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澳大利亚人朱利安•阿桑奇活得仿佛一个无 根的“幽灵”。他因大量揭露各国政府和企业的黑暗内幕，而成为不少国家（特别是美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要犯，其命运自始定下了颠沛流离的基调。但“幽 灵”的身份，更是一种天涯无垠任我行的人生姿态。在2011年出版的自传中，阿桑奇主张当现实世界被以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等人为壁垒划分得支离破 碎而又乌烟瘴气的时候，虚拟世界——网络——应该被打造成一个无审查、无遮掩、无谎言的新世界，以点燃“对权势讲真话”的自由精神火炬。

话说回来，《阿桑奇自传》与其说是一本“自传”，倒不如说是一本“自辩”，阿桑奇想藉此反驳那些针对其反美意识形态、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公共 安全、捞取政治资本，以及双重强奸等实有或莫须有罪名的指控。但笔者认为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以道德名义污名化、妖魔化是这个时代政治斗争惯用的伎 俩。换句话说，即使上述指控统统成立，也不妨碍阿桑奇在自传中表达“盛世危言”（民主自由在西方全面开花的“盛世”）的诚意，就如四个世纪以前弗兰西斯• 培根遭遇腐败弹劾但并不抹杀他在哲学和科学上的贡献。

阿桑奇所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朴素的17－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心声：“很多现代国家都已经忘记，它们的建国基础正是启蒙运动的原则，即知 识是自由的保障，国家没有权力随意赐予正义，正义不是权力的施舍。实际上，正义若得以维系，是对权力的约束，我们只有确保政治永远不能完全控制信息，才能 保护人民大众。”继而，他援引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话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表层政府的后面有一个隐形政府，不忠于人民，也不为人民负责。摧毁隐 形政府，斩断腐朽商界和腐朽政界之间的邪恶纽带，是政治家的首要任务。”

因此，阿桑奇被批为“煽风点火”、“四处捣乱”、“危及安全”、“颠覆世界”，等等，我们便不禁要问：这是煽谁的风，点谁的火，捣谁的乱，危 及谁的安全、颠覆谁的世界？尽管不无激进，但我们还是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关于“正义”、“安全”、“公平”、“秩序”、“爱国主义”等概念及其含义的表 述，远未尘埃落定，关于其阐释权的争夺也从未也不应该止息。当然，阿桑奇不是政治家而是媒体人，不过，正是后者而非前者，在上述概念的阐释权争夺和“摧毁 隐形政府”的事业上厥功甚伟。

但阿桑奇拒绝寄身传统媒体以实现他的理念。从书中的表述来看，他对传统媒体所抱持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他将之定义为“第四权”，在描 述驱使其创办“维基解密”的动机时他这样写道：“让媒体为观察者负责，让政府机构能够被观察，打破政府和与之沆瀣一气的第四权对信息的垄断……还要有一种 新的、能够让行动者诚实可信的模式，因此维基解密才需要主流媒体参与信息发布，为了实现正义而努力”。

阿桑奇注意到了“第四权”对信息的垄断，却难料原本“诚实可信”的“主流媒体”也可能与政府沆瀣一气，其合流自然有难言之隐（受时局、发行、 政治压力等影响，更有其“自我审查”的偏向性立场），但结果却很坏。他抨击众多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对美军屠杀平民事件文过饰非，“目的就是让谎言听 起来真实，让谋杀听起来体面高尚，给虚无缥缈的谎言披上真相的外衣”，不由让人想起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报道伊斯兰》和香港女记者张翠容的《中东现 场》中关于美国媒体、政府和学术界勾连合谋的描述。此外，阿桑奇还揭露了传统媒体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它们如何采取一种“战略性退缩政策”：送死你去，我则 “忠实”报道你如何送死。阿桑奇说《纽约时报》不敢出头而只躲在“异端”（指维基解密）后面“反映”别人报道的做法，好比“一边躲在坏孩子的身后，一边还 对从学校小吃店里抢来的赃物嗤之以鼻”，其伪善由此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阿桑奇对国家（权力）与媒体（宣传）之间关系的思考，来源于其少年时代的经历。他自幼生活在澳大利亚偏远地方，与家人一同过着吉普 赛人一样的流浪生涯，所邂逅的尽是些“奇形怪状”。其中有一位是邪教成员，该邪教从狂热信徒的崇拜中吸金自肥，并通过“审查、掩盖和启示”来控制人的思 想，而一旦有人揭发，则动用所有人脉关系和金钱网络来监控和封杀。与该邪教组织的斗争使阿桑奇第一次认识到政治和经济权力如何以言论自由的方式实现对言论 自由的压制，换句话说，在体制内实现自由不啻痴人说梦，“在一个充满了遮掩、秘密和谎言的世界中，正义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利是无法实现的。”要打破这个僵 局，则必须实现对信息的控制，“正是知情权诞生出话语权，将两者放在一起，可以统称为知识沟通交流的权利。”

当然，站在局外人的视角，笔者并不以为光靠“知情权+话语权”就能打造变革社会的利器，阿桑奇自身的经验也证实网络工具有其局限性，特别是， 技术型黑客（当然还有披着各种外套的公知）受雇企业和政府使得网络工具的归属仍是一场不知结果的拉锯战。不过，看一看阿桑奇的阅读书目，则会让我们了解到 阿桑奇之为阿桑奇的由来。在数学、量子物理学、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之外，还有卡夫卡、库斯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而在自传中，阿桑奇还大量引用了 奥威尔。显然，这一伙了不起的作者，打造了一个了不起的网络自由主义者。