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野航 | 评论(0) | 标签:感悟随笔

这是一个“左派”的独白，我不知道其思想是否可以被装进“左派”这个框框，也难以判断其观点的正误。但我觉得，持有其想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而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以下是他的言论：

“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时下称之为‘左派’的人，我没有受过来自他们的一丝一毫的影响，并且，在很多问题上我并不赞同他们，但我感到我在思想上越来越左倾了。

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左倾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态度。简单地说，左倾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当你看到生活中那些个邪恶 的、不公平、不正当的现象，就会自然生起愤怒的情绪。不止于此，即使能从中获利，你也不会参与到那邪恶的、不公平、不正当的事情中去，因为，你摆不平你的 灵魂。从灵魂深处，你就和那些个邪恶的、不公平、不正当的人和事格格不入。你可能会选择去和它们作斗争，你可能选择回避与不合作。但无论如何，你不可能和 它们和谐相处，因为，你的‘灵’和它们的‘灵’是敌对的。

就此种意义上说，网上常见的那种左右派意见之争之争可谓无谓之极。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具体社会制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表现出它积极的一面，也会表现出它衰败乃至邪恶的一面。任何一种被认为最不坏的 社会制度在历史上也有它最坏的时候。讨论一种静态的、抽象的社会制度之好坏没有意义，在运动着的历史中它何以兴衰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些为抽象而静态的社会 制度之设计好坏而争执不休的人是肤浅的人，他们的争论排出了复杂的、动态的历史性因素对某种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他们更看不到隐藏在不同社会制度背后的 作为时代精神的不可捉摸的‘灵’、也就是所谓‘现代性’之‘灵’。

作为‘左派’，我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无神论者。相反，我 相信，在‘共产主义’的背后，就有着一尊‘神’。我理解的‘神’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就像是一种信息、散布在超乎个人以外的空气中。收音机是不能自己发出 信息的，它们不过是信号台发出的信息的传声筒而已。人们总会像收音机一样持有某种思想、发出某种声音。但这些声音并不来自他们自己，而是来自被马克思称之 为‘类’的东西。‘类’需要个人做载体，但‘类’又驾临于个人之上。‘类’就是‘原型’、‘类’就是命运、‘类’就是上帝。人类今天的痛苦，就来源于作为 ‘类’的存在特性的分裂，人类今天无比深切地体验着这一分裂带来痛苦。因而人类的解放，就是其作为‘类’的存在本质解放、整合与实现。‘类’绝不是我们通 常理解的国家和集体，它更加抽象，更加形而上。这是一个关乎人类的存在本质的问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误入歧途，就在于用国家和集体的相对的历史 性需要去偷换、僭夺人作为‘类’的存在本质的需要。

‘类’的内在分裂是因人类的现代化过程而展开的，就像电台发送的‘信 号’，它加诸于整个人类的身上。类’的内在分裂把人类整体性地从‘人’的殿堂驱赶到了‘物’的‘猪圈’里。让人类沦为了他所一手创造的物质客体的奴仆。物 质客体越来越强大，而人却越来越瘦弱与空洞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物质客体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也大规模地制造着人类之间的争夺与仇恨，而在这场最 大规模的物欲争夺战中，太多的民族与国家成了牺牲品。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不幸讨一个说法。众所周知，现代化过程这个‘信号’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不全是福音。西 方为之付出了世界大战的代价，而东方则面临着既要进入这个过程又试图避免它的代价的尝试。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国家主体都尝试在自身的历史文化处境中去回应 这个‘信号’，东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作为现代化过程的落败者，它苏联的崛起中看到了快速进入现代化过程又最大限度避免它的代价的出 路。正如我们所知，进入现代化的过程而避免其惨痛代价的试图不容乐观。

共产主义是一个阐释系统，它试图从某一个角度去阐释现 代性并提出一种回应方式。进入到具体的地缘政治处境中，它将被不同的历史处境中政治文化主体赋予全然不同的重新加以阐释。因此上，全然自我统一的‘共产主 义’的概念是不存在的，西方人理解的‘共产主义’与东方人借用的‘共产主义’不能完全等同。

在尼泊尔，我看见一座小小的神庙 里供奉着交叉的铁锤与镰刀的标志。我知道，这个共产主义阵营所通用的党徽对于这一地区的‘毛派游击队’而言就是他们的‘神’。藏在这个标志后面的‘神’对 这一地带的穷人而言无比真实，祂为这一地带的遭受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的穷人们提供着生活的动力与行动的意义。在穷人们的期盼中，世界必须为它的不义给出说 法。对于扛着画有铁锤与镰刀的标志起来战斗的印度、尼泊尔穷人而言，击打这世界的不义的是印度教的神、还是拿起武器的无产阶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世 界的不义是根深蒂固难以克服的话，那么，它遭到击打就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就是神意。

藏在这个党徽后面的‘神’曾经也为受苦 受难的中国人提供着生活的动力与行动的意义。只是，这个‘神’一旦从价值取向的形上世界跌落到成败利钝的功利世界，就会面临着一种悖论的处境———它成功 地打击了这世界的不义，却也肩负着将国家带入现代化过程的使命。而现代性本身却隐藏着巨大的不义。它的第二个使命实际上是在消解、颠覆它的第一个使命。同 一个‘神’怎么能做自相矛盾的事情呢？当第二个使命显出一定的成效的时候，肩负着第一个使命的那个铁锤与镰刀之‘神’也就睡去了。而中国的现代化也就被交 在了不义的手上。

现在很多右倾的中国人更喜欢在‘问题’的层面上说事、而不喜欢在‘主义’（或‘义’）的层面上说事。他们认 为有一种来自当代西方的更不坏的现成的社会制度，叫做‘宪政’。中国只需要‘下载’就行了。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新酒’要用‘普世价值’的‘新皮袋’来 装，而东方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设计的现代化进程的‘旧酒’已经装不进‘普世价值’的‘新皮袋’了。不可否认，‘宪政’在某种情形下的确是一个比较结实 的‘新皮袋’，在‘器’的层面上，它的确是一种最不坏的设计。但问题是，更结实的‘新皮袋’能保证的只是‘酒’不会漏、却不保证里面装的是什么。‘宪政’ 只保证‘程序’的‘正义’，管不了整个现代性的不义。诚然，我们需要结实的‘新皮袋’来装‘新酒’，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可以对那‘新酒’是否整体上有 毒不闻不问。

中国的浮在水面的左右之争实际上消解了真正的左右之争，他们只是在‘使用什么样的皮袋来装酒’的问题上争来争 去，只在‘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更好’的问题上争来争去，却不可饶恕地忽视了人类所接受的整个现代性设计是否正当的问题。而实际上，即使敌对的意识形态，本质 上都不过是人类所不假思索地接受的整个现代性设计的拥趸、对整个现代性设计的正当性都缺乏批判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左右派其实是一伙人。

我之所以选择一种‘左倾’的立场，乃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被人类当作理所当然来接受的所谓‘现代性’是‘有毒’的，是不义的。因为它让人类异化为资本与物质的奴隶、它极大地伤害了人类作为整体的‘类’的存在本质。而这是必须要声讨和反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