常忘记关灯

  多少年他没有摸过开关

  夜里总睡在燥热的灯光下

  遇到朋友

  常常想不到伸出自己的手

  多少年

  他没有握过别人的手

  他想写的诗

  总忘记写在稿纸上

  多少年来他没有纸没有笔

  每一行诗

  只默默地

  刻记在心里

  我认识这个诗人

 半棵树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版面编辑:邱祺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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