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远山




    8 月26日，经过五天的唇枪舌剑，“薄熙来案”的庭审终于落幕。此前他几乎推翻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最后一天的庭审中，他针对“滥用职权”造成“王立军逃馆事 件”的指控不予认可，他在自辨中称谷开来和王立军如胶似漆，对他言听计从。他侵害了我的家庭。侵害了我的基本感情，这才是他真正叛逃的原因。我一巴掌把他 打跑，我有错误，但是一个巴掌就打出一个叛徒来也不容易。而薄熙来在最后陈述中称，深感治家无方，给国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由此可能看出，薄在五天的庭审 中一直坚守着“道德高地”，尽管在别人看来他的道德谎言已经破产。

    薄熙来的自辨俨然是一篇催人泪下的“道德文章”，其中有这么一 段：“我可以给大家讲，我现在穿的夹克，我柜子里放的西服，还是大连新金县乡镇企业生产的，我本人对穿戴没什么兴趣，我现在穿的棉毛裤，还是我母亲60年 代给我买回的。”其实他所谓的“大连新金县”早已经成了年总产值超过200亿元的“中国西装名城”，生产中国高级男装品牌的“大杨创世集团”就在这里。当 然，我这里并非否认薄可能很朴素，但朴素确实与擅权滥法贪污受贿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只要不违反规则，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本是被告人 法定的权利，但不能为了抢占道德制高点而侮辱他人的人格，这应该是为自己辩护的“伦理底限”，如果突破了这个底限，那么往往会适得其反，而薄熙来确实犯了 这个大忌。在庭审过程中，薄熙来指王立军品质恶劣，关某某道德败坏，谷开来是疯子，唐肖林出卖灵魂，王正刚是倒打一耙。总之，在他的眼中几乎没有一个君 子，都是委琐的小人和不正常的疯子。

    这种做法当然会得到法庭的抵制，在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就明确指出：“被告人对关键证人唐肖 林，王立军，王正刚，薄谷开来，不惜用低毁这些人人格的意见来否认证言。但这些人中，有的是被告人妻子，有的是被告人的同事，有的是被告人的下属，且这些 人都没有陷害被告人的主观动机。”但尽管法庭对其进行了抵制，但这种努力未必不会为自己占领道德高地加分，因为公众毕竟都是置身事外的，何况我们的司法公 信力和社会透明度难以恭维呢？

    为什么薄熙来在庭审中要打“道德牌”？有人认为他仍然存在不被制裁的幻想，根据是在26日庭审中， 薄熙来在自辩中称公诉方不断引用纪委调查时他的《自白书》作为证据不能成立，他强调做出《自白书》是因为当时心中仍有一个希望，就是“保留党籍，保留政治 生命。”这就有点侮辱薄的智力了，其实纪委调查的确实不应该成为法庭上的证据，这可能也是他向纪委坦白的原因，但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如果薄还认为能 够“保留党籍，保留政治生命”，那也太小看了薄熙来了。

    其实，薄熙来之所以要打“道德牌”，不过是在为自己制造悲情，并试图让人 们相信他的“重庆模式”并非大忽悠，而是一种政治理想和追求，让人们的关注点从贪污腐败和擅权滥法上转移出来，从而稳定“粉丝”队伍，这可能才是他的打 “道德牌”的真正目的。但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呈堂证供，那么在苦心孤诣营造的道德谎言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孤注一掷不惜突破“伦理底限”，而策略 就是将别人都打入冷宫，自己在舆论上重新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如果观察一下薄熙来的从政风格，我们会发现他不仅践踏法律为所欲为， 而且还藐视人权独断专行，他治下的重庆俨然他的“家天下”，官员们也成了他的家奴被呼来喝去。如果一个官员头上没有“星空”，心中没有“律令”，那么所谓 的人民也不过是他的政治实验品。在一个民主法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时代，如果居然有人试图去捧专制主义者的“臭脚”，那他迟早会沦为独裁者的夜壶。

    我 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国家是官僚与官僚机构的集合，国家的官僚机构与道德权威是互相排斥的。当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一旦获得道德权威，那么道德的标准 就会被政治权力所扭曲。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总是企图凭借政治权力把其所认定的道德标准强加给社会。而这样的掌权者奉行的一定是对自己一套对他人另一套的双重 标准。

    从薄的作派上看，他在道德上俨然也是“双重标准”。 2011年3月1日，重庆市召开“白求恩精神示范医院”“雷锋式班集体”“雷锋式学生”命名表彰大会，薄即席背诵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要求大家要向白 求恩和雷锋学习，提出“人一定要有精气神，要有高尚的追求。”那么今天的薄熙来确实让人大跌眼镜，此刻不由让人想到了“满口道德文章，一肚子男盗女娼”这 句俗语。

    我们发现，尽管薄已经站在被告席上，但他却无时不忘对自己进行道德包装。不仅如此，他仍然没有放下道德评判家的架子，不 是这个品质恶劣，就是那个道德败坏，只是他抛出的这个“风花雪月的故事”是否存在还有待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只是构成他罪状的一小部分，并不能扭转案 件的大局，但极可能为他增加一点“悲情”。尽管如此，要想做“精神领袖”也没有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